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意味深长，借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种树者郭橐驼的种树之道来比喻居官之理，讽刺了那些根本不懂生产，不懂如何治理政事的官吏，尖锐地指出他们只会烦苛政令，干扰人民。同时，还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刻同情，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居官之理应该顺应社会的自然规律，不要做戕害事物本性的蠢事。
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这样说：
郭橐驼，不知道原先叫什么名字，他因病而后背隆起，俯伏身子走路，有点像骆驼的样子，所以乡里人称他为“橐驼”。他听到后说：
“很好，这样叫我正好合适。”于是，就舍弃他的本名，也自称“橐驼”了。
橐驼的家乡在丰乐乡，在长安城的西面。他以种树为职业，长安城里有钱有势的人家为观赏游玩以及那些卖果子的人，都争着把他接到家中去。
请橐驼种树，他种的树没有不活的，并且高大茂盛，果实结得又早又多。
别的种树人虽然偷看模仿，却没人能赶得上他。
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郭橐驼并不是能使树木活得好而且繁茂，只不过顺应树木自然生长的规律，充分发展它的本性罢了。大凡种树的规律，树根要舒展，培土要均匀，移时要旧土，捣土要细密踏实。
这样做了以后，就不要去动它，离开后不要再去管它。栽种时要像爱护自己的子女，栽完后把它搁在一边，这样树木的生长规律就得到保全，而本性也就能得以发展。所以我只是不妨害它生长罢了，并不是有什么法子使它的果实结得又早又多。
“别的种树人就不是这样，树根缠在一起，移栽又总换上新土，培土不是过多就是不够。如能不这样做的，却又对树木爱得过于殷切，担心得过头。早晨晚上，走开了还要回头看看。更严重的，用指甲抓破树皮看树的死活，摇动树木来察看树根的松或紧，这样，树的本性就一天天丧失了。虽说是爱树，其实是害了树；虽说是担心，实是树的仇敌。所以比不上我啊，我又能做什么呢？”
问的人说：“把您种树的道理，移用到当官的治民上，是否可以呢？”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而已，治民，不是我的职业。但是我住在乡里，看到那些当官的繁琐地发布命令，好像是爱护百姓，结果却因此给人民带来灾难。每天早晚，差吏来喊：“上官有令，督促你们耕田，劝你们播种，督促你们收割。早点抽好你的丝，早早地织好你的线。乳好你的孩子，喂好你的鸡和猪。”一会又敲鼓把百姓聚集起来，一会儿又敲木梆把百姓召来，我们小百姓停止做饭、吃饭去接待差吏，尚且没有闲空，又怎能使我们发展生产和使生活安定呢？所以都困顿而且疲惫。
像这样，与种树那同行，也许有相似之处吧。”
问的人感叹地说：“这不说得很好吗？我问养树的事，却得到了养民的办法。”
柳宗元既是唐代的大文学家，又是一位极有见地的思想家，他的许多政治主张在今天看来还都是很有教益的。他主张应该实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反对苛刻繁复的政令，揭露了当时“长人者好烦其令”的社会弊端。
文章用种树来比喻治民，用“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类比治民要“顺民之天以致民之性”，用种树“其莳也若子”类比做官要爱护老百姓，用种树要“其置也若弃”类比治民要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用“忧之太勤”类比“长人者好烦其令”的道理。
在许多方面都构成了对比。这一系列对比，将种树过程中的是与非、正与误、利与弊都衬托得十分清晰。文中写“他植者”种树的两种错误态度时，详写“爱之太殷，忧之太勤”方面，这是为了与文中的“长人者好烦其令”
的社会弊端相对应，揭示出“过犹不及”的治国治民的道理。
知人善用
知人是治理天下的关键，也是每一位领导者的头等大事。人非圣贤，谁又有能力从事各种行业，懂得各种道理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职务；汉高祖刘邦谈论功臣，认为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各有长短。何况一般人还不能和这些人相比，又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
刘邵的《人物志》中对不同个性的人具有的长处和短处作了论述说：
性格刚强、粗犷的人，不善于处理细节，所以他们总的说来有雄才大略，却又有不拘小节、粗心大意的弊病；太严厉的人，缺乏灵活性，他们在依法办事上严格公正，但说到变通却格格不入；宽宏大量的人，不够敏捷，他们为人宽厚周全，可谓仁至义尽，但在抓紧时机办事上却行动迟缓，跟不上要求；喜欢与众不同的人，追求超凡脱俗，标新立异，他们如果运用权谋会显得卓异出众，而致力于清静无为之道，则会违背常理、不切实际。
其实，不仅人有长短，任何一个政策和制度也皆有长有短。王道德化的政策，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不切实际；讲究谋略的政策，适合于治理充满危难的乱世，用来治理太平时期就不会有很大的效果；矫枉过正的政策，适合于治理奢侈浪费的风气，用来治理贪污腐败，则会使国家遭到破坏；公正严厉的政策，适用于打击朝廷中的邪恶势力，用来治理边疆，就容易失去民众；威严猛烈的政策，适合于讨伐叛乱，用来治理善良的老百姓就成为暴政了；注重工艺技能的政策，适宜于治理经济发达的时期，用来治理贫穷的时期，则会劳民伤财，使老百姓陷于困境。
以上列举的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任何人和任何政策，都各有特长，又各有局限性。
从前伊尹负责修筑宫殿时，让身强力壮的人来背土，让瞎了一只眼但又能看见的人来推车，让驼背的人来抹墙……让各种人做适宜他们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优势都得到了充分发挥。管仲对齐桓公说：“熟悉揖让、进退等各种礼仪，我不如隰朋，请任用他为大行；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任用他为司田；指挥大队人马作战，一声令下，使三军将士视死如归，勇往直前，我不如王子城父，请任用他为大司马；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杀无辜之人，不冤枉无罪之人，我不如宾胥无，请任用他为大理；敢于犯颜直谏，不怕生命危险，不贪图荣华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任用他为大谏。您如果想要富国强兵，有这五个人在就可以了。如果想要成就霸业，有我管仲在就可以了。”黄石公说：“要善于使用聪明的人、勇敢的人、贪婪的人、愚蠢的人。聪明的人喜欢立功，勇敢的人喜欢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贪婪的人决心获取利益，愚蠢的人不怕死。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是用兵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说明，任何才能都有长处和短处。北方的胡人熟悉骑马，南方的越人熟悉驾船。形式和种类各不相同，相互换过来去做各自不熟悉的事，就不行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不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难道是忠厚的人？苏秦难道是守信用的人？
但陈平为奠定汉王朝基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苏秦帮助弱小的燕国收复了失地，这是用其所长的结果。”
由此看来，让韩信去皓道穷经，让董仲舒去横刀立马，让于公去游说四方，让陆贾去执法办案，他们一定不会有以前那样大的功勋，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显赫的名声。所以，“用人所长”的道理，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人桓范说：“帝王用人，是根据时代的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
争夺天下的时候，首先要任用富有谋略的人，夺取天下以后，首先要任用忠臣义士。晋文公重耳夺取政权前按舅舅狐偃咎犯的计谋行事，夺取政权后奖赏雍季的忠言。汉高祖刘邦争夺天下的时候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却把自己死后巩固政权的事托付给了周勃。”古语说：“和平年代，德高望重的人地位尊贵；战乱时期，功劳多的人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修身养性，却不适合应付危难；商鞅善于进行法治，却不适合施行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却不适合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却不适合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却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尾生的优点是守信用，却不适合应变；前秦王嘉善于与英明的君主相处，却不适合侍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却不会笼络人才。”这就是用人之所长的韬略。
我们想讲一个故事来评论上面的话。春秋战国时期，燕王对苏代说：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说谎话的人。”苏代说，让我来给您举个例子说：
“周地看不起媒人，因为她两面说好话。到男方家说女子长得漂亮，到女家又说男家有钱。然而周地没有自行娶妻的习惯。如果年轻的女子没有媒人作介绍，即使老了也还是嫁不出去，如果不通过媒人而自己到处夸耀，也会困在家里嫁不出去。要想顺从当地的习俗而不使自己的女儿困在家中，只有靠媒人才行。国家的事情也是一样，不靠权术就无法立足，不靠势力就难以成功。而能让人坐享其成的，只有说谎话了。”燕王说：
“您说得真是太好了！”
看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人，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样的人，实在是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
天时、地利、人和决定成败
成吉思汗像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天时、地利、人和”被认为是决定事情成败的三个关键因素，即使在今天，如果能用正确的观点看待，也是极有道理的。所谓“天时”，就是社会诸种条件的集合，是事物发展的总趋势，谁能利用好这一趋势，谁就能获得成功。所谓“地利”，应该理解为当事人所处的具体位置，这一点决定了当事人采取行动的具体方式、方法和时间。所谓“人和”，指的是人际关系，尤指能否得人心。在这三条当中，“地利”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去改进或是获取，“人心”也可以通过努力结纳、招揽，唯有“天时”最为难得，不仅平时难见，甚至百年不得一遇，用千载难逢去形容，有时亦不为过，况且一旦到来，天下英雄豪杰争之抢之者不知有多少，所以，三者之中，“天时”最为重要。
同得“天时”，占“地利”者胜；同得“天时”、“地利”，占“人和”者胜。这就是天时虽降于每一个人的身上，而成功者却极少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查一查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几位开国皇帝，哪一位不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呢？元世祖忽必烈可以说是一位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君主，是一位智勇超人、顺世应时的开国皇帝。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其中一些民族的悍勇，至今想来，犹令人惊叹不已。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后，正值西夏衰落，金朝腐败之时，可以说得尽了“天时”，又加上他的雄才大略，蒙古军的铁蹄踏灭了西夏，如狂风骤雨般直扫欧洲大陆。今日想见其威风，还会使人觉得振奋不已。
成吉思汗为他的子孙留下了一片大好的基业。成吉思汗生有四子，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成吉思汗死后，经历了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之后，才传到忽必烈手中。在公元1241（宋淳祐十一年）年至1251（宋淳祐十一年）年之间，蒙古国政事混乱，百姓蒙受荼毒。自窝阔台死后，皇后乃马真摄政，但下属诸官不愿受她节制，公元1246年（宋淳祐六年），窝阔台长子贵由即位，但不久又死于“西巡”的途中。在此之后，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系诸王和三子窝阔台系诸王激烈争夺汗位，以至使大蒙古国“三岁无君”，直到公元1251年（宋淳祐二年），拖雷长子蒙哥才继承了汗位，从此，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到了拖雷系的手中。作为拖雷的次子，忽必烈就在哥哥蒙哥汗的统治下度过了一个潜藩时期。
忽必烈的母亲深通汉族文化，因此，忽必烈受母亲的影响很深，自小就对汉族文化极感兴趣，步入青年时期，他就“思大有为于天下”了。
公元1242年，忽必烈曾把一位著名的禅师叫到他的官邸，他不问佛禅，却问治国之道。他说：“佛法中亦有安天下之法吗？”
禅师答道：“欲寻治国安邦之道，应当去寻找天下的大贤硕儒，佛门之中虽有这样的人才，但不能尽如人意。”他把弟子刘秉忠推荐给了忽必烈，刘秉忠才、学、识具备，深得忽必烈的欢心。不久，忽必烈又从附近访求到了名儒赵璧，向他虚心学习。由此可见，忽必烈在青年时期就已向往中原的文治了。这为他以后成为一个政治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拖雷生有四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在这四子中，唯有忽必烈的才干最为突出。当时，蒙古人虽占领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但“汉地不治”，很难成为蒙古军东征西伐的稳固的后方根据地，蒙哥虽做了大汗，他对忽必烈的才能也不得不承认，于是，在公元1251年（宋淳祐十一年）6月，蒙哥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的军国庶事，忽必烈听了，极为高兴，因这么一来，他就可以龙归大海，虎上深山了，他当即就要欢宴群臣，大加庆贺，但他的幕僚中有一个名叫姚枢的名儒，劝他韬光养晦，不要喜行于色，锋芒太露，忽必烈悚然一惊，当即取消了大宴群臣的打算。
公元1252年（宋淳祐十二年），他把藩府移到了桓州（今内蒙正蓝旗）一带，在那里开设了幕府，到处寻访有治国安邦之才的汉族知识分子，经过相当的努力，忽必烈终于建立起了一个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为主的顾问团。在这期间，忽必烈在各地设立安抚司等机构，“选人以任职，颁俸以养廉，去污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做了许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事，减轻了这些地区的农民负担，这些政策，对全国占领过的地区来说，尤显得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