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朝的多位帝王之所以屡屡在高丽这个东夷小国折戟沉沙，并不仅仅是因为高丽的城墙特别坚固，而主要是因为高丽君臣能够团结一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而今日，平壤虽然依旧拥有坚固的城墙，但是此刻的高丽君臣显然已经失去了拒敌的勇气和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这样一座貌似坚固的堡垒，到头来也就避免不了从内部被攻破的命运。
当唐帝国的东征大军围攻平壤一个月后，有一个人的意志就彻底垮了。
他就是现任的高丽国王高藏。
作为一个长期大权旁落的君主，高藏捍卫国土的信念和责任感显然比较匮乏，起码比权臣渊男建匮乏得多，所以他的意志率先垮掉，说起来也是情理中事。他携渊男建的弟弟渊男产以及高丽朝廷的各级文武官员共九十八人，趁渊男建不备，偷偷缒下城墙，手举白幡归降了唐军。
国王亲自带着文武百官投降唐军，这对平壤守军的士气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渊男建暴跳如雷，但他仍然闭门坚守，准备顽抗到底。
随后的日子，困兽犹斗的渊男建屡次出兵反攻唐军，可这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
高丽军队的反击屡屡被唐军挫败，平壤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在此危急的时刻，又有一个人背叛了渊男建，从而敲响了高丽的丧钟。
这是一个武僧，名叫信诚，是渊男建的心腹，手中握有平壤守军的指挥权。他意识到高丽大势已去，再负隅顽抗也无法挽回败局，于是秘密派人与李勣接洽，表示愿意充当内应，投降唐军。
总章元年九月十二日，信诚忽然打开城门，唐军随即蜂拥而入。李勣命士兵攀上城墙，插上唐军旗帜，擂鼓呐喊，并且焚烧城墙四周的各个城楼，平壤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听着惊天动地的喊杀声，看着到处燃烧的熊熊火焰，渊男建彻底绝望了。
他拔出佩剑，狠狠刺进了自己的胸膛。
这一天，平壤陷落，立国长达七百零五年的高丽王国宣告灭亡。
城破的这一刻，渊男建不愧是一个武士，把最后一剑勇敢地刺向了自己。
可他下手还不够狠，所以没有死，结果还是成了唐军的俘虏。与他同时被俘的，还有流亡高丽的百济国王扶余丰。
十二月，李勣押着高丽的这些高级战俘班师回国，朝廷为远征军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凯旋仪式，高宗李治在大明宫含元殿接受李勣献俘。同时，上至主帅李勣，下至普通将士，全部依照功劳大小给予相应的封赏。
对待高丽的这些战俘，唐朝采取了一贯的宽大原则，除了将首恶渊男建流放黔州、将百济国王扶余丰流放岭南之外，其他人全部赦免，并且授予了他们相应官职。高藏被封为司平太常伯，渊男产被封为司宰少卿，信诚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此外，最早归附唐朝的渊男生也被封为右卫大将军。
随后，唐朝将高丽划分为九个都督府、四十二个州、一百个县，同时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统一管辖。各都督、刺史、县令的职位由一部分有功的高丽旧将出任，另外也配备了一部分中国官员协同治理。薛仁贵由于在此次东征中战功卓著，被擢升为右威卫大将军，并出任安东都护，率两万人马镇守。
高丽战争的胜利是来之不易的。
隋唐两朝、四代帝王都曾经为了征服高丽而倾注了大量心血——隋文帝杨坚于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发动三十万大军征讨高丽，结果未及踏上高丽国土就遭遇天灾和疾病，导致士兵死亡十之八九；隋炀帝杨广更是因为三征高丽而耗尽国力，引发了国内风起云涌的全面叛乱，最终葬送了隋朝江山；天纵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一生中最大的失败，也是因为在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亲征高丽，此次失败的亲征不但拖垮了他的身体，而且沉重打击了他的精神，使他在短短几年后就抱憾而终、赍志而殁；直到唐高宗李治的时代，即便他继承了贞观时代强大的国力和丰厚的人才资本，可还是在龙朔二年第一次东征高丽时遭遇了失败，并因此几乎放弃对整个朝鲜半岛的经略。如此种种，足以证明高丽人确实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坚韧与顽强。
作为朝鲜半岛上的蕞尔小国，高丽屡屡横挑强邻，频频遭到大军征伐，却一次又一次以弱胜强，在当时周边国家无不被唐帝国一一征服的情况下，唯独它始终屹立不倒，诚可谓绝无仅有，亦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如果不是渊盖苏文之死以及后来他三个儿子为了争夺权力而爆发内讧，唐帝国征服高丽的时间表，也许还要被大大推迟。
然而，无论如何，立国长达七百余年的高丽王国还是在大唐帝国的强力打击之下彻底覆灭了。
平定高丽，标志着唐王朝的军事扩张达到了一个巅峰，大唐的版图也至此臻于极盛。
然而，月圆则亏、水满则溢，盛极而衰往往是世间万物的常理。
自从征服高丽之后，唐初的军事制度府兵制就开始逐渐瓦解，国人和士兵的厌战情绪日益滋长蔓延，同时由于元勋名将的相继凋零以及周边各个被征服国家此起彼伏的反叛浪潮和复国运动，大唐的军事力量开始走向衰弱，唐军无敌于天下的神话宣告破灭，王朝初期生机勃勃的扩张史也随之戛然而止。
高丽覆灭的次年，即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十二月，战功赫赫、威震四夷的一代名将李勣也终于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终年七十六岁。
临终前，李勣对自己戎马倥偬的一生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阵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资治通鉴》卷二○一）
从一个“逢人则杀”的亡命之徒变成“用兵以救人死”的一代名将，李勣在血火与刀剑的洗礼中完成了生命的成长与蜕变，也铸就了他光耀史册、彪炳千古的辉煌人生。
盖棺论定之时，《资治通鉴》对李勣的名将风范作出了这样的概括：“勣为将，有谋善断；与人议事，从善如流。战胜则归功于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将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而在《旧唐书》中，史臣也把李勣与李靖并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近代称为名将者，英、卫二公（英公指李勣，卫公指李靖），诚烟阁之最。英公振彭、黥之迹，自拔草莽，常能以义籓身，与物无忤，遂得功名始终。贤哉，垂命之诫！”（《旧唐书·李勣传》）
李勣去世后，高宗李治为之举哀，辍朝七日，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号贞武，陪葬昭陵，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命皇太子李弘与文武百官送葬。此外，高宗还参照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的故事，为李勣修建了形状像阴山、铁山、乌德鞬山一样的陵墓，以表彰他平定东突厥、薛延陀的不朽功绩。
作为大唐开国元勋中最后辞世的一位，李勣的去世，意味着一个轰轰烈烈的奠基时代就此落下了帷幕。大唐王朝的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承前启后的守成时代。
而人到中年又病魔缠身的唐高宗李治，能够好好守住高祖和太宗留下的这座锦绣江山吗？在皇后武媚强势干政的情况下，高宗李治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平稳地把帝国的最高权力过渡给太子李弘吗？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