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各家报纸都开始连篇累牍地登出了所谓“布瑞克斯顿奇案”的新闻。每家报纸都有一篇长篇报道，而且有的还专门就此写了社论。其中有些消息就连我都没听说过。至今在我的剪贴簿里还保存着不少关于这个案子的剪报。现在就摘录一些附在下面：
《每日电讯报》报道：在以往犯罪的记录中，还找不到比这个悲剧更为离奇的案子。被害人使用的是德国名字，看不出作案动机是什么，而且墙上还留下了这个狠毒的字样。一切都说明此案系一群亡命的******和革命党所为。美国的社会党有很多流派，死者无疑是因为触犯了那些不成文的法律，所以逃避追杀来到这里，最后还是遭了毒手。这篇文章还简略地提起了过去的德国秘密法庭案、矿泉案、布兰威列侯爵夫人案、意大利烧炭党案、马尔萨斯原理案、达尔文理论案以及瑞特克利夫公路谋杀案等一系列案件，这篇文章在结尾还向政府提出了忠告，希望今后要对于境内的外国人予以更加严密的监视云云。
《旗帜报》的评论说：
类似于这样的无法无天的暴行，通常是发生在自由党的执政之下。这些暴行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民心****以及政府权力的削弱。死者是一位美国绅士，已经在伦敦城逗留数周。生前居住在坎伯韦尔区陶尔魁里夏朋婕太太的公寓。他是在自己的私人秘书约瑟夫·斯坦节逊先生的陪同下来此地旅行的。两个人在本月4日星期二辞别女房东后，就去了尤斯顿车站，计划搭乘快车前往利物浦。当时有人在车站的月台上看见了他们，但是之后就下落不明了。后来据有关报道称，在距尤斯顿车站数英里的布瑞克斯顿路的一所空屋中，人们发现了德雷伯先生的遗体。他究竟是怎样到达这里，又是怎样被害，这些疑团尚未解开。斯坦节逊下落至今不明。值得庆幸的是，苏格兰场着名侦探雷斯垂德和葛莱森二人同时负责侦查此案，深信此案不久之后就会真相大白。
《每日新闻报》报道说：
这定然是一宗政治性犯罪。因为大陆各国政府的****以及对自由主义的仇恨，使得许多人都被迫来到我们的国土上。如果对于这些人的行为持以宽容态度而不予追究的话，这些人极有可能成为良好公民。而在这些流亡人士的社会中，还存在着一种严格的“法规”，一经触犯，就会被处死。当务之急是寻找到他的秘书斯坦节逊，以便查清与死者相关的各种问题。死者生前在伦敦的住址已经获悉，这就使得案情的进展向前跨出一大步。该住址的发现，均系苏格兰场机智干练的葛莱森先生所为。
吃早饭的时候，福尔摩斯和我一起一一读过了这些报道，他好像觉得这些报道非常有趣。
“我早就说过了，不论是什么情况，功劳都会被归到雷斯垂德和葛莱森这两个人头上。”
“那也要看是怎样的结果啊。”
“哦，老兄，这和那些其实没什么关系。如果捉到了凶手，当然就可以说他们两个人精明强干；要是凶手逃跑了，他们就会说：虽然克服了重重困难，但是……说到头，好事都是他们的，坏事永远都是别人造成的。无论他们干出什么，总会有人给他们唱赞歌的。有句法国俗语是这么说的：‘笨蛋再笨，也总会有更笨的笨蛋为他喝彩。’”
正说着，就听到过道和楼梯上突然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其中还夹杂着房东太太的抱怨声，我不禁喊起来：“怎么回事？”
“是贝克街侦查小分队。”福尔摩斯煞有介事地说。这时候，六个街头流浪的顽童已经冲了进来，我还没见过这么邋遢的孩子。
“立正！”福尔摩斯严肃地喊道。这六个小流氓闻声像六个不成形的小泥人一样一线排开站在那里。“以后再有这种事，叫维金斯一个人上来报告就行，其他的人都在街上等着。找到了吗，维金斯？”
那个叫维金斯的孩子答道：“没有，先生，我们还没找到。”
“估计你们也没找到，还要继续查找，找不到不许停下。这是你们的工资。”福尔摩斯给了每人一个先令，“好，都去吧，我等着你们下次报告给我好消息。”
福尔摩斯一挥手，这群孩子就像一窝小耗子一样下楼而去。之后，街上就传来了他们刺耳的喧闹声。
福尔摩斯说：“任何一个小家伙的本事要比一打官方侦探还要大。只要是官方的人露面，人们就保持沉默了。但是人们对这些小家伙却没什么顾虑，他们哪儿都能去，什么事都能打听。而且他们要比那些侦探机灵，就像针尖一样，无孔不入。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人将他们组织起来。”
我问道：“你雇他们就是为了调查布瑞克斯顿路的这个案子吗？”
“没错，我想弄明白一个问题，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啊！咱们马上就会听到些新闻了！你看，葛莱森在街上朝着咱们这儿来了。看他一脸的得意，我知道他是专程找咱们来的。你看，他停住了。正是他！”
门铃大声地响了起来，眨眼工夫，这位留着一头秀发的侦探先生就连跑带颠地跳上了楼，一直跑到了我们的客厅。
“亲爱的朋友，”他紧紧地握住了冷淡的福尔摩斯的手大声道，“祝贺我吧！这个案子的真相已经被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
我察觉到，福尔摩斯那表情丰富的脸上，似乎掠过一丝焦急的阴影。
他问道：“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结案了？”
“没错！老兄，真是的，连凶手都捉到了！”
“那他叫什么名字？”
“阿瑟·夏朋婕，一个皇家海军中尉，”葛莱森满脸得意地搓着他的那双胖手，挺起胸脯傲慢地提高嗓门说。
听了这话之后，福尔摩斯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然后微笑起来。
“请坐，先抽支雪茄吧。”他说，“我们倒是很想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喝点儿加冰的威士忌吗？”
“那就喝点儿吧，”这位侦探回答道，“这两天还真是费了不少劲儿，累死我了。你能清楚，体力劳动不算什么，最要命的是累脑子。其中的辛苦你能理解，福尔摩斯先生，因为咱们俩都是用脑子干活儿的。”
福尔摩斯一脸严肃地说：“你真是过誉了。我想知道，你是怎样取得这样一个令人羡慕的成绩的。”
这位侦探坐在扶手椅上，得意扬扬地一口接一口吸着雪茄，然后忽地拍了一下大腿，用满是愉悦的语气说道：
“太可笑了，雷斯垂德那个傻瓜，他还自作聪明呢，可是完全搞错了。他还在到处寻找那位叫做斯坦节逊的秘书呢。可是那个家伙其实就像个没出生过的孩子一样，根本和本案没什么关系。我敢断言，他现在没准儿已经捉到那个家伙了。”
讲到这里，他得意地哈哈大笑，直笑得气都喘不过来。
“那么，你的线索是怎样得到的呢？”
“啊，都告诉你们吧。当然，华生医生，这可是需要绝对保密的，只有咱们之间可以谈谈。首先要解决的困难就是要搞清楚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或许有些人会去登广告，然后坐等知情人前来报告，或者等死者生前的亲友来联系。但是我葛莱森可不会这么做。死者身旁的那顶帽子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那顶帽子是从坎伯韦尔路的约翰·安德乌父子帽店买来的。”
听了这话，葛莱森的脸上马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说：
“没想到你也注意到这点了。你去过那家帽店了吗？无论有多大的机会，你都不应该把它放过的。”
“对于一个伟大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像是引经据典一样地说。
“好吧，我找到了那个叫做安德乌的店主，我问他是否有人从他这里买过一顶那种号码和式样的帽子。他们翻了一下售货簿，很快就找到了，帽子做好后被送到陶尔魁里，交到一位住在夏朋婕公寓的叫做德雷伯的先生手中。于是我就找到了这个人的地址。”
“漂亮，干得真漂亮！”福尔摩斯低声夸奖。
“于是我又马上去拜访夏朋婕太太，”这位探长接着说，“我发觉她脸色苍白，神色非常不安。她的女儿也在屋中——是位漂亮姑娘。在和她谈话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眼睛红红的，而且嘴唇也在不停地颤抖。当然这些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于是我就对她们产生了怀疑。福尔摩斯先生，你是了解的，当你找到了正确的线索时，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我是已经舒畅得要发抖了。我就问她们：‘你们知道以前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德雷伯先生被人杀的消息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