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会林无法拒绝了。但姜会林说，他当时真是硬着头皮把这个题目接下来的，回去后也是硬着头皮把这个题目做下去的。一年后，姜会林才把课题的基本论述方法、主要论点和公式搞出了一个大概的总体结构框架。
向导师汇报提纲的时候，姜会林突然觉得自已心中一点底也没有了。借着王大珩仔细翻阅提纲的机会，姜会林悄悄地观察着导师的表情，他注意到王大珩的脸上渐渐出现了赞许的微笑，心里这才稍微平静了些。没想到，王大珩看罢稿子后竟激动得一下子站了起来，他一把拉住姜会林的手，兴奋地对秘书说：“你看，我就知道他一定能做出创造性的工作！他这三个部分都很有意思，都有创造性的价值！”那一天，王大珩显得格外高兴，姜会林告辞的时候，他破例送下了楼，送到了院子里，又一直送到了大门口。走到大门口后，王大珩突然止住了步子，沉吟着说道：“我考虑，根据你现在做出的成就，你可以参加一些国际上的交流了。明年有个国际镜头光学设计会议，我想推荐你去参加，把你的观点在会上讲一讲，介绍出去。”
那是姜会林第一次出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记得离开会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姜会林突然被告知因外汇无法解决而无法办理出国手续了。王大珩知道后十分着急，他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国际交流的机会，姜会林不应该轻易放弃，应该尽最大努力去争取。他立刻给吉林省领导写信请求帮助。姜会林拿着王大珩的信找了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找了吉林省省长，找了吉林省外汇管理局、外办，终于把外汇批下来了。但这时候距离开会只有20天了。一般情况下，要在20天之内把去美国的一切手续办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王大珩硬是帮助姜会林办下来了。他们直接给美国会议主席拍电报，请美方向驻华领事馆说明情况，因此几乎立刻就拿到了签证，终于使姜会林如期参加了这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国际交往为姜会林开拓了眼界，扩大了视野，也使姜会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1985年，世界《光学学报》刊登了姜会林的文章。此后，在日本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光学学会，特邀姜会林前去做学术报告，并肯定了姜会林的文章是此项研究的“四大进展之一”。
最令姜会林难忘的还是他在王大珩的指导下做博士论文的经历。当时，王大珩看了姜会林的论文后，不仅在其中用铅笔写下了许多的批注，还给他写了一封长达6页的长信。王大珩在信中虽然肯定了姜会林的论文总体不错，但认为目前还不能进行答辩。王大珩指出姜会林在关于光学公差这一章中所引用的一个观点在理论上有问题，需要进一步论证。让姜会林一定要通过自己做来证实一下。
对这一点，姜会林心里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因为他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曾参考了国外很多的文章，而且大多是在光学界有一定影响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把这句话当作公认的正确论点，拿到自己的文章中加以引用的。姜会林私下里认为这句话不可能有问题，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都加以引用呢？而且，这句话的引用使姜会林省略了很多的工作，如果现在一定要亲自动手证实这个论点的话，就需要重新回过头去做大量的计算工作。姜会林不想这样做，他找了很多美国人支持这一论点的资料送给王大珩看，希望导师能改变看法。但王大珩却坚决不同意。王大珩说：“你不要看有很多美国人在理论上都这样说，就人云亦云。事实上，学术界常有不负责任地引用论点的情况。看到一篇文章中有了结论，就不肯自已再去费力证实了，大家都图省事把现成的拿来引用，结果造成一错百错的情况。科学是十分严谨的，容不得丝毫的怠惰。在科学上面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只能老老实实地去做。”
无奈，姜会林只好老老实实地去从头论证，整整用了半年的时间才计算出了结果。这个结果使姜会林大大地吃了一惊，实践证明王大珩的分析果然是对的，原来引用的那个论点确实存在问题！姜会林在王大珩的指导下使这一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并把自已得出的新的见解充实到了博士论文中。后来，正是这篇论文中有关光学公差部分所具备的独特的新论点引起了光学界的重视。美国出版的《光学领域100年来公差方面最有建树的60篇文章》中收入了姜会林论文中的这一章。而这篇文章之所以被录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它否定了原有的定论，阐述了更新的观点。姜会林后来又把这个观点运用到实践中，并因此而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姜会林后来成了一位出色的光学专家，担任了长春光机学院院长的重任。他说，他是被导师生生“逼”出来的。如果没有导师的严“逼”，他就不会走到今天，不会取得这么多的成就。他说，他从导师那里学到的何止是学问！
导师写给学生的一封道歉信
赵文兴是“文革”后王大珩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赵文兴的情况与其他人有些不同，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是凭着一股子劲儿从农村里闯出来的。赵文兴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一下子考上了王大珩的研究生。他对王大珩十分崇拜，几乎崇拜到了畏惧的程度。第一次见王大珩时，赵文兴从头到尾始终直挺挺地坐在那，紧张得连话都不会说了。王大珩每说一句话，他都赶紧记下来，诚惶诚恐的像得了圣旨一般。
越是害怕就越是出错。1982年，赵文兴要去联邦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王大珩看。这篇文章的整个观点都是王大珩的，是王大珩在英国时就想到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没有得到证实。王大珩把这个题目交给了赵文兴，赵文兴成功地做出来并据此写出了这篇论文。在赵文兴看来，自己只是按照王大珩的指点做了些具体的实验工作，证实了导师的观点。所以在署名时，赵文兴就把王大珩的名字放在了前面。王大珩只看了一眼，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已的名字改到后面了。赵文兴是个实在人，回去后越想越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就又把名字的顺序改了回来。定稿时，王大珩看到自已的名字又写在了赵文兴的前面，脸一下就沉了下来。他严肃地对赵文兴说，学术文章的署名应该有科学的态度，不应该有长幼尊卑之分。这项研究从实验到论文都是由你来完成的，你的名字理所当然应该署在前面，请你不要再改动了。说着就又把自已的名字挪到了后面。
后来，又是因为署名的问题王大珩朝赵文兴发过一次火。那是赵文兴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这篇论文也是基于王大珩的观点，由赵文兴做的实验，并写出了论文。因为其中存在着一些有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发表论文时赵文兴心里很有顾虑，生怕这篇论文会给导师引来麻烦。经过与副导师反复商量之后，赵文兴决定不署王大珩的名字了，只以赵文兴自已的名字来发表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之后，王大珩看了十分生气，他认为赵文兴在署名问题上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立刻把赵文兴叫来责问。
那一次，赵文兴可真是害怕了。见素来温文尔雅的导师朝自己发火，赵文兴吓得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件事，越害怕就越难以解释清楚。事后，赵文兴越想心里越窝囊，多少天都寝食难安，怎么也缓不过劲儿来。
没想到，过了不久，赵文兴突然收到了王大珩的一封信。打开一看，竟然是写给他的一封道歉信。王大珩在信上说，赵文兴的副导师已经把情况向他解释清楚了，是自己错怪了文兴同志，自己当时的态度过于激烈了，希望文兴同志不要多心，还请文兴同志多多原谅。信中还言辞恳切地对赵文兴的论文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捧着这封导师写给学生的道歉信，赵文兴心中百感交集。许多年过去了，赵文兴一直珍藏着这封信。每每提起这件事，赵文兴都会感慨地说，自己从导师那里学到的不仅是学识，更重要的是导师那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正直无私的高尚品格。赵文兴说，能做王大珩的学生是自己的幸运，做过王大珩的学生终身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