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雾
雾，到处都是雾。黏稠的浓雾濡湿了太阳的眼睛，濡湿了城市的毛孔，濡湿了人们的脚步。一切都变得沉甸甸的了。
英国以其特有的绅士般彬彬有礼地冷淡接待了王大珩。王大珩发现英国人很注重仪表，很有教养。在自己的土地上，他们自然就少了许多在殖民地时的飞扬跋扈，多了许多拘谨稳重的绅士风度。但这似乎并不妨碍他们在看到中国人的时候，使用那种居高临下的轻蔑目光。并不妨碍他们在走过中国人居住区的时候，使用一下“ChinaTown”这个带有“贱民区”、“下等人住所”意味的侮辱性称谓。
初到英国，有一件事给王大珩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有一次王大珩与一位中国同学一同上街购物。不知为什么店里的老板那天对他们二位格外殷勤。直到临走时他们才搞明白，原来，
是因为同去的同学那天穿戴得比较讲究，老板错把他们当成日本人了。待到弄清楚他们的身份后，老板的态度就立刻明显冷淡下来了。虽然中国和日本同为亚洲国家，虽然中国人和日本人同为黄种人，但在英国人的眼里，日本的经济比较发达，而中国则是个落后的不发达地区，他们理所当然地应该看重日本人，他们理所当然地有理由瞧不起中国人。
落后会使一个国家受到外强的侵略，会使一个国家丧失应有的地位。落后会使这个国家的国民遭受羞辱，会使这个国家的国民丧失人格的尊严。这些过去父亲曾无数次讲过的，今天王大珩都体验到了。王大珩把这一切深深地埋藏在心里，他憋足劲儿一头扎进实验室，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
王大珩到英国之后，被分配在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系，在技术光学组的实验室里做研究工作。为了学习方便，王大珩在学院附近找了一个“学生店”住下了。这是一个十分简陋拥挤的“学生店”，王大珩租下了顶层一个长期没有人愿意租用的小阁楼。小阁楼只有8平方米，里面勉强放进一张床以后，就连再塞一张桌子的地方都没有了。但王大珩对这个住处却十分满意，因为这个住处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离实验室近。从王大珩的小阁楼到实验室，只需要走5分钟的路。
其实，王大珩也很少能有时间回到这个小阁楼里，他几乎白天晚上都埋头于实验室的工作中了。在伦敦学习的整整两年的时间里，王大珩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把这个世界着名的城市游览一下，他没去过伦敦的任何一个景点儿，他几乎就没走出过从实验室到阁楼之间那段只有5分钟路程的直线。
帝国学院的同学们很快就对这个小个子的中国留学生刮目相看了。王大珩不仅基础知识扎实，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做实验的动手能力极强。清华大学物理系注重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教学特点，在这里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王大珩做起实验来方式方法灵活，仪器设备摆弄得得心应手。同学们有了问题便常常喜欢请他帮忙，同他商量。
在此期间，王大珩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这是一篇关于光学设计的论文。其中论述了光学系统中各级球差对最佳象点位置和质量的影响，创造性地提出了用优化理论导致以低级球差平衡残余高级球差并适当离焦的论点。直到今天，这篇论文还经常被国内外有关专着加以引用。其中所阐述的一些思想和观点，至今仍是大孔径小象差光学系统设计中象差校正和质量评价的重要依据。日本学者小仓磐夫在近年出版的专着《现代照相机和照相物镜技术》中，不仅全文引用了王大珩的这篇论文，并在其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两年以后，王大珩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物理硕士学位。随后，他开始向下一个目标进攻：攻读博士学位。
要博士学位还是要光学玻璃
至今，人们还对王大冲为什么没能在英国拿到博士学位有着种种猜测。
有人说王大珩大概是没能找到继续读博士学位的机会；有人说好像听说王大珩与他的博士导师在学术上的意见有分歧，没能通过；还有人说那是王大珩自已放弃的。这几种说法听起来都不那么可信。尤其是最后一种说法，其真实性尤为令人生疑。试想，一个由学士而硕士，一心攀登博士学位的学子，在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之后，怎么可能主动放弃读博呢？这种娜似乎更像是一种遁词。
但这却是事实。事实上，的确是王大珩主动放弃读博的。
还是因为战争。王大珩到英国后的第二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起初，战争距英国还远，一切似乎都没有太多的影响。但法国沦陷以后，战火便开始迅速向英国蔓延。1940年8月24日夜晚，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的王大珩走出实验室。夏日的月夜很透彻，月光如水，微风把一阵阵清爽撩在他的脸上，疲劳顿时减轻了许多。王大珩舒展了一下，便向他蜗居的那栋小阁楼走去。
此刻，伦敦市中心的一个电影院刚刚散场，人们正簇拥着走出电影院的大门，走上大街。天晚了，电影院附近的几个小酒馆里，那些喝了一个晚上的人们也被散场的人声唤醒，纷纷起身离座，准备回家去了。市中心的大街上一时竟有了许多的人。突然，空中响起了一阵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人们还没来得及抬头看个清楚，两颗炸弹便呼啸着从天而降，一下子落入了人群之中。两声巨响之后，伦敦街头顿时血肉横飞，一片惊呼惨叫。
战争又一次在王大珩面前打开了它那残酷的画卷，伦敦大轰炸开始了。伦敦再没有了往日的绅士风度，空袭的警报声越来越频繁地在城市上空发出哀鸣，人们成群地拥向深藏在泰晤士河下面的地铁，拥向那些废弃多年的铁路隧道，躲避从天而降的灾难。到处是尸体和鲜血，到处是危险和恐惧，到处是呻吟和哭泣……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冲突，是一场涉及面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大、流血最多的战争，也是一场在武器及技术装备上投入最多、发展最快的战争。这场战争第一次动用了大批的飞机、坦克，使用了多种新式兵器和技术仪器，运用了许多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武器，这个战争的宠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强刺激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突然间通发展起来了。
给王大珩带来最直接感受的是光学玻璃在武器中的大量使用。战前，英国的光学玻璃生产量每年只有30吨左右，光学玻璃制造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国家的补贴来维持的。“二战”爆发以后，光学玻璃的需求量开始急剧增长，由原来的每年30吨骤然猛增到2000吨。这使王大珩对光学玻璃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不可能不发生兴趣，对王大珩来说，能促使他对这些产生兴趣的基础实在是太深厚太悲怆了。它源自于100年来使中华民族蒙羞受辱的鸦片战争，源自于父亲口中陈述的那场惨烈悲壮的甲午战争，也源自于王大拓自已亲身经历的日寇侵华战争。几乎在曾经发生过的所有战争中，中国都不得不用自己的落后来面对敌人的先进，不得不用过时的破旧兵器来面对精良的新式武器。战争，使中国失去的太多太多。落后，使中国失去的太多太多了。因此，在周围的许多人因战争爆发而在考虑回国问题的时候，王大珩却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战争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它能使我接触到那些平时所无法接触的工作，能使我学到一些平时所不可能学到的东西。也许，我能因此而学到光学玻璃。
今天，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光学玻璃在当年具有怎样宝贵的价值了。在现代生活中，光学玻璃几乎随处可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光学玻璃早已由科研尖端成果过渡为一种最普通的应用光学材料了。甚至人们走在路上，都时常可以随脚踢到几片废弃的光学玻璃。但是在当时，光学玻璃却是世界性的尖端产品，它的制造技术是高度保密的。世界上只有英国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能制造出光学玻璃来。
王大珩决定到雪菲尔去，因为只有雪菲尔大学设有玻璃制造专业。他决心去那里跟随世界着名的玻璃学家w.E.S.Turner(特纳）教授从事玻璃研究，攻读博士学位。王大珩提交申请后不久，就如愿以偿地进入了雪菲尔大学玻璃制造系。在这里，王大珩的研究工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如果不发生特殊情况的话，获得博士学位没有任何问题。但在一年半后，正当王大珩专心致志地进行玻璃研究，为撰写博士论文做着种种准备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遇使这一切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1942年的春天，王大珩在伦敦大学时最要好的同学汉德(W.C.Hynde)突然到雪菲尔来看望他。汉德是英国最大的玻璃制造公司昌司（Chance)玻璃公司的雇员。汉德告诉王大珩，昌司公司研究实验部眼下有一个空缺，需要一名从事技术光学研究的物理师，他想到了学技术光学的王大珩，就向公司做了推荐。公司对王大珩的条件很满意，他此行就是专程来找王大珩，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份工作的。
王大拓听后心中油然一动。昌司玻璃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早从事光学玻璃生产的极少数的几个厂家之一。如果能进入昌司公司工作，就有可能接触到光学玻璃，学到最先进的技术。这个消息太叫王大珩动心了。但是，王大珩这时正在埋头攻读博士学位。他已经在W.E.S.特纳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课题研究，付出了很多的精力。如果此刻去昌司公司工作，他在雪菲尔这一年半的努力就将前功尽弃，他面前那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就将付之东流。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取得博士学位后再去昌司公司工作。但王大珩深知昌司公司的职位可不是随时都有的。一般情况下进昌司公司都极其困难，昌司公司选择雇员十分严格，而且极少录用外国人。若不是在目前这种战争的非常时期，若不是急需人才，这个机会恐怕也不会白白地送到王大珩的面前。
博士学位和光学玻璃突然同时摆在王大珩的面前，他必须选择其一，也可以说，他必须放弃其一。
如果仅仅站在个人的角度，王大珩当然应该选择博士学位，因为学位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太重要了。学位几乎能决定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不论从前还是现在，学位始终都是被作为衡量知识分子含金量的一个重要标志，用它来判定一个知识分子的学识，用它来标明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价，用它来决定一个知识分子的地位。
但是，如果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似乎就应该选择光学玻璃了。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来说，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当时在中国，光学玻璃这个领域不仅仅是落后，而是空白，中国根本就没有光学玻璃。
王大珩选择了，选择的是他所珍爱的光学玻璃，选择的是他的祖国。
王大珩放弃了，放弃的是摆在面前、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放弃的是个人利益。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博士学位和光学玻璃之间选择后者，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国家和个人之间选择国家，但王大珩却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当时周围许多人都劝阻王大珩，包括导师在内的很多人都替王大珩感到惋惜。但直到今天，王大珩也从未对自己当年做出的选择后悔过。王大珩说，实践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昌司玻璃公司的工作为他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他带回的配方也在中国光学玻璃的研制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还说，祖国从未因为他没有博士学位而看轻他，从未因为他不是博士而不重用他。
请记住这个中国青年的名字
1942年，王大珩来到了伯明翰。
伯明翰是英国重工业最集中的城市，是英国的重工业中心，昌司玻璃公司就设立在这里。王大珩在昌司公司的职务是研究实验部的物理师，他与另一位物理师共同负责进行玻璃发展方面的研究，负责在玻璃发展方向和如何发展方面向公司提供具有前瞻性的报告。这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它很像现代企业中盛行的“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一类的机构。老板对你没有硬性的任务定额，没有指令性的研究课题，一切都由你自己来掌握。你自己去研究市场前景，你自已去把握发展方向，你自己来寻找新的课题。但是，你得不断地把你的研究成果、设想提供给老板，为老板的决策提供依据。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你可以通过老板来对企业施加个人的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你个人就可以决定企业的命运。
直到1948年回国为止，王大衔在昌司玻璃公司工作了整整6年。这段时间是王大珩在英国期间收获最大，也是成就最为突出的一个时期。昌司公司的这段工作经历为王大珩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为他后来成功地开创事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可以说，昌司的这6年使王大衍终身受益。
那么，昌司究竟给了王大衔些什么呢？
首先是眼光。王大珩来到昌司后，一下子就被推到了学科的最前沿。他必须站在这个位置上，时刻关注学科的发展现状，掌握学科的最新动态。不仅如此，他还必须根据所掌握的情况，对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前景做出具有前瞻性的预测。这种工作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所培养的绝不是普通的科研素质，而是那种具有高屋建瓴的眼光和超前意识的战略科研素质。
其次是观念。很长时间以来，在科学领域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所谓纯科学的观念，认为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是纯理论过程，是高于一切的。因此，往往重视理论科学而轻视应用科学，重视科研理论而轻视生产成果。昌司把王大珩一下子送到了科研与生产的结合点上，使王大珩看到了科研与生产的紧密关系，看到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从而使他得以及早地从学院派的传统观念中摆脱出来，为他树立科研为工业为生产服务的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有一点极为重要的，就是昌司赋予了王大珩一个特殊的学习环境，培养了他不同于一般留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一般留学生走的都是一条从国内大学到国外大学，从这个实验室到那个实验室的道路。而王大珩则是从理科到应用科学，到昌司以后又进入了工科，进而接触到原材料工业，这些使王大珩的知识面大大地丰富于那些只埋头于书本、实验室的人。使王大珩的各种能力包括实际工作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工程技术管理能力、协调科研与生产关系的能力等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