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朗梭一向是欢喜那些饶舌的人们的，并不是他对于他们所说的话感到有兴味，却是因为他们可以使他自己不开口。这一次却不然，他因为没有插一句话的机会，又因为阿纳常常打断他的话——虽则他的态度是很可爱的—— 而心里不快着。他一开口的时候，阿纳就大声感叹起来，仰天大笑起来，笑声非常的尖，音调简直不像是人类的。“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有那样的机智过”。法朗梭想。听了法朗梭的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话，阿纳不但拍掌大笑，而且还说是卓绝的，不凡的，可佩的，他又把法朗梭的话复述给他的妻子听。这种怪癖最使法朗梭不安。因为阿纳·陶尔逸把法朗梭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复述着，好像翻译外国语一样，而那和阿纳伉俪情深的陶尔逸夫人，也好像只有阿纳说的时候才听见一样。阿纳之所以如此者，只为了要提领话头。即使他在喝酒或是在吃东西，他总也摇动着他的手，不让别人来提领话头，又叫人静默。这种手势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所以即使在他不用担心的时候，他也这么办。例如这一天吧，他的妻子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而法朗梭的话也说得不多，他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他是用不到怕的。
法朗梭·德·赛里曷士觉得陶尔逸伯爵比昨夜更和那些不喜欢他的人们给他描的肖像相像了。在惊愕之下，他把他的昨宵缩小到人的，甚至社交界的人的限度。他否认昨宵的神妙，不想在这种投合中再看见别的什么，只是作弄保尔·罗班而已。因此，当他们吃完了饭到客厅里去的时候，法朗梭要想找一个尽可能快的告辞的适当的方法。
客厅里烧着薪火。看见了这炉火，赛里曷士心头的乡间记忆觉醒了。火焰融了那他觉得凝住了自己的冰。
他说着话。他说得很简单。这种简单最初像一种拒绝似的，使陶尔逸伯爵听了有点刺耳。他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会说：“我爱火。”而陶尔逸夫人却相反，她的脸儿有生气起来了。她坐在那紧贴着隔火屏的皮凳上。法朗梭的话像送了她一束野花似地使她精神为之一振。她张开了鼻孔，深深地呼吸着。她开了嘴唇。
他们两人都谈着乡间。
法朗梭为了烤火起见，把他的圈椅移过去，把他的咖啡杯放在陶尔逸夫人所坐的凳上。阿纳面对着这个高高的火炉，蹲在地上，好像在看一出歌剧；他柔顺地缄默着，好像他一向是好静似的。
出了什么事了？这是阿纳生平第一次袖手旁观。他品味着他们的对话，并不是为了对话的内容，却多分是为了它的音乐。
因为对于陶尔逸伯爵，“乡间”一向是一个死字眼。
要他觉得大自然有可爱之处，那必须大自然是在王家的保护之下的。他正像那些除了凡尔赛和两三处诸如此类的地方之外，大自然是贵人“不轻身以往”的处女林的他的祖先一样。
再则，阿纳还是第一次看见他的妻子脱出了他的影响，他的保护。他觉得她格外有可爱之处，好像她是别人的妻子一样。
“阿纳，你的趣味和我不相同，那真是不幸。”那被对话所激起了兴致的陶尔逸夫人说。
她立刻镇定了下来。她所说的那句话，他听来好像是随便说出来的，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口过。然而这句她从来也没有说过，甚至从来也没有想过的话，却是有意义的。阿纳和玛娥之间的差异是渊深的。几世纪以来使格里莫亚尔家和陶尔逸家像日和夜似地相反的，便是这个差异——这个宫廷贵族和封建贵族的对抗。陶尔逸家老是有运气。因此，虽则是小贵族，可是因为那在维勒阿尔端的古史中，姓氏和蒙莫朗西并传的久已绝嗣的陶尔逸氏，和他们有同姓不宗的关系，他们终于得到了好处而毫不费力地飞黄腾达起来。他们造成了宫中贵人的完善的典型。他们的姓氏是数一数二的。
因此，对于那用来表出自己家族的确切的光荣的陶尔逸伯爵的瞒天大谎，人们是会十分吃惊的。可是在陶尔逸伯爵，谎话并不是谎话。那只是打动别人的想象力。撒谎就是用意象说话，就是对那些他以为没有他那样精明，更没有他那样善于辞令的人们，把某一些微妙之点扩大。一个像保尔那样的人，是会惊奇着这种淳朴的欺瞒的。陶尔逸伯爵甚至还并不忘记耍传奇剧的手法。他觉得他公馆中的地窖是一个特别适当的舞台，好像在地窖的暗黑中作赝是不大容易辨别得出来似的……在一个地窖中，他的父亲有一天被德国人抛下来的炸弹所炸死，在另一个地窖中，大革命之初曾藏过路易十七世。
玛娥和法朗梭都缄默了。阿纳呢，好像得到了一个新玩具不肯放手的孩子似的，延长着他的沉默。沉默是一个危险的元素。
陶尔逸夫人等着她的丈夫决意来打破这沉默，她想打破沉默这事绝对不应该要她来办的。
电话铃响了。
阿纳站了起来，除下了听筒：那是保尔·罗班。
“有人要对你讲话。”阿纳对答了几句之后拉着法朗梭的袖子说。
“你！是你！”保尔一听到赛里曷士的声音便讷讷地说。还和陶尔逸夫妇在一起！他想着。这种滑稽戏算什么？我倒要弄个明白。
他忘记了他是永远没有空，忘记了他的每一小时，每半小时，都是有了约会的；打破了这个空中楼阁，他用一种敏捷的声音对法朗梭说：
“你可以和我一同吃晚饭吗？我有话要对你说。我喜欢看见你。”
除了回到香比尼去以外，法朗梭·德·赛里曷士是没有什么别的事要做了。他又把做儿子的责任搁起了一次。
“特别请你不要把听筒挂上，我有话要对‘陶尔逸先生’说。”
十八世纪的艳冶郎，为了不损坏曲线起见，总省略了R的发音。因为害怕受人诽笑而弄到后来近乎怪诞的我们的这个时代，也陷入了同样的恶癖。保尔·罗班修养着这种现代特有的愚蠢的羞耻心，那就是不愿意显得受某一些认真的话和某一些尊称的形式所欺骗。为要避免对自已所说的话负责起见，人们总是把这些话像念那些在引用符号之间的字一样地念出来的。
因此，保尔每逢说一句客套话的时候，不是用一个小小的笑声来加重它，便是先喘一口气然后再说。他这样地来证明他不是一个轻易受欺的人。
不愿意受欺，便是保尔·罗班的病，这是世纪病。它会常常弄到去欺骗别人的程度。
一切的器官，因为活动和不活动的关系，不是进化便是退化。因为常常不相信自己的心的结果，他现在所有的心没有多少了。他以为自己会增加抵抗力，会涂上一层青铜色，实际上他却毁了他自己。完全弄错了那要达到的目的，他自以为这种慢性的自杀是他的得意之笔。他以为这是更好的生活之道。但是人们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一个阻止自己心脏的跳动的惟一的方法，那就是死。
为了这原故，保尔·罗班说起“陶尔逸先生”的时候，是加着引用符号的。
阿纳又拿起了听筒。保尔的好奇心等不及吃晚饭的时候。他借口说有一件紧急的事对陶尔逸夫妇说，问可不可以立刻就来。
有秘密要告诉人，而且又是不及等待的，这绝对不是保尔的常态。
“这个可怜的保尔，我们昨天的无邪的恶作剧把他弄糊涂了。”阿纳一边挂上听筒一边说，“我们可以说，他以为我们在阴谋他。”
电话打断了谈兴。法朗梭·德·赛里曷士想：“保尔的办法也有好处。我开始了解他的头脑，和他遇见一个朋友时或许会感到的妨害了。但是他很应该把他的办法应用到别人身上去。”
实际上，保尔的行动正像那些下省的邻女们一样。她们托着一个无聊的借口，闯到她们的邻人那儿去，以为能冲破了一件秘密，而满意着被自己所引起的别人的不安。
那么在陶尔逸家里有什么可以被冲破的东西吗？玛娥不安着。
“我要出去。”她说。
阿纳对于这不合时的决意很惊愕。
“可是你明知道汽车不在啊！”
“我很想走一走。再则我已完全把安娜姑母忘记了。她会埋怨我呢。”
阿纳·陶尔逸扮了一个表示惊愕的伶人们的傻脸儿。这惊愕是真实的，但是他却把它夸张得十足。他张开了大眼睛，好像人们向天举起手臂一样。他的态度那么明白地表示着：“我的妻子发了疯，我不知道她出了什么毛病，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说谎。”
因而使法朗梭·德·赛里曷士都不舒服起来。
阿纳·陶尔逸还想阻止住玛娥，可是她突然望着门口，好像一只嗅出了危险而被主人只当作胡闹的狗一样。她和法朗梭握了一握手。
在路角上，保尔向那刚才迎面走过而没有看见他的陶尔逸夫人转身过去。
在这个机会，他可不是那各人应该去说明自己的行为的裁判所的遣使吗？
他带着一副有事在身的脸色走进了客厅。可是阿纳和法朗梭，都说不出到底是哪一件事，连他本人也说不出。
他并不脱下他的大氅，像一个巡官似的。陶尔逸夫人不在使他不安着。他心里想，如果她在那里，则他不难知道他所要知道的事。他想她是为了要使他一点也不知道才出去的。
“我是来一来就去的。”他说。
“可是这不值得叫你这样跑一趟啊。”听了保尔所编的一串谎话之后，阿纳这样有点刻薄地说。
“你们打算到哪里去吃晚饭？”他又向这两个朋友补说了一句。
他们告诉了他一家他们常去吃晚饭的酒馆的名字。
“我们今天不出门，”阿纳说，“可是或许晚饭后我们可以来找你们。”
伯爵又采取了那种见面的次数太多而且不合分寸的恶习的危险的办法。
保尔和法朗梭一同出去，可是因为各人都有事在身，他们很快地分了手。
晚间，法朗梭第一个去赴约。跑差的告诉他有人打电话给他：陶尔逸伯爵很抱歉在晚饭后不能来，他请赛里曷士先生在第二天早晨打电话给他。实际上，在陶尔逸夫人从无目的的散步回来之后，阿纳面对着他的想和他两人盈盈相对地过一晚的幸福，甚至连把自己的计划说出口来的勇气都没有了；他趁着她不在客厅中的时候，便去打电话破约。
阿纳·陶尔逸整晚都在迷迷糊糊之中。玛娥是心不在焉着。
为要感到这个盈盈相对的幸福，那是必须她先想着去消受这种幸福的。他们不大说话。然而陶尔逸夫人并不害怕她自己所处的特殊状态，因为她以为自己和阿纳一致是当然的。然而阿纳的心神不宁，却是从因为独对着他的妻子而起的，他向忧郁中沉陷下去了。这并不是他的心的罪过，但是阿纳·陶尔逸却是一种只在人造的氛围中，在灯光灿耀的挤满了人的房间里才感到有着落的人。
保尔和法朗梭两人一分钟都不闭嘴。每个人都抛出自己的性格的一部分来，努力去迁就对方。这是互相竞争着隐藏自己的心。他们戴起了那些以《危险纠葛》为杰作的十八世纪的坏小说中的人物的假面具。这两个同谋人每人都把自己所没有犯的罪加在自己身上来欺对手。
保尔不敢问起关于陶尔逸夫妇的事。他等着别人对他谈起他们。为了勾引起心腹话起见，他先开始说起那种心腹话来，他讲着他在奥斯特里茨公爵夫人和那美国女子之间的归途中的情形：
——她决不肯对我们说你到底做了些什么事，讲了些什么话，但是她却很恨你。据她说来，法国人都是一色一样的，他们只想着一件事情。总之，婀丝和我尽了我们的能力才使她镇静下去。
法朗梭微笑着。他忍住不说他深懂得爱丝特·惠恩是正为了那相反的理由而抱怨着。但是他并不以自己的无礼为荣，再则，他疑心使那美国女人镇静下去的只是保尔一个人。
为这段插剧所打动了兴致，赛里曷士终于决意不使这个好奇的人再苦痛着了，他把他如何在小丑的化装室中认识陶尔逸夫妇的事告诉了他。保尔喘过气来。这算不了一回事。爱丝特·惠恩的眷宠已大大地报了他的仇了。然而无论如何他总佩服他的朋友厉害，能够在当天“摘下”一个邀请。
法朗梭趁最后一趟火车回香比尼去，保尔一直伴送他到巴斯谛阿。人们把这一趟车称为“戏院车”。这趟车只在快开的时候人才坐满，而且乘客又是很奇怪的。那都是男伶和女伶，大部分住在伐兰，卸装的草率的程度，因为他们的戏院和车站距离的远近而异。我们不应该从这一趟车来判断巴黎剧场的繁荣与否，因为我们在那里碰到的伶人，是比看客还多。
法朗梭·德·赛里曷士到得早。他走进一个被一家看戏回来的快乐的家族占据着的车厢。这家族发着石脑油精的臭味。那个因受委托保管车票而非常自负的孩子，学着他父亲的派头，把车票插在袖子的折口上，露出车票的一角。那家长一只手拿着一顶旧式的折叠帽子，另一只手抚着他，好像抚一头家畜一样。他用了这帽子玩着许多花样，为的是免得孩子们熟睡过去。他一边耍着这种滑稽戏，一边用那些丑角儿的口调打着哈哈。这使孩子们连眼泪也都笑了出来。接着，用右手拍着帽子，他变出一片儿黑饼干来。
“多多，你没有把车票丢了吗？”他时时地挂念着，“真犯不着坐头等！”
那妻子和她的大女儿，因为法朗梭在座，颇以那父亲为羞，她们埋头看着她们刚看过的戏的节目单，而那些孩子们却高兴得雀跃着，摆动着他们的裹着包头布的头。她们微笑着，那是一种不甘心的微笑。法朗梭看见这母女两人的女性的同谋，心里很不痛快。当那男子很快活，当这天在他是一个节日的时候，这同一天的例外点却使那两个女子苦痛。她们想她们是可以天天这样地生活的。至少她们的乐趣是在使一个像法朗梭那样的陌生人，相信她们是惯于穿这种衣衫，惯于上戏院和坐头等车的。但是她们的那个愚蠢的父亲的态度，却把本来面目自白了出来。
中流阶级的某一些妇女们对于那供给她们一切的男子所抱的羞耻，是法朗梭所最憎恶的。
那满肚子不高兴的母女二人，现在是微笑也不够了，她们显出反抗的态度来。当那个男子把戏情的有趣，演员的胜任，菜馆里的饭菜的佳妙，火车中坐垫的柔软等等，一概都津津乐道着的时候，她们用那不满的态度来对答他的高兴：“车子那么脏，一个演员连自己在演些什么也不知道……”她们想，懂得的人是应该表示不满的。咳，这就是社会上高低各阶级的人的通见。
这两个女子的态度，是从她们觉得法朗梭比她们高一个阶级而来的。她们猜想不出他是宁可欢喜她们的败兴者的纯朴，而不欢喜她们的那种愚行。那个败兴者一点也不懂得这场把戏。他和那些还没有被阶级不等的情感改变了本性的孩子们一起自慰着。他们因此是像国王一样地快乐。当那父亲抚着那顶不是使他觉得威风而是使他感到有趣的高帽子，幸福地想着他的工作不久又可以使他再出游一次的时候，那母女二人的衣衫使她们不安着。她们一个想着明天要系在身上的围身裙，一个想着自己的店伙的布衣。
这一个家族在诺扬徐尔马纳下了车。这一幕活剧伤触了法朗梭：在这天晚上他所处的心境中，这场面是有决定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