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喀里宁各工厂的劳动者们，已在他们的会议中，决定去护持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
工团参议会秘书处决议大纲在“瓦泊”指导之下的无产阶级文学的进步，弗拉齐米尔·伊里奇和喀里宁各工厂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征召，以及一大批由突击队的劳动者们所写的书籍，都证明了那来到目前的作一次劳动者作家的新征召的巨大的可能性。
命令第一号
征募劳动者突击队到文学去的中央参谋部，征发莫斯科作家协会的下列各会员，派到各地方的参谋部去。
对于这命令不回答的人们，均在协会中除名。（接着便是名单）把劳动者突击队征召到文学去这件事，结果使文学的质一方面大为低落。无产阶级文学不顾它自己的实现，而当一九三一年莫斯科的“参谋部”的部员基尔匈（KIRCHON）在巴黎的加代厅演讲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无产阶级文学只在胚胎状态中存在着了。他说，作者的姓氏无疑将被忘记，因为他们的作品只是作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基础的最初的年代记，而从这一方面看来，现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是很和那历史从而取其最初的材料的中世纪的年代记相像。
那些工人通讯员在他们的一次集会中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如何描写劳动者的生活？”有的人主张应该指示出劳动者的消极方面，有的却主张应该指示出积极方面，最后是下面这个提议取胜的：
“就是这样，同志们。我们去看我们的生活，好像我们是不参与其间一样。可是有一个条件：我们将写那实际上存在的事物。”
于是工人通讯员着手工作了。最好的书是日加（JIGA）的《工人通讯员的日记》：“劳动者们的思想，他们的虑念，他们的事业。”下面就是“消极”的场面：
“在一个角隅上的一辆小运货马车上，少女们和小伙子们聚集着，他们笑着，他们互相在背上很响地拍着，他们没有恶意地互相取笑着。他们互相讲着昨日的散步又作未来的打算。那些坐在缝衣机旁边的年长的女工们喊着：‘呃，你们那些小鬼！你们是这样提高生产的吗！’
“一个女工抗议着：
“‘如果是我，我早就提议停止弄口舌而着手生产了。’
“‘这样才对。’另一些妇人附和着。”
无论如何，日加的这本书不是孤独的。一九三○年和一九三一年的壁报，文艺杂志和政治杂志，都充满着那些表现热忱和快乐的劳动者通讯员的稿子。在说到五年计划的时候，莫洛索夫工厂的壁报写着：“我们的大革命已来了。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的劳动者的心奔跳着。同志，我们高升上去。”
一九三○年和一九三一年标记着劳动者突击队在文学中的统治。“同路人”的书籍的数目减少下去，而那些出版的也不复有像从前那样的精彩了；无产阶级作家的质已大大地低落了。
一件使许多指导者们起思索的很重要的事实，在那正当人们要求劳动者通讯员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独霸权的时候发生出来：关于社会主义的建设的写得最好的书，是玛丽特·夏琴娘（MARIETTE CHAGUINIANE）写的：她是一个旧的职业作家，一位资产阶级的教授的女儿。关于“涅泊洛斯托伊”的最好的诗，是从前的未来派阿赛也夫（ASEEV）所写的：
那时，后代啊，瞧那人类的奇迹的宇宙吧：
在那从前横着古代的黑暗的岩石的地方，耸立着“涅泊洛斯托伊”的纪念物。
这些事实使那些文学的理论家了解，那些被视为资产阶级者的作家们，从一九二一年起到现在，在和那改变现实而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和新的人的阶级接触之下，早已经转变了。
在另一方面，“瓦泊”的党派的政策，已使大众离开了无产阶级文学。当“瓦泊”的正式领袖们以为“文化的革命”胜利了的时候，叶赛宁的诗还是继续受人诵读，而诗人鲍里斯·巴斯戴尔拿克（BORIS PASTERNAK）又大为风行。
鲍里斯·巴斯戴尔拿克巴斯戴尔拿克是一位国家美术学院的画家的儿子，他是一位学者，又受过高等教育。他是不把诗歌放在社会背景上的唯一的苏维埃诗人。对于一个革命的中心成熟的作家，这是一个可怪的例子，因为十月的大骚动和那从它那里发出来的磁力，对于文学改变或毁损，消灭或复活，但在俄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上，总留着一个深深的痕迹。革命是俄罗斯的一切诗人—— 不论是那些欢迎它的人们或背离它的人们——的活动之一个决定的转变。
这样，那神秘诗人亚力山大·勃洛克看见那个他视为爱妻的古旧的俄罗斯沉湮下去，而用他的诗《十二个》去欢迎革命。个人主义者玛牙可夫斯基变成了讴歌暴动的歌人而向无产阶级文学前进。叶赛宁自杀。只有巴斯戴尔拿克却好像不为新生活的神奇的呼召所动。这是为了他围在一重世界的理想主义的观念的情里呢，为了他的太根深蒂固的本性的个人主义呢，还是为了他能够替自己造一个宇宙，那个“平悬在他的烛光上的开放着的宇宙”？巴斯戴尔拿克老是继续着那纯粹诗歌的传统。当然，他也发表了两首革命诗：《一九○五年》和《希密特中尉》，贡献给他所生活的时代，但是他的诗的真面目却并不是这样的。回忆和器物，恋爱和梦，词藻和默想，自然和游戏——这就是他的创造的主要的成分。这永远背理，常常矜饰，却具有一种自生自发的难得的天赋的鲍里斯·巴斯戴尔拿克，并不逃避现实。他之所以抵抗着革命而不为革命所变者，是因为他的诗歌并不是逃避的诗歌，因为他的诗对于生活中有希望，虽则转眼望着四方，有许多不可见的线，把他和法国及德国的新诗歌系在一起。单单他给他最后的一个诗集所题名《在栅栏的上面》，就指出他取消了历史的各时期的壁障，又指出他认为诗歌是随着永恒的生活变化的。
在一九三○年出版的《在栅栏的上面》，是和他在十五年之前出版的一本书的题名相同。我们可以说这位玛牙可夫斯基的友人巴斯戴尔拿克，想在玛牙可夫斯基去世之前不久较一较力量。然而他的力量只是一种软弱，因为他已患了“歌的重病”，再则因为俄罗斯的革命对于他永远是“地球的初恋”，他有时便因他的宇宙的脆弱而受到痛苦。在他的题名为《重病》的诗中，这位诗人承认：
我害羞，我一天天地格外害羞，在这一些阴暗的世纪中，某一种重病，名字竟还叫作歌。
几千个人塞满了那个巴斯戴尔拿克在那儿朗诵他的抒情诗的马戏场。
爱人啊，以前者名义，这一次你的新装又像松雪草似地啁啾着：
你好吗，四月！
贞女啊，不认识你是一种罪，你拿着一张椅子进来，你发现我的生命是在一个木架上，你吹去了那里的尘埃。
在一九三二年四月，“瓦泊”解散了，而这一切对于苏联作家的攻击，也都放弃了。现在，阿卫尔巴赫，格罗斯曼（GROSSMAN）和其他批评家，已不敢再写文章，也不敢再发表演说了。
结论
我按序就班地指示出，个人主义怎样地在引起革命并襄助那对于过去的一切遗迹的破坏之后，在它的参与创造一种集团生活的企图中遭到失败。我也指示出那些反个人主义的无产阶级作家们的努力，逢到了那一种部分的失败。
的确，个人主义的目的是在于个人的发达，但是个人主义和个人性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观念，却只有相互损害着才能实现。因此，窒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之内的个人，以为加入个人主义就能够做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否认。从那个时候起，个人主义便和一切破坏的观念一致行动。
在一个个人主义者看来，革命的意义就等于反抗。可是反抗只有在大众中才成实现。那应该加入到集团中去解放个人的个人主义的悲剧便是因此而来的。同时，个人主义死去了。
未来派，意象派，初期的无产阶级作家们，“铁工们”和“宇宙主义者们”，便是这样地解放了个人；可是当那有组织的社会被破坏了以后，他们不禁和集团冲突而趋于灭亡。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的革命，特别是一种新社会的猛烈的产生，它已经含着和那从一个旧社会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冲突的，某一种形式的巩固了：至于那在革命的激发的时期被解放的作家呢，他不能再在任何有组织的社会中生活了。未来主义，意象主义和转换期的其他各派别，都不能再活下去。同路人只是英雄时期的迟发的闪电。他们靠了内战生活着，而在赤裸的年头以外永远不存在。
脱逃，缄默，和适应新生活的企图，在他们那里都没有生出任何积极的结果。
新的生活并不创造新人而组织起来。人们把那损毁而没有改变的从前的个人主义者，不适当地称为新人。革命后期的无产阶级作家们，和那在找寻新社会的时代相符合；他们不能连旧结新，而仍然做着过去的附庸。
接着，他们被五年计划的闻所未闻的韵律所超越过，于是从那筹备新人的初步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竞争中，生出了劳动者通讯员。这个集团主义社会的第一个文化的宣传运动，与其说表现这个集团主义社会，还不如说是背叛它。
在今日，苏俄不得不安于个人主义的那些残片，努力表达那集团性。
译者附记：本书的作者本约明·高力里（BENJAMINGORIELY），于一八九八年生于苏联，父亲是商人，母亲是农民。当俄国革命爆发出来的时候，他刚在莫斯科中学毕了业。他参加了革命运动，同时也参加了那跟着革命而如火如荼起来的文艺运动。接着他到比京和巴黎去完成他的高等教育，而在那些地方创办了好几个文艺杂志，把这新兴的国家在文艺上的成就介绍给西欧。把苏联青年诗人们的作品第一次译成法文结集出版的是他，把玛牙可夫斯基的《穿裤子的云》介绍给法国的读者的也是他。他用法文写过一部小说《斐理伯事件》和一部论文《尊严的防御》，此外，他还在法比各革命刊物上撰稿。在法国革命作者协会主办，巴比塞，罗曼·罗兰，古久列和阿拉贡主编的杂志《公盟》（COMMUNE）中，他就是一位特约撰述者，在他的祖国出版的《国际文学》上，他也经常撰稿。
本书原名《俄罗斯革命中的诗人们》（LES POETES DANSLA REVOLUTION RUS SE），于一九三四年在巴黎加里马书店中出版，是高力里用法文写的著作之一。因为书中所接触到的不仅是苏联的诗歌一方面，而是革命前后的整个苏联文坛，所以把中译本改题为《苏联文学史话》，觉得亦无不妥之处。
在这部小书之中，作者的意思并不是在于介绍几个苏联的作家，亦不在于对苏联的文学作一种全盘的研究；他的目的只是要指示出，俄国的文学是怎样地去和革命结合，又从哪一条路去和它结合。他是根据了个人的回忆和宝贵的文献写出这部书来的。在这里，我们不会看到沉闷的学究气和空泛的概论；一切都是活泼而动人地叙述出来，使我们觉得如像亲自置身于苏联革命前后的文坛中一样。在第一部中，作者指示出资产阶级文学如何地溃灭，宣传文学如何地产生，意象派和未来派如何地演进并试想追赶以更快的步伐前进的革命；在第二部中，他对于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和实践，从原始起——复到五年计划为止，作一个简明扼要的，公正无私的陈述。公允的眼光，简明的叙述，活泼的笔调，严密的结构，都是这本小书的长处。在一切研究苏联文学的著作中，这是比较最亲切而容易接近的一部。
在这本原书出版后一个月，我就已经把它全译出来了。我记得我怎样在巴黎的旅舍中，伏在一张小小的书案上，勤恳地翻译它，把赛纳河边每天的散步也搁下了。但是把译稿寄到中国以后，却到处都碰壁，周游了上海的各书店，而仍旧回到那时经管我的文稿的蛰存兄的书城中蛰伏着。我们总还记得，那时候上海的出版界是在怎样的一种环境中苟延残喘着吧。单是这部小书的题名，已够使那些危在旦夕的出版家吓退了。只在一九三六年当我回来的时候，才有机会把这本小书的第一部出版；但为了适应环境，不得不用了《苏联诗坛逸话》那个“轻松”的题名。至于第二部呢，那出版家以为还是暂不出版的好，为的怕惹出事来。一直到今天，在译成之后的第八年，这部小书才能完整地出来和读者相见。读者诸君，请你们想想这一部小书的命运吧。
附录五篇，聊供读者参考。《诗人叶赛宁之死》原载《贡献》杂志，《诗人玛牙可夫斯基之死》原载《小说月报》第二十一卷第十二号，《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宣言》原载布格达诺夫的《新艺术论》（水沫书店版），最后的两篇则取自鲁迅先生所译的《文艺政策》，合当声明，并向原出版人致谢。
译者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七日
林泉居版，一九四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