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彻底破败
从乾隆三年到五年，雪芹当是十五到十七岁，他似乎就在这段时间之内被圈禁。而在这段时间内，皇家朝政上又酝酿了另一场惊涛骇浪。这场风浪，彻底改变了曹雪芹的生活和人生道路。
这场风浪并没有新的质变，仍然是雍正一手所种植的那株畸形的政治之树所结的恶果。
乾隆继位后，虽然也曾用心费力地去收买人心，消除旧怨，可是远远不能平息皇室内根深蒂固的冤仇毒怨。大约从雍正一死，几支重要亲王之间就暗地勾结，要趁仅仅二十几岁的青年弘历登上皇位的时机发动一次大政变。
老一辈胤字排行的王爷，除了果亲王，几乎全部参加了。最奇的是，怡亲王是雍正竭力抬捧的“贤王”，竟然也是暗中反对雍正的人。
事情是这样的：宗室王公，绝大多数都为康熙“废太子”抱不平，而痛恨雍正这个狼心狗肺、阴险狠毒的恶魔，大家要在他年轻的儿子弘历身上报仇雪恨。大家一同暗中扶植废太子的嫡子弘皙，想让他夺回宝座。
这次密谋的规模，史书没有详述。皇帝本人也只透露了一个口风：弘皙竟然已照皇家内务府的制度，设立了自己的“会计司”“掌仪司”等七所机构（内务府下设七司，掌管皇家一切财产庶务）。也就是说，不但“居心不可问”，实际上已以皇帝自居，初具规模了。
这桩“逆案”在乾隆三年酝酿，已被新皇帝获悉。中间经过不详，大约有人告密。乾隆四年十月，宗人府已在议罪复奏了——建议把这些王爵革除，永远圈禁。
等到乾隆五年的秋天，趁皇帝外出秋猎之际，庄亲王之子又与人一起“密谋”造反，结果也被发现而失败了。
这场政变规模之巨大与斗争之激烈，实为少见。牵连的各层人员更不知有多少，曹家又是其中之一家。
在这场复杂的事变之中，雪芹的祖姑丈因交纳下级人员太宽泛，底下人府里的“包衣人”（即奴仆）惹了事，十分严重，以至革职入狱，随后病卒了。雪芹的大表兄福彭，也因“失察家人”受到重责——自乾隆五年到七年整整三年的历史，官书不敢明言一句，很可能是卸职家中“反省思过”。
曹家本身呢，当然更麻烦——逆案首犯是庄亲王，他现任内务府大臣，可以直接指使全府的人员，何况雪芹的堂叔辈中本来就有人在庄亲王府里当差役。曹家是康熙帝的世仆，与太子自然关系密切，查出过太子命其乳公凌普向曹寅处“取银”，一次就是两万两。再说怡王府，雍正也说过是“疼怜”曹頫的。由这些情况可以看出，雪芹家又无法逃脱奴籍的厄运，再次被抄家问罪。这次似乎比雍正五六年间那次的情形更惨——那次还有很多力量暗中保护，而这次谁都爱莫能助了。
从这以后，曹家诸人的痕迹，无论是官家档案，还是私人记载，都无一字可查了。这充分说明了曹家的最后破败。
这时候，乾隆特别注意八旗包衣人和汉姓人的往事。他下令准许这些包衣“开户”——脱离原主，自立户籍。又命这些汉人（早已隶属满族旗的旧人）在考试时归于汉军（真正的汉人军兵）类内一体举行。他还详细调查了这些人上世归旗的原始根由。看来，乾隆在民族问题上产生了新的想法，他的眼光渐渐地有了歧视汉姓包衣人的苗头。这对曹家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二）内务府当差
雪芹长到18岁，按规矩要到指定的地方去当差服役了。
曹雪芹曾被派到咸安宫官学。这所官学是雍正下令专为“教育”内务府子弟而新建立的一所“包衣学校”。汉人中有学问的举人、贡生都被派往官学做“教习”（汉文教师），在咸安宫官学任过事的先生曾直接或间接地听到和提到过“曹雪芹”这个名字，似乎知道他，尽管只是一个朦朦胧胧的影子而已。
有人记下了他在内务府做过笔帖式和堂主事。这也是很可信的传闻。
笔帖式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满语的译音。蒙古语中也有相应的一个名词。满语“巴克什”，后转为“榜什”。清人没入关时，巴克什的地位是相当高的，是文职的赐名；等入关后改译汉名为笔帖式，各部院衙门普遍设置，有翻译、帖写等名目，掌管翻译满汉奏章文籍等事务，官级最高的不过七品，已经是一个最普通的文职小员了。但旗人由此进阶，升迁很方便，八旗的许多贵官，实际上很多都是由笔帖式出身。汉人是不能充当笔帖式的，内务府中，当然更没有汉人或汉军笔帖式。这一点在清代制度上是十分清楚的，可以使一些不甚了然于内务府籍与汉军籍之别的人们，获得又一个辨识的机会。
笔帖式的差使当得好的，可提升为堂主事。内务府的结构是“总管”为首，下设七司，各设“郎中”，郎中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以下便是“主事”了，都是司内的办事分职的次级小官员。其中的“堂郎中”和“堂主事”是负主要责任的。
主事除了正式编制的名额以外，还有“额外主事”。《红楼梦》写荣国府的主人贾政，就是皇上“额外赏了一个主事”的职位，也就是隐写内务府家世的巧妙之笔了。
雪芹在内务府当差的确切年月，都难以知道了。从情理上来讲，这都是他18岁以后的事。他为什么要离开内务府，也不可知。恐怕主要还是他“不甘为庸人驱制驾驭”的原因吧。
他在内务府当差大约最多只到乾隆十三年左右，这也是他一生为皇家做“奴才”的唯一一段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