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朱元璋杀了很多贪官后，看见仍然不断有人扑进贪污的染缸之中，慨然叹息：“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换句通俗点的话说，朱元璋觉得杀了很多贪官污吏，反腐的力度挺大的，为什么贪官还敢前赴后继呢？有点百思不得其解。
几百年后，我们面对朱皇帝的慨叹，不能不说，那声叹息除了表达皇帝本人想彻底剪除贪官的良好愿望外，那种无可奈何的情愫没有什么意义。说没有意义，不是否定朱元璋反腐措施所起的积极作用。从历朝历代出现的清官数量来看，明朝官吏中，清廉的人要比其他王朝多。《明史》“循吏传”共收有明一代 270 余年清官 40 人，而其中正统以前 81年的清官就达 30 人，占总数四分之三。可见明朝前期清官的数量要比中后期清官多得多。这种官吏清浊结构，和朱元璋重视吏治分不开。然而，朱元璋的反腐败措施不适于人性和社会发展，更重要的是，那种种措施随意性极强，人亡政息，注定长久不了。
苦大仇深的平民皇帝朱元璋，与那些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世袭帝王不同，他从小就深刻感受到物质匮乏对人的戕害，对贪官污吏吸食民脂民膏的各种招数相当熟悉，对官员腐败可以造成怎样的恶果，看得也极其清楚。他说：“我以前在民间时，见到州县官吏多不爱民，往往贪财好色……如今要严立法禁，官吏凡是蠹害百姓的，严惩不恕。”
贫民色彩浓厚的个人经历和独到的眼光，使朱元璋成为封建帝王中反腐败最坚定的一位，坚定到对贪官的刑惩可以用“残酷”来形容。他为了留给子孙一个强大、清明的皇朝，在反腐中制定了各个方面的措施，惜乎除了给后人留下了很有意味的经验和教训，朱家王朝还是灭亡了。有人提到朱皇帝反腐败时，特别乐意说，朱皇帝此举，不过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因此不可能成功。这也算是一种意见吧。不过这种观点让人越看越糊涂，因为反腐不是为了维护统治的范例，在地球上是找不出来的。
出身寒微的朱元璋，为了社会稳定使用了各种反腐措施，绝不是只一个“杀”字所能概括。素常我们多见明政府对官吏贪污受贿的严刑处罚。如朱元璋敕谕刑部：“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
明政府还规定：“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贪污“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受财枉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每五贯加一等，至八十贯绞，受财不枉法者，一贯以下杖六十，每五贯加一等，至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等等。其实，刑惩只是其一。统括而言，制定刑律，思想工作，奖罚分明，大义灭亲，以身作则，发动群众，但凡能想出来的招数朱皇帝都想出来了。
屈指数来，这样用心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他还先后颁布《祖训录》、《资世通训》、《臣诫录》、《省躬录》、《至戒录》、《御制大诰》四编、《武士训诫录》、《武臣保身敕》、《昭鉴录》、《醒贪简要录》、《永鉴录》、《稽制录》、《世臣总录》、《皇明祖训条章》等敕令文告和申诫公侯铁榜、府州县条例八事、到任须知三十一条等条规章程，对诸王和各级官吏所应遵守的事项加以详细的说明，使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据《朱元璋研究》）后世有人将其视为暴君，可能与他杀人太多有关吧。不过公平来说，使用重典，与他的处世感悟大有关系。他曾慨叹说：“朕清晨方处罚数人，至晚又有犯同罪者；今晚方罚此处过犯，次晨彼处又有犯者。前尸尚且未移，而后继者又接踵而至。罚之愈重，犯者愈众。朕昼夜无暇休息，局面已然无望，若轻罚之，此类人依旧作奸犯科。如此非公，门中人如何得致太平？如此局面甚为艰难！若处罚此类人等，朕会被视为暴君；若朕宽待于彼，则法失其效，纲纪荡然，而百姓视朕为无能之主矣。”（伊佩霞《中华文明史资料》）开始他也不那样残酷地杀人，可能现实与他期望的反差太大，后来就寄希望于重典了。有明一代社会有股戾气，不能说与朱皇帝没有关系。
朱元璋处理贪污案是从重从快的，决不拖泥带水。凤阳临淮知县张泰、县丞林渊、主簿陈日新、典史吴学文及河南嵩县知县牛承、县承毋亨、主簿李显名、典史赵容安为勾补逃军，接受逃军钱钞而逼令他人代充军役，案发后“两县官员尽行典刑”。福建右布政使经常下乡扰民，被“拿赴京师，斩首于市”。朱元璋还曾一点也不打官腔，非常实在地对新上任的官员说：“国家俸禄如井泉之水，常流不止，汲而不竭。那些贪官污吏见利忘义，欺人欺天，贪图赃利，都不能保有长流之俸禄，虽然积钱满屋，然而一旦事发，皆非己有，且遭诛灭之祸。你们应该以此为鉴，克己奉公，则永远能移保有官位、俸禄和性命。”在专制的封建社会，除了这些，好像也没什么好办法杜绝腐败。他在临终遗诏中说：朕受天命做了三十一年皇帝，心中总是忧虑戒惧，每天勤政而不敢懈怠，力求给百姓带来好处。无奈朕出身贫寒低微，没有古人的深远智慧，在好善憎恶方面差远了。他过谦了。实际而论，那些贪赃枉法的人，读的圣贤书可能比谁也不少，但在钱和权面前，却什么也不顾了。因此说，朱家王朝有前赴后继的贪污分子不算奇事，原因也不是朱元璋自认的“没有古人的深远智慧”。
朱元璋为了建立清明社会，连发动群众这一招都使用了。发动群众，是颇具风险的策略，弄不好会引起社会动荡。在《大诰》中朱元璋申明：地方官有廉能造福民众者，当地百姓必定深知详情。若被不才同僚捏造罪名，排挤陷害，允许本地耆宿之人赴京面奏，保全其人。要想除掉所有民间祸患，最好的办法是让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或一百人，或五六十人，或三五百人，或千余人，在年终之时，赴京面奏，详述本地
祸害民众和造福民众的官吏姓名和人数。朕一定凭其所奏，奖善去恶。
如果各地耆民能够按照朕意行事，天下即可达到太平盛世的局面。（《明太祖——朱元璋》）。好在朱皇帝没有忘记主旨，最终这一策略没有导致混乱的局面。这使监督多了一种渠道，在“上对下”之外另开了“下对上”的窗户。比如常熟县民陈寿六率弟与甥三人擒拿恶吏顾英赴京面奏，朱元璋称赞说：“陈寿六岂不伟欤！”特“赏钞二十锭，三人衣各二件”，并免陈寿六杂泛差役三年。有些论者说朱元璋的反腐没有奏效，越反越腐，这不是实情。《明史》载：“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涣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书写《明史》的清朝人没必要使用虚饰之词。可见，只凭朱皇帝一声叹息便觉得严法无用，便认为各种反腐措施无效，是轻率的做法。
以我这个不懂历史的草民来看，洪武皇帝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活动，留给后人的遗产中已明确地说明了“谁来监督”的“谁”字最有意义。
任何法律、规则和条例的执行都要靠人，如果一条律令，找不到执行它的人，那么就如同没有律令，甚至更糟。说找不到责任人，那是就实质而言，表面看来，谁是责任人一清二楚。我国监察制度创立的准确时间，虽然学术界观点不甚一致，但都认为隋唐时期已经比较健全了。侯河清先生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监察制度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秦汉是开始阶段，魏晋南北朝得以最后确立，隋唐至宋日臻健全，至明清达到完备阶段。封建时代的监督者们虽然都是对皇帝负责，但使用极致手段完全置官员于皇帝的掌控之中，则由朱元璋始。明代特务猖獗，人人皆知，不必赘说，但那只是监督的一部分。对官吏的监督主要依靠御史台（后改为都察院）、十三道监察御史及给事中六科等监察机构。当然，还应该包括直接对皇帝负责的通政司。除了这些固定监察机构，朱元璋还经常派人巡视各地，了解官吏的政绩。朱元璋对监察官吏的要求非常严格，反复教育他们要“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监察官吏一旦违法犯禁，处罚都远比一般官吏为重，如《大明律》规定：“凡风宪官吏受财及于所按治去处求索、借贷人财物，若卖买多取价利，及受馈送之类，各加其余官吏罪二等。”为了使官员绝对服从朝廷的命令，明律规定在朝官员受皇帝差遣及调动职务而托故不行者，官吏无故擅离职役者，官员赴任无故过限者，均治重罪，大臣私自选用官员者处斩，滥设官吏、擅自传唤属官，均严加惩处。《大明律》和四编《大诰》对各级官吏的行为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也就是“有法可依”，官员违反这些律令时又有具体的眼睛来盯梢，形成“有法不敢不依”的环境，最终使官员“守令畏法，洁己爱民”。
可惜的是，朱元璋的这些措施是救得了一时，却难救一世的策略。
史书载，由于刑戮过甚，官吏惶恐不安，士人不愿仕进。“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为了保全身家性命，许多人做官从政，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唯唯诺诺，无所作为。士子们更视仕途为畏途，“以溷迹无闻为福，以受玷不录为幸”，因而“多不乐仕进”。整肃吏治对治国安邦而言，对老百姓安居乐业来讲，确实是好事，但如果弄得举国上下恐怖气氛弥漫，整肃就脱离了常态而堕入病态之中，人性极大程度的扭曲了。在病态的环境中，不管朱皇帝怎么严厉，他的那些措施也逃脱不了“人亡政息”的命运。虽然洪武时期制定的《大明律》一直在整个明王朝都起着作用，但朱元璋的子孙在明太祖去世后就慢慢减弱了执行力度。朱元璋本想建立一种制度，使他的子孙万代永践帝祚，为这个目的，他用尽了各种方法，比如曾举办背诵《大诰》比赛，然而这本身并不是建立制度，而只是一种“花架子”。
制度建设不是制定几条律令那样简单，也不是发布几道禁令就算万事大吉，而是建立一种机制，这种机制能保证具体的律令、规定不折不扣地执行，不随掌权人的更替而发生大的变化。“不折不扣地执行”不
难，朱元璋就可以做到；不随权力的更迭而出现“人亡政息”的现象，朱皇帝万万做不到。形成这种机制，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封建帝王如朱元璋怎么也不会走这一步。
封建帝王最怕的是大权旁落，想方设法诛杀功臣，剥夺他们的权力，怎么会容忍卧榻之侧有他人存在呢？因此我们可以说，封建社会缺乏的并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也不是大公无私、铁面无私的官员，更不是遵纪守法的老百姓，而是集体执政的民主精神。以“一言堂”始，恶性循环，末了乃以“一言堂”终。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后不久便要称帝，与其说袁某的个人品质有问题，毋宁说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把袁氏熏透了。
这种民主机制不是朱皇帝所能接受的，同时任何封建皇帝都不能接受。所以，不管这些封建帝王建立清明世界的愿望多么强烈，治国安邦的策略多么详尽，到头来只有王朝没完没了的更替，却始终不能良性循环。当然，没有民主的参与，一个人说了算，社会也可以前进，也会有发明创造，遇到好皇帝的话，老百姓甚至可以生活得不错，但它难以消弭王朝更替带来的动乱。惧怕权力受损，是朱元璋们建立民主制度的障碍，当他无力掌控他的王朝时，新的掌权者便诞生了，但那个障碍仍然存在于新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