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说到唐朝的“贞观之治”时，人们最先提起的恐怕是李世民能容纳百川的勇气，以及乐意纳谏的宽广胸怀。其实某一社会或社会某一阶段的繁荣，往往并不是一两项政策在单独起作用，而是符合主导思想的各种政策有机配合的结果。贞观二十年，李世民派遣大理卿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四方，“刺史、县令以下多所贬黜”，后来亲自去决断，“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资治通鉴》）没有有力的监督，便也难有贞观之治。监督如十字路口交通岗，如指挥交通的疏导员。在人烟稀少的地方这些是用不着的，一旦社会发展，监督就必不可少。实际而言，监督是使政权稳固的一种重要措施。
不重约束的权力，必然以握有权柄的个人为中心，视整个社会如无物。
不过，监督也极易走入他途，随个人的秉性、思想不同而有大异。
明朝朱元璋在社会底层生活了很久，不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那类的人物，对官吏贪贿有自己深刻的体悟，因而对官吏不仅严格，简直是严酷。剥皮抽筋那类让人不寒而栗的举动不必说了，只私下窥视、盯梢一项，就足以让人思索他的所谓监督。宋濂性格诚谨，有一次请客喝酒。隔天，元璋问他昨天喝酒了没有，请了哪些客，什么菜？宋濂老老实实回答，元璋才笑着说：“全对，没有骗我。”国子祭酒宋讷独坐生气，面有怒容。朝见时，元璋问他昨天生什么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元璋叫人把偷着给他画的像拿来看，他才明白。（吴晗《朱元璋传》）
这样的监督，威力是有的，我们看明朝朱元璋统治时期吏治比较清明，与那种残酷、细致的监督不无关系，有人说朱洪武的严刑峻法没有起作用，这是难以让人相信的理论。朱元璋确实曾有点无奈也有点不解的自问，贪官怎么越杀越多？可我们决不能凭此就断定这与不起作用是一码事。有些例子也许可以证明它有正确的一面，但天下太大了，什么样的事找不到？前几年，有人提出“治盛事也当用重典”，另有人认为“贪官不畏死”，想来难解。贪官贪墨，目的在于过神仙般的生活，原因则在于黑手伸向国库时可以侥幸不被捉，即使被捉了，可以做一下深刻检讨蒙混过去，怎么称他们“不怕死”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朱元璋的那类做法是个人色彩很强的行为，与制度毫无关系，虽然治标却没有触及根本。朱元璋去世后，他的那一套治理社会的办法也随他的消失而消失了。
我国的历朝历代，都没有忽视监督的作用。但各种举措因皇帝的不同而不同，因朝代的变更而有异。监督是作为个人管理手段在社会上推行的，旨在维持社会最低程度的运转；而不是把监督看作“天下公器”，更没有把它看成是社会繁荣发展必需的规则。这种最低目的驱使下的监督，有时变态，有时苍白。朱元璋及其子孙可谓这方面的典范。我国历史上有很好的监督措施，可惜都被用来维系最低程度的秩序，轻浅得很，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被人淡忘了。至于与繁荣的紧密关系就更没有多少人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