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秋被俘后，敌人把她押解到张掖，囚于敌一〇〇师三〇〇旅旅部东头的一间10来平方米的黑屋子里。在这间黑屋子里面，已经关押了10多个女红军战士。张琴秋被推进去后，女战士们都大吃一惊。她马上机智地自我介绍说：“我叫苟秀英！”女战士们会意地点了点头，表示她们知道今后该怎么称呼张部长了。待押送人员离去，大伙这才注意到张琴秋衣着单薄破烂，打一副旧绑腿，脚上裹着破麻袋片，头上缠一条又脏又烂的深灰色布，脸上污垢不少，完全变了个样。女战士们不约而同地围坐在“苟大姐”身旁，为她挡风御寒。一个女战士从怀里取出一双旧布鞋送给她，张琴秋说什么也不要，经大伙一再劝说，她才接受了这份凝聚着阶级友爱的礼物。第二天，来了几个敌军军官，对新来的女红军进行查询登记。大伙都为张琴秋担心，唯恐口音不同露出破绽，纷纷代为答话：“她叫苟秀英，四川巴州（即今巴中）人，45岁，是给红军煮饭的，已病了几天啦。”敌军官一看，确实是个又脏又病的老太婆。在大伙的掩护下，张琴秋在张掖度过了两个昼夜，第三天一早，敌人把她和几个年龄大的女红军押送西宁。临行时，她悄声叮嘱大家：要坚强！要团结！要多加珍重！
到西宁后，张琴秋同原剧团的女战士蔡德珍一道，被发配到一个皮毛工厂做苦工。此前，军阀马步芳把在永昌俘获的西路军剧团的三四十名战士押到西宁，编为他的“新剧团”。马步芳下令从他们抓来的女红军中挑些演员。剧团里的几位同志商量，决定把一些不是剧团的女战士也认领来，原妇女团营长陶万荣就是第一个被认领来的。不久，与张琴秋一起做苦工的蔡德珍，被送到了剧团。她向同志们谈了张琴秋的情况，大家都同意设法把张琴秋也搞到剧团掩护起来。结果，由剧团的黄光秀、党文秀等出面，以剧团的年轻人不会做面食为借口，向敌一○○师中校参谋主任兼剧团团长赵永鉴提出，要找两个年纪大一些、会做面食的人来做炊事员。赵永鉴表示同意，黄光秀等趁机到各工厂去挑选。
就在这个时候，叛徒向敌人供出了被俘人员中有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马步芳闻讯，立即派人四处搜查，不仅在西宁城门上张榜缉拿，还在《河西日报》上公开通缉，通缉令曰：“张琴秋系俄国留学生，在伪红四方面军总司令部任妇女部长兼组织部长，精通五国文字，现年二十余岁……”敌人在剧团里也加紧清查，赵永鉴向全团训话说：“张琴秋是你们共产党里面的一个大官，她能说会道，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你们认得吗？谁知道张琴秋在哪儿？说出来有赏，不说，连你们也活不了！”不管敌人怎样恐吓，不管形势多么险恶，剧团的红军女战士们掩护张琴秋的活动仍在进行。
张琴秋被俘后，机智地改名换姓，巧妙地进行伪装，一身弄得又脏又破，使她这个刚33岁的人，看起来像个乡下老太婆。敌人审讯时，她仍说自己是川北农村人，年龄45岁，是帮红军做饭的。这副样子，这套经历，与敌人日夜搜捕的、年仅20余岁的留俄女学生完全对不上号，因而骗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查。剧团的同志在皮毛厂找到了她，向她说明了来意，但她怕连累大伙，不肯前往。她们一再说明这是大家的心意，同志们有责任保护她，剧团里都是自己人，万一不幸，要死，大伙就死在一块！张琴秋只好同意她们的安排。就这样，她和另一位叫李金莲的女战士一起调到了剧团。
张琴秋虽失去自由，但革命志向坚定不移。在敌人虎狼窝里，她与几位党员结成核心，把全团40多名战士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937年4月，周恩来指派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刘秉琳和党的联络员张文彬到甘、青两省营救西路军同志。他俩持周恩来致国民党高级将领赵守钰赵守钰，山西人，早年曾参加过辛亥革命，大革命时期与中共发生联系，认识了周恩来，大革命后期，他在西北军冯玉祥部任中将骑兵总指挥，马步青当时是他属下的一个旅长。后赵调驻西安，与杨虎城交往甚密，同中共继续保持着联系。1936年九世班禅到青海，国民党政府设立护送班禅返藏专使公署，任命赵为专使，时驻西宁。的亲笔信，请赵做“二马”的工作，解救西路军被俘人员。张文彬、刘秉琳在西宁期间，曾秘密去剧团探望红军战士，并说，党中央正在设法营救你们，你们要采取合法斗争，不要蛮干，要注意斗争策略。
当时，在剧团的一些战士正酝酿着暗杀马步芳的计划。张琴秋得知后，根据张文彬的意见，向同志们指出：“斗争要从大处着眼，不能鲁莽行事。同志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可贵的，但要考虑斗争的效果，要研究斗争的策略。西路军遭受这样大的损失，正需要我们好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杀死一个马步芳容易，但后果只能使更多的同志牺牲。我们要活着出去，要想尽一切办法回到党的怀抱，参加抗日救国斗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到那时，要解决十个、百个马步芳也不难。”她的开导，使大家心明眼亮，及时制止了冒险行动计划。
敌人对张琴秋的搜查更加紧了，赵永鉴对剧团也加紧了监视。为了张琴秋的安全，几位党员研究决定，利用马步芳对剧团成员的假仁慈，让赵全贞和杨万才举行假结婚，以便组成一个“家庭”，然后把“苟秀英”要去作女佣人。这样做，比在剧团更安全些。马步芳为笼络人心，欣然准许赵、杨“结婚”。就这样，张琴秋便离开了剧团。
这时，红九军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吴仲廉，被送到了剧团。吴仲廉被俘后，被押解到西宁中山医院做苦工。在那里，她被陆军医院的军医罗承训认了出来。罗承训原是中山医院的医生，1936年随马家军到河西阻击红军时被红九军俘获，吴仲廉对其教育后释放，还发给了路费。当他在医院认出吴仲廉的时候，当即表示要帮吴脱离虎口，以报上年释放之恩。不久，吴仲廉也被转到剧团。张琴秋见到老战友吴仲廉和陶万荣十分高兴。她们一起商议，准备利用罗承训的帮助逃离西宁。但是，事情正在筹划，又出现了新的情况。
原妇女团战士杨绍德被俘后，被马步芳“赏”给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科长陆澄。一天，杨绍德在赵全贞、杨万才“家”里发现了张琴秋，回去就向陆澄告密。陆是浙江人，其上司正是蒋介石派驻青海省国民党省党部的特派员、政训处处长李晓钟，他们的任务是监视马步芳的言行，随时向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报告，在政治上与马步芳有矛盾。为了把张琴秋等由马步芳的手里弄出来，再交给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以便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李晓钟和陆澄假意向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表示，要送她们三人回原籍。可是，当离开西宁到西安后，李、陆二人就原形毕露，把她们交给了国民党的宪兵队，直接押送南京。8月中旬，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被投入国民党设在南京的“反省院”中，关押起来。
这时，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中共正大力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中共人士和西路军被俘人员。8月19日，周恩来、叶剑英、童小鹏来到南京“反省院”。周恩来看了政治犯名单后，点名要见张琴秋、夏之栩和王根英。她们三人都被这意外的重逢惊呆了，待叶剑英说明来意后，她们欣喜万分，把关在“反省院”同志的真实姓名作了汇报。周恩来与院方交涉，要先把张琴秋、夏之栩和王根英带走。院方阻挠说：“张琴秋是俘虏，要出去得有顾祝同将军的命令。”周恩来、叶剑英向被囚人员作了抗战形势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讲话，告诉大家，中共已同国民党达成协议，你们很快就会获得自由，不久即可奔赴抗日前线了！全场一片欢腾，激动不已。8月下旬，党组织派人把“反省院”的政治犯和被俘人员全部接出。张琴秋、陶万荣、吴仲廉出狱后，即转赴西安，在地下党员向宣福家里休养了半个月，回到了延安。不久，张琴秋被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春，张琴秋从党校毕业，被分配到安吴堡青训班工作，同年秋调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大队长。1939年，大后方赴延安的女青年日益增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抗大女生大队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女子大学，张琴秋调任教育长。“女大”这个革命熔炉，为我中国共产党培育了一大批妇女干部。1941年9月，“女大”并入延安大学，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张琴秋即调任中央妇委委员和解放区妇联筹委会秘书长。1947年任中央妇委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曾率妇委部分同志参加了雁北、冀中、渤海等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1948年11月，张琴秋随解放区妇联筹委会主任蔡畅等组成的中国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前往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出席了国际民主妇女联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1949年1月12日，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委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李家庄成立，张琴秋当选为筹委会常委和秘书长。3月24日，在全国妇女代表大会预备会上作了筹备工作的报告，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4月3日，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在北京宣告正式成立，她当选为第一届全国妇联执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连任全国妇联第二届、第三届执委。不久，张琴秋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在她担任副部长的近20年中，工作一贯兢兢业业，为纺织工业做出很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张琴秋遭到了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和残酷迫害，不幸于1968年4月22日含冤逝世。她的女儿、青年科学工作者玛娅，也横遭株连，被暴徒迫害致死。1979年6月，党中央为张琴秋平反昭雪，说她“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她都是勤勤恳恳，忘我地工作”张琴秋追悼会的《悼词》，载1979年6月24日《人民日报》。，对张琴秋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的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
原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7卷，据《悲壮的征程》上册转载，并做了一些删节。本书据《悲壮的征程》文本收录。吕莹执笔。吕莹，女，四川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