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黑龙江种地的有23名移民表示愿意定居下来，其余全回到了库区；到新疆务工的800多名移民中，除10多人愿意留下打工挣钱，其余都回到了忠县、云阳、奉节、开县各地的老家；到海南割橡胶的200多名移民，只剩一个人愿意留下，其余全部返回到了巫山峡谷。
这一次“投石问路”，并没有出现“一石击破水中天”、打开移民外迁突破口的理想状态，反而在社会上一石激起千层浪，移民工作一下陷入了困局。
原水利部门的一位资深专家戏谑说：这一次“喝开水还是烫了嘴”，叫三峡移民外迁的人，还是“闭上嘴巴的好”。“不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对移民外迁的风险性估计不足，当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花了那么多冤枉钱，该谁买单？谁来负责？”“新疆、黑龙江、海南岛，这三个地方可都曾是古时候的‘流放地’。
啊，虽然土地多，有活干，但移民会怎样想？他们是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三峡移民，不是流放者！”一位对水库移民问题颇有研究的专家认为，从我国许多移民返迁的案例来看，库区的环境容量很大程度上与移民外迁无关，因为移民涉及到人，这种迁徙行为是人类社会学中的一个复杂课题，不能认为移民外迁就真能解决库区环境容量的矛盾。
初试锋芒，出师不利，加之社会上的众说纷纭，无情的事实给移民外迁浇上一盆冷水，从头淋到脚，冷得人钻心的痛、透心的凉。
移民迁往新疆试点失败了，这次投石问路必然会在三峡移民史上“记录在案”。但是，从唯物主义“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来看，正是管理层吸取了这次移民迁往新疆的教训，才有了后来的移民惊心动魄外迁大潮，才有了重庆2006年秋天组织10万民工进疆打工摘棉花的后续故事。
两难相权
外迁碰壁，试点失败。
就在新疆、黑龙江、海南的移民返回三峡老家的同时，库区部分后靠移民的生活也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水库移民的风险性又从另外一个层面凸现出来。
巫山2000多名移民原来居住在海拔100米左右的河谷，随着水位的上涨，迁到175米水位线以上的200米的地方之后，他们的“原生态”随即发生了变化。
由于后靠的地方崖高坡陡，沟壑纵深，土地贫瘠，庄稼收成骤减，不少移民在陡坡上开垦的小块荒地，戏称为“大字报地”、“屁股大块地”、“一顶草帽就能遮住的地”。土地分散，移民出行困难。以前担着两桶粪走几十米、一两百米就可以浇淋庄稼，现在要跨沟过溪，绕几百米，甚至几公里才能到达耕种地。
水源是生命之源。以前，移民祖祖辈辈居住在峡江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首先选择的条件就是居住地必须有几口水井。三峡涨水把大量的水源淹没之后，移民搬迁到高山坡地，并不是俗话所说的“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寻找新的水源，解决移民的饮水问题，很快成为乡镇、村组搬迁之后的“抚民”之第一要务。
守着浩瀚的一江大水，怎么会没有水喝？守着“金饭碗”，怎么会像叫花子一样讨饭？这种疑惑来自享受着空调、喝着自来水的城里人。不要忘记，三峡峡谷是贫寒的农村，大多数农民千百年来的饮用水，从来不会花一分钱，更不会计入他们算盘中的生活成本。如果在江中抽水，水泵、水管、水站、抽水机、消毒剂、制水、管理、运行成本等一系列问题又冒了出来，谁来为这笔新增的支出买单？
涨水之后交通的不便，还造成了部分移民就医难，孩子上学难，生产交易难等等，后靠安置出现的种种矛盾也使当地政府焦头烂额。
就地后靠安置移民，虽然移民仍可以“听艄公的号子，看船上的白帆”，但一个现实问题摆到政府的面前：如何生存下去？库区人口环境容量压力大增，而就地后靠移民的生存又遭遇空前的挑战。就地后靠安置难，外迁安置也难，“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移民工作又一次陷入了两难境地。
但是，外迁新疆试点失败之后，管理层并没有轻言放弃外迁的打算，仍在忙忙碌碌寻觅安民之策。
护送移民到新疆务工的陈刚回到库区之后，一直苦苦琢磨移民外迁问题。他经过认真分析后认为，水库移民返迁也折射出当时的时代背景。水库移民返迁情况复杂，但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一是返迁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兴建的水库的移民之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移民返迁人数一直居高不下，但到了70年代末期，社会逐渐走向稳定，移民返迁人数就降了下来。这说明，社会动荡是移民返迁的重要诱因，而社会稳定是移民搬迁安置的重要基础。二是1984年、1986年，中央出台了要求抓紧处理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系列政策，极大地稳定了人心，使水库移民返迁人数急剧减少。这说明正确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兑现，才是安置移民、减少移民返迁的一大前提。
移民到新疆、黑龙江虽然出师不利，但从中也透露出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接收移民的地方，与移民的生活习性差异太大，收入也未见得比留在三峡老家好，当地的耕作制度也不尽相同……两害相权取其轻，两难相权取一难。三峡淹没的大多是良田沃土，倘若移民都守在库区后靠的山坡上，挤在自然条件恶劣和少得可怜的土地上耕种，大家都得备尝生活的艰辛，怎么谈得上维护移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中央政府决定，三峡农村移民必须外迁一部分。由政府组织的外迁移民，不再去西北部地区，主要迁往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土地资源相对充足的中部以及受益于三峡工程的长江中下游诸省市。
这一次，中央高层的态度非常明确，移民不是外出务工，而是迁到居住地永远定居下来。
让10多万三峡移民从祖祖辈辈的繁衍生息地迁到外省市安家落户，是三峡移民政策调整后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
1998年12月末，朱镕基总理在宜昌召开的三峡移民工作会上，要求受益于三峡工程的长江中下游各省、市，必须接纳和安置三峡移民。他从上海、浙江、江苏、湖北……挨个儿点着省长、市长的姓名，叫他们接收三峡移民的任务。
朱镕基总理鲜明的个性，省长市长们是清楚的。他上任伊始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说过：“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总理指出，要坚持多种方式移民的方针，要因地制宜，把本地安置与异地安置、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政府安置与自找门路结合起来。特别要制定鼓励外迁的政策，对到外地投亲靠友的移民，当地政府应予以积极接纳；对集体搬迁到库区外、省外的移民，有关政府应热情欢迎、协助定居、开发。
各省市的省长、市长纷纷表态：要为党中央、国务院和三峡库区排忧解难，一定要安置好三峡移民。上海表态说：谁都知道上海是一个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迁出容易迁入难，50多年来从没接收过外来的大量人口。第一次就要接收5500名三峡移民（上海共接收7500名三峡移民），在人口拥挤的中国第一大都市算是“破天荒”。但是，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三峡是全国人民的三峡。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经济发展了，应该以实际行动支援三峡工程，接收三峡移民。
广东省表态说：我们沿海已经富裕起来了，到我们这里安家落户的三峡移民，如果按国家补偿的移民资金标准来修房子，按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准，是肯定不够的。试想，如果移民修的房子不如当地居民的房子好，就是歧视移民，我们脸面无光，也对不起为国家做出巨大牺牲的三峡移民。
湖南省表态说：湖南是水库大省，安置水库移民有丰富的经验。尽管本省要安置五强溪水库的20多万移民，但还是要愉快接受安置三峡移民的艰巨任务。
安徽、江西、四川等省都是并不富裕的中西部地区，但这些省、市从全国一盘棋的大局出发，还是鼎力支援三峡工程，接收安置了成千上万的三峡移民。
300年前的“湖广填四川”是把移民迁进来，而现在是要把移民迁出去，而这一进一出却有天壤之别，世界上无任何模式可资借鉴。中央政府强力推动，国家机器快速运转，三峡库区外迁移民开始在重庆江津市试点，先从出县不出省（市）安置开始，逐渐推向全国。
1999年10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在重庆江津市召开三峡工程库区农村移民外迁现场会，会议由吴邦国副总理主持。
上海市、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浙江省、江西省等11个省市的省长、市长们都到江津试点现场查看了移民安置的情况。吴邦国副总理对江津的试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在现场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至此，11个省市接收、安置重庆库区外迁农村移民工作全面启动。
全国11个省市明白，接收三峡移民，已成为一件“捅天”的大事，而且是无条件、无价钱可讲的。这些兄弟省市也深知安置水库移民的苦楚，有的省市虽然背地里嘀咕：本地水库都有几十万移民没安置好，遗留问题很多，但仍然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表示要接收和安置好三峡移民。
面对朱镕基总理、吴邦国副总理的苦口婆心，面对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谁又能说半个“不”字呢？
三峡移民政策调整，移民外迁，是世界上比较敏感的话题。一些西方媒体认为，把水库移民迁到外地，牵涉到“人权”问题，并借此讥讽中国政府的水库移民政策。
“兴建三峡工程之初，不是说移民就地后靠、就近安置么，怎么一下要大规模迁往外地呢？”
“移民外迁，三峡移民政策全变了。”“中国政府的政策真是变得太快了，真叫人捉摸不定。”其实，变与不变，是一个简单、朴素的逻辑关系。事物天天在变，世界天天在变。哲学上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河流”，万事万物无一不是在运动、嬗变之中。
可是，移民自主外迁是一回事，由政府组织外迁又是一回事。当政府高层决定移民外迁的政策出台之后，各地具体实施起来，才知道并不是想象之初那么容易和简单。
移民自主外迁，是自个儿在自愿的基础上，先到接收地“相亲”，接收地同意划拨土地、上户口，算是“两情相悦”之后，才迁出库区安家定居。重庆的开县、巫山、云阳、奉节、万州等区县和湖北的巴东县、兴山县等地，一般都是单家独户，最多几家几户零零星星地迁徙，移民称之为“婚姻自由”，可以在全国各地找“对象”。
移民自主外迁的行动，体现了移民“舍小家、为国家”的博大胸怀，也得到了政府的充分肯定。但是，这种自主外迁的方式，一是规模小、迁出人数不多，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库区土地不足的沉重压力；二是移民自己联系迁出地的时间较长，而三峡工程是按期蓄水、按期发电，移民必须在蓄水时间表规定的时间内，及早搬迁出水位线。
由政府组织的移民外迁与部分移民自主外迁的目标是一致的，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式。国家政府选定三峡工程受益的省市和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安置三峡移民，是公开的、大规模的、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中央指定移民接收地，库区各级政府立即“上门认亲”，迁出地和接收地立即开展热火朝天的移民迁移对接工作。
三峡移民从自主外迁到由政府组织外迁，走过的是一条不平坦之路。三峡人能不能走出夔门，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从地理上看，重庆成为中央直辖市之前，地处著名的“四川盆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年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自成一统的生存习惯，已演变成为一种相当顽固的“盆地意识”。
历代统治者都感叹“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也与封闭的地理条件造成的“盆地意识”有关。
库区各级政府对移民做了大量的搬迁劝说工作，而移民却认为县里是“指腹为婚”，不了解对方情况就“结婚出嫁”，是“隔着口袋买猫”，是“叫瞎子跳崖”，是……“我本想迁到湖南，那里有我的亲戚，可镇政府却要我迁到江苏，不迁了。”
“我本想迁到广东，县里却要我迁到浙江宁波，我在广东打工多年，听得懂一些粤语了，现在要重新学说浙江话，从小我就晓得‘宁波官话’听不懂。我不迁了，不迁了。”
“我本想迁到山东，政府却要把我迁到上海。我就留在三峡不迁了，我就不相信三峡涨水会把我淹死了！”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移民群体中，种庄稼的行家里手，想迁到承包地多的省份；多年做小生意的、打工的移民又想迁到经济发达的地区。各种想法，各种议论开始在库区河谷弥漫。
外迁是移民群众发明的，政府顺应移民意愿，制定了一揽子移民的外迁政策，鼓励移民迁出库区定居。可再好的政策，也是“宋江难结万人缘”，不少移民表示故土难离，不愿外迁他乡；甚至以前已准备自主外迁的移民，也表示“看看再说”也不愿迁走了。
移民外迁工作又一次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三峡大坝是按期蓄水，等不得，拖不起，移民不及早迁走怎么行？
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知道情况后发出话来：三峡库区外迁移民工作如果不按时启动，就把移民迁出地、各省市移民接收地的县长、县委书记统统叫到我办公室来，我找他们一个一个谈话！
吴邦国副总理语惊四座，再次表明了中央政府的坚强决心。
河谷总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