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诱惑与深层的父母之爱和终逝的涌动，这之间的紧张当卷入叙述者与非世俗外婆的关系时，就首先成了三、四卷中的两幅画面。第一，外婆的病发展到闭门不出，不能再享受户外空气的地步。不过她遵从了错误的医嘱，的确随叙述者来到了香榭丽舍的一个公园。他们刚到，她的尿毒症就第一次发作。普鲁斯特母亲也是患相同的病而去世的。为镇静自我，她进了一个公共洗手间。服侍的人是叙述者的老熟人，弗兰索瓦丝（Fran？oise）相信她过去曾是一个侯爵夫人［《在少女花影下》（à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88页］；事实上这个推测正巧妙地符合这个女人赞扬她受保护者时的佯装。离开洗手间时，外婆几乎不能说话，但是听到是谁服侍她时，她一针见血地说：“还能有比这古尔芒提斯（Guermantes），或凡尔丢林斯（Verdurins）及他们的小群族更典型的吗？”［《索多姆和戈摩尔》（Sodom and Gomorrah），423页］。通过模仿这些排外的沙龙，这洗手间的侯爵夫人比曾铐镣上流或半上流社会的托尔斯泰更残酷地抨击了世侩，也可以想象一下弗斯罗夫斯基丢人地乘干草马车的一幕。对做作的世故法式讥讽出自有教养的自己人时显然效果最深。然而普鲁斯特强调的是缺乏同类感情、虚伪和截然恶性的势利，托尔斯泰的选择则着重于弗斯罗夫斯基十足的守旧和有闲阶级的粗鲁，加之浮现于荡漾在法森卡（Vasenka）空洞的“迷人的格雷琴”上空的性侵。
叙述者自己也很粗鲁，他对在洗手间久不出来的外婆失去了耐心，但当他意识到她发病的严重性后便立即行动。他和一位家庭认识的医生见了面，很快便得到了适当的援助。事情进展中医生的迟疑又让他见识了势利的重要。虽然此人敏感认真得合适，他却也显示了世俗的兴趣，甚至为将要参加的下一个社交场合的穿着小事担心［《古尔芒提斯之路》（Le C？té de Guermantes），430—432页］。
第二个情节。上述的“心的间歇”探讨了叙述者自身更强的此类摇摆。回到巴尔贝克，他又住回原来的房间。一进屋他便痛心但栩栩如生地回忆起外婆敲墙与他通话的情景。他以一种与通常缓慢展开句子的方式相冲突的短语说：“我全部存在的剧变”（《索多姆和戈摩尔》，210页）和表现死后显灵的敲叩门招魂术不同［在第一卷中，当斯万（Swann）听到文特尔（Vinteuil）奏鸣曲进入心灵最深感情时，有人愚蠢地说，她“什么敲叩也没听见？？自桌子转了以后”［《在斯万家那边》（Du c？té de chez Swann），501页］。这肃静的一刻使叙述者被死一般的空虚所摄。这截然不同于普鲁斯特式的全部回忆，不是—像有名的糕点（madeleine）小插曲—追忆幸福时光却是首次意识到的损失。当他因对外婆的死突发思念而低沉时，叙述者推迟了一次他踊跃参加的社交活动，从而为推迟的悼念受磨难。至少他暂时超越了狭隘的世俗。
他更成熟时回顾那时的悲哀，他认识到他的缺乏感情是“精神的荒芜”（《索多姆和戈摩尔》，210页），“是一个无感恩之情，自私，冷酷的年轻人”的错误（《索多姆和戈摩尔》，211页）。此处普鲁斯特对叙述者的裁决比托尔斯泰对只出现在插曲中的弗斯罗夫斯基更严酷，他的自私是愚蠢和幼稚的（虽然可能腐败和放浪），但事实上并不残酷。不幸的是，“心的间歇”的结束是叙述者排除了悲哀，与艾尔贝提重修旧情的命运性决定，这导致了一场比追逐尘世更分心的恋情。即便如此，这次痛心的间断发现却昭示了外婆身上体现的感人事实，这些事实将留给他做永恒礼品。
7
歌德和普鲁斯特为弗斯罗夫斯基插曲分别提供了相辅相成的视角。他们都更清晰地集中于它对西方的反响，并把《安娜·卡列尼娜》与他们自己的风俗小说相连。托尔斯泰人物鲁莽地提及格雷琴，突现了小说对浅薄都市性格辛辣的讥讽。这种都市性并不认真努力地去理解使人完满的世界。掠过这些与《有择的亲和》相连的瑕疵，我们会发现奥提丽非世俗的神秘。作为与列文同类的女性，她在她周围过于世故的环境中出现得像一个成功的代角，只是她无回旋周转的余地。她不能从爱德华和夏洛蒂的庄园驱逐任何人。当她以反对自我（饿死）的方式来抨击世界时，她或许向一种病态倾向做了让步。然而这交织的链环也强调了托尔斯泰对歌德高度悲剧倾向的敏感，这潜流为弗斯罗夫斯基所忽略，歌德本身对此也持有一定距离。
《追忆似水年华》强化了渥伦斯基的王爵骑马环球旅行的教训：托尔斯泰抨击的不是法国的世俗本身，而是俄国多种合成的变体，只要对巴尔泰斯点一下头，就可以被称作“俄－法性”。【因此巴尔泰斯（Barthes）在《神话学》（Mythologies）中建议用“sininess”，121页或“Basquity”，124—125页，表示中国或巴斯克（Basque）文化的二手概念。】普鲁斯特为法国人所作的肖像，出自看破红尘的本地人像，更微妙更透彻。他的叙述者从家庭之情和丧亲心痛到世俗雄心（之后成了着迷的恋爱）的“间歇”，比弗斯罗夫斯基插曲更深刻地探索了入世的迷人和失败。即使我们折回《安娜》全书中所有相关的冲突来看，普鲁斯特的叙述者或作为他自我替身的查尔斯·斯万以不断浪费的能量向上层社会的努力都比渥伦斯基、特别是安娜对被社会接受的倚赖要强得多。托尔斯泰的人物从来看不见这种根深蒂固的依附心态怎样主导了他们的生活，甚至到了身心被困和痛苦的地步。要得出这样的结论，让我们别忘了弗斯罗夫斯基在《安娜》书中的插曲，在生动的生死画面中，无论是在成型还是打碎的附着关系中。这些场景以其强力和率直，在普鲁斯特更详尽的小说里以同样方式裁决了表达存在的非世俗基石。
更广来看，这一章指出了介于风俗小说和它标志性的对“世界性”或“世界”沉默呼吁之间一个更重要的含混概念。歌德和普鲁斯特反对认为“非世界性”在此类小说中应该有一个基本反面甚至荒唐的角色，他们的奥提丽和露西安，叙述者和外婆肖像，并不和托尔斯泰刻画的列文和弗斯罗夫斯基含义相反。确实，如詹姆斯·金凯德脑中与特罗洛普争论时所说这样的小说“最有趣的是被视作对风俗小说的抨击”。【参照韦奈特（Winnett）《风俗小说》（Novel of Manners），946页。】“世界”的含义成了一种情结。歌德和托尔斯泰对已故爱德华·塞义德所下的一个“世界性”【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330—331页、335页。
】的关键定义确实相认同，即对世界多种文化的自愿开放。在他们向狭隘的“世界性”发难时，两部小说，尽管很片面，所指的都是世界文化应容纳更广的、甚至全球性的视野。之后这视野在他们阐述性地呼吁“世界文学”或“全球好艺术”时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达。对普鲁斯特而言，其中某些世界含义可能大多来自巴黎文化生活和法语写作，基于那个城市超国界的盛誉和卡萨诺瓦（Casanova）所称《文学的世界共和国》（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中的语言。但是对他来说，包容性多指超出瞬息即逝的现实而不是更广的地缘文化视野。这便产生了《追忆》的结语“dans le Temps”（时光）之深意。
这些作家没有一个人的“世界性”具有赛义德在这词中常见的含义，即与明显理想主义严谨表示的，或盲目疯狂趋势相对立的坚实人间。【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13、31、44、305页。】这里赛义德的意思显然指“这个世界性”与“其他世界性”情形的对照，可是歌德和普鲁斯特以及托尔斯泰的书中都不存在这种对其他世界性主题的严格避免，想想格雷琴在《浮士德》一卷结尾处的悔过，奥提丽作为基督诞生场景中的玛丽，或是环绕着普鲁斯特艺术创造和被接受的宗教光辉。几乎不必提及列文在《安娜》中的精神旅行，或加深托尔斯泰悬而未决的宗教危机阴影。“世界性”在这些情节中，仍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说的那个贬损的老意思：“世界智慧先生”，或如华兹华斯（Wordsworth）说的“世界跟我们处得太久”，甚至像小说家眼中的文学新的跨越国界的“世界们”。
但他们的小说仍然没有强调其他世界性的选择，只是集中于现行世界有限的标准。与班扬或华兹华斯成对照的是，书自始缺乏明确的外部判断来作为一个遵从的框架。即使托尔斯泰一目了然例外的圣经墓志铭也只是孑立着，没有权威的“主说”或如何实行“复仇在我，我必回报”【参照亚历山德罗夫（Alexandrov），《理解的局限》（Limits to Interpretation），67—70页，谈及几种片面观点公认的可能性。亚历山德罗夫作出结论：“铭文与上下文之间的关系的多重含义造成了主要的永久不明确性。”】的解释。最终人物面对的是自己的人生沉浮，奥提丽抵御爱德华不可抗拒的婚姻欲；普鲁斯特的叙述者回忆外婆敲墙时的感情跌宕；或是列文对弗斯罗夫斯基愤怒的爆发。只在一系列复杂的充满经历细节的事件后，这些人物才与社会常规断决。奥提丽拒绝过于敏感的安慰性婚姻的建议，叙述者学着面临假日时悼念外婆，列文让一位应该是有教养的客人卷起铺盖上路。末了，这些小说的非世界性停泊在这个世界。它提供的不是其他的世界性，而是更丰富的、低于或超于世界表层的、甚至悲剧情感的世界文学表达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