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谈判者急于显示自己高明，或者哗众取宠，或者采用一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他们像切香肠一样，把他们的让步切成小片，切得越薄越好，而每作一点点让步，拖的时间越长越好。这种办法给人以虚假的印象，好像是很强硬。但由于双方都不知道什么是最后一片香肠，因而都想等着瞧，这样就拖长了谈判的时间。由于双方消磨了过多的时间、精力，都志在必得，压力也就1971年10月23日，周恩来会见第二次来华的基辛格。
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大，也就很容易使谈判者走火，超出慎重的界限。中国人则尽可能确定一项合理解决办法的性质，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这样做，一开始就接触实质问题，又显出谈判者的真诚。这位被称誉为世界超级谈判大师的基辛格，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承认他在别的谈判中也经常采用中国人教给他的这种办法。他写道：
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无可改变的立场；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此时，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两国打过仗，敌对和隔绝了20多年了。
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如何跟外界打交道，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周恩来微笑着扫视了大家一眼，说：“现在该吃烤鸭了。我们将在下午提出一个公报的初稿。”
毛泽东与周恩来鉴于中美双方分歧如此巨大，已经拟订了会谈公报的有关方针：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争取双方发一个公报，也做了谈不成不发公报的准备。历史证明，正因为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方针，使我国在这次谈判中一开始就从根本上立于主动的地位，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周恩来特地让担任总理助理的熊向晖参照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的公报样式，草拟了一个我方提出的公报初稿，将中美双方的观点予以并列。
在吃了一顿烤鸭之后，周恩来向美方交出了我方草拟的公报草案。周恩来最早的基辛格回忆录《白宫岁月》中文版，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笑着说：“公报由双方各自阐述不同的立场观点。我方已经列了我们的观点。下面留下了一些空白面由你们阐述你们的观点。
然后双方再进行讨论。”
基辛格看后大为惊诧。他的助手们看了，也是面面相觑。在美国人看来，中国人交出的公报初稿的构思是前所未有的。
它以十分鲜明的词句阐述了中国对一系列问题的立场。从中可以看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人是寸步不让的。基辛格沉默了一会儿，对周恩来说：“总理先生，这样的方案，我看，在国际上和美国国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谈判僵持着，双方脸色都很严肃，气氛比较沉闷。
周恩来语调并不高，却说得很实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的典型公报，往往是祸根，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导致更深的矛盾。”
基辛格脑筋转得很快，口气有所松动：“我们不能光是列举不同的观点，而是必须向着未来有所前进。”
周恩来敏锐地抓住基辛格的话头，说：“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也是通向未来的第一步。博士，你说是吗？你们不妨再考虑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好吗？”
休会的时候，基辛格和助手们来到楼附近的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讨论。离开住房说话当然是为了保密。天早已经黑了，柱灯在树丛中透亮。北京的秋夜透着凉意。
“按中国人的方案，在总统访问结束时，双方在公报上一一列举那些严重的分歧。”斯迈泽说。
“这种公报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霍尔德里奇说，“观点是那么针锋相对，总统来访还有什么意义？”
洛德说：“从周恩来的口气来看，中国人是不会再后退了。”
2003年出齐的中文版基辛格回忆录全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他们都骤然感到心情沉重。
沉默。沉重的沉默。秋虫的鸣叫特别清晰。远处似乎传来蒸汽火车头长鸣的汽笛声。
洛德有点沮丧：“我们花了多少心血搞的初稿，等于扔进了垃圾堆。”
大家都望着基辛格。基辛格时而低垂脑袋，时而仰望深远的天空，来回地踱着步子，皮鞋声响得很重。他的眼镜片偶尔在夜光中闪亮。去停在北京机场的“空军一号”座机上用电报请示尼克松总统吗？不。他想着又摇摇头。总统已经授权他在北京可以拍板。他的思路善于逆转。他转而一想，禁不住随着思路脱口而出：“公开地摆明分歧，难道不会使双方的盟国与朋友放心吗？这说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还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公报是真诚的。”
年轻的洛德也马上开窍了：“对了，正因为我们公开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那一致的部分才显得难能可贵与真实可信。”
基辛格豁然开朗，嘴角露出了笑容：“也许用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能够解决我们的难题。这就是中国方案妙的地方。”
15年后的1987年2月27日晚上，已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先生，在上海为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15周年的聚会上，深有感触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说：“那时，美方的草案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果只说美方对此‘感到关切’，那是典型的外交辞令，没有道出实情。须知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回华盛顿了。在这短短的两天里，我们要重起炉灶，构筑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基础。”
洛德还说：“我们当时看到，总理的观点是可能的。如果采用我们那种做法，只会使美中两国的公众如堕五里雾中，使两国各自的盟国感到气馁。采用中国人的做法才会使各方面的人确信我们表述的观点是发自内心的。正因为我们坦率承认存在的分歧，我们一致的观点才显得真实可信。”
休会片刻之后，基辛格告诉周恩来，美方愿意接受他的初稿的基本做法。
在接受中方提的初稿的基础上，基辛格提出了一些补充，说：“公报中表述不同观点的文字必须互相适应。我觉得，中国的某些表达方式过于僵硬，难以接受。
对于你们报纸上常用的那种火药味很浓的提法，那种好像是审判我们或是凌辱美国总统的文字，总统是不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的。”
基辛格答应第二天（也就是10月25日）上午提出美方的草案。
谈判告一段落之后，夜已经相当深了，基辛格和洛德回到住处后没有休息。
先由洛德马不停蹄地改写中方的草案，基辛格先睡觉。三小时后，也就是凌晨3点，洛德把基辛格叫醒，由他接着进行修改。洛德这才去睡一会儿觉。他们觉得表明中国立场的那部分文字过于僵化，因而努力修改得温和一些；他们也特别选择了温和的措辞来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刚刚动笔修改了一会儿，天就亮了。
台湾问题使中美会谈又陷入僵局
10月25日，由基辛格提出经美方修改的公报草案之后，双方又开始了会谈。周恩来很快就将美方修改的草案细看了一遍，马上提出了问题：“博士，你们熬了一个通宵，将我们的一个主要观点删掉了。”
基辛格的眼珠在镜片后转了一下：“哦、哦……是吗？”
周恩来严肃地说：“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是我们对世界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
基辛格十分激动地说：“如果总统签署同意这个观点的公报，岂不等于我们的总统受到屈辱。这将在美国引起很大的麻烦。”
周恩来浓黑的眉毛抖了一下：“哦？”
基辛格又说：“是的。所以我们需要删掉这些话。作为交换，我同意在美国观点部分中也对等地删掉几句话，以便不使中国方面吃亏。”
周恩来盯着基辛格，严厉地一挥手说：“不。博士，我们不是在做交易，你完全用不着讨价还价。你只需叫我同意，告诉我在中国观点部分中所用的词句确有令你为难之处就可以了。”
这件事很使基辛格感动。他觉得周恩来很真诚，从来不在小地方讨价还价。
事后，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不久就发觉，和周恩来谈判的最好方式，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主张，详加说明，然后坚持到底。我有时甚至把内部文件拿给他看，使他了解我们为什么达成这个结论。周恩来也采取这样的方式。企图在谈判中多占便宜，那是徒然自寻烦恼。”
周恩来也注意到在并列双方的不同观点之后，方案中还列了好几条双方共同的立场。他说：“博士，我们虽有巨大的分歧，也有一些共同的观点，特别是都表示不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台湾问题的讨论，一下子就使会谈陷入了僵局。这是个对双方来说都属于极端敏感的问题。双方都作了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一开始就摆明立场：“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15年也一直僵持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能变的。”
基辛格也提高嗓门，亮明观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之间的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
“什么样的复杂原因？什么样的义务？这真是天方夜谭。”周恩来也略微提高了声调。
室内的谈判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基辛格申辩说：“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不但别的朋友不信任我们，你们中国人也不会尊重我们。”
周恩来停顿了片刻，调整了一下情绪，说：“台湾是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你们历届政府都承认的。而现在，是哪国的军队占领着台湾？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中国人有句俗话，‘解铃还须系铃人’。如果说有什么复杂原因，那也是你们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你们不但对这一现实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还继续从各方面封锁、孤立我们。”
基辛格又申辩说：“我今天坐在这里，不就是说明我们在改变吗？！”
周恩来越说越冷峻：“现在我还要重申：台湾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
在这一点上，不容置疑。”
谈判陷入僵局，双方都挺严肃地对望着。
周恩来稍作停顿并加强语气：“博士先生，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那么，我们不得不对你们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基辛格有点儿着急：“总理先生，我希望你们能了解我国的国情，因为这将牵扯到我们两院以及两党的问题。我们将失去盟友。我们的总统希望在他第二任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周恩来语气缓和下来：“我理解尼克松总统为此作出的努力。但请问，你们怕失去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是一些腐朽的、即将垮台的‘老朋友’。你们为了照顾这些老朋友，势必使自己陷入被动而脱不了身。这一点，你们总统不是在堪萨斯城的演说中已经提到了吗？世界正在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总不能让中国人民再受损害了吧？”
基辛格无言以对，只好转动着铅笔。
周恩来这时豁达地说：“毛主席说，台湾问题可以拖一百年，是表明我们有耐心；毛主席的意思同时也包含了不能让台湾问题妨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这些不都表明了我们的诚意吗？而你们的诚意又何在？”
基辛格终于说：“总理先生，会谈的公报必须有助于打开一条新的道路。总统也是这个意思。”
周恩来严肃地拿起美方修改的稿子文本晃了晃，说：“博士先生，你们在台湾问题上的观点，甚至措辞，都是二十几年来常用的。这就不如你所说的，有助于打开一条新的道路。”
基辛格一听说毛泽东讲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讲台湾问题可以拖一百年，便觉得这是有世纪眼光的巨人的话。他不得不佩服周恩来，佩服毛泽东。他手里不停地转动着铅笔，用眼睛打量着周恩来。
10月25日这天，会谈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台湾问题上，这是讨论公报文本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基辛格还是强调说：“美国不能抛弃老朋友。”
周恩来反驳说：“什么老朋友？台湾问题不是朋友之间的问题，是美国军队进驻台湾而分裂我们国家的问题。朋友之间的道义问题不能代替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问题。”
基辛格意识到周恩来已经不会再作退让，也意识到明天离开北京的时候，这个关键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大致的结果，将使他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他侧头看了一眼洛德，使了一个眼色，让洛德离开座位，两人到会议厅另一侧的角落去商议。
基辛格与洛德在角落里嘀咕了好一会儿，才回到谈判桌上来。基辛格坐回沙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原来绷紧的脸已经放松了。他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
基辛格略作停顿，说：“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样？”
周恩来将这句话重复了一遍，脸上也绽开了笑容，称赞说：“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绝妙的发明。”他又接着说：“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我方可以接受，只是个别词句还需要推敲。比如，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用‘省’更准确，而不用‘部分’。”
基辛格说：“‘部分’比‘省’通用，‘部分’是对整体而言的。”
周恩来说：“省’比‘部分’准确，省在行政上表明对中央政府的归属。”
“英语没有多大的差别。”基辛格说。
“汉语却有质的差异。”周恩来雍容大度地说，“我看僵局有望打破，至于尚未解决的句子及措辞，等总统访华时，还可以继续讨论，会找到一个解决办法的。”
基辛格事后回忆这段话的产生经过时说，我认为我所做过的和说过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这个模棱两可的提法使周恩来印象更深刻的了。按照这个提法，我们双方在将近10年内都可以对付过去。说句公道话，这个提法我是摘自国务院为谈判所准备的一个文件，那次谈判在50年代流产了。
这个提法是洛德先生找出来提供给基辛格的。可以说，洛德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洛德所依据的那个文件，是1955年秋海峡两岸为了大陆沿海金门、马祖等数个小岛发生武装冲突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被取名为“神谕”（oracle）。当时，大陆沿海岛屿问题是艾森豪威尔十分头痛的问题。一方面美国军方强烈反对帮助国民党防守贴近大陆的这几个小岛，不愿为这几个小岛陷入与中国的战争，美军方在朝鲜战场已尝尽了与中国作战的苦头；另一方面，蒋介石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也不愿从这几个小岛退却。在那样的情况下，杜勒斯提议要将大陆沿海岛屿的局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由安理会作出一项符合美国意图的决议。这个提案的要害是以台湾地位未定为前提，利用联合国来取得停火，又不使美国卷入大陆沿海岛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