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海亚回到伊斯兰堡后，委托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亲自负责美中联系的渠道。舒尔坦曾担任过五年驻中国大使，对周恩来有很深厚的感情。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密，巴基斯坦渠道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毛泽东、周恩来给尼克松、基辛格的信息是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亲自交给舒尔坦，再由舒尔坦用外交邮袋交给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希拉利，由希拉利亲自送给在白宫的基辛格。
美国方面的信息也照此办理。
12月9日，希拉利来到白宫基辛格的办公室里，拿出一个信封。大约是为了保密和万一遇到意外时留有否认的余地，信件不署名，也没有任何抬头，全部内容都是用笔写在一张印有蓝杠杠的白色信纸上。希拉利说，他没有被授权可以把这个文件给白宫留下来，只是被允许由他读给基辛格听。他慢慢念，基辛格把全部内容记下来。信中说：“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这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基辛格事后才意识到，“一个以古宗教为立国之本的国家的杰出的举止文雅的代言人口念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亚洲革命国家领导人的信息，而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一个代表把它记下来，这是多么不和谐；而且在已经具有无线电及卫星通信手段的今天，竟然采用19世纪的那种外交方式——由一名信使传递、宣读手写的照会。”希拉利带来的信息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基辛格觉得，这是20年来两国之间第一次认真地、心平气和地写信。
基辛格经尼克松批准，草拟了回信，并交给希拉利。美国的回信是用打字机打的，用的是静电印刷术复制的信笺，上端不印什么字样，没有写签名，也没有打上美国政府的水印图案。回信告诉毛泽东、周恩来，美国准备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以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相互交换信件的办法，成了一种程序，一直进行了好几个月。
毛泽东说，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
中南海。昔日碧波粼粼的水面已经结了冰，晶莹洁白的冰面将岸边丰泽园那道蜿蜒的红墙衬得更红。墙内四合院中那七棵古柏的枝头依然苍绿。
1970年12月18日上午，在北屋西头的书房里，毛泽东和老朋友斯诺坐在沙发里谈得正酣。书房里摆满了高大的书架，架上摆满了书，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许多书籍中插有写着注释的字条。大写字台上高高地堆着书刊和手稿。
在斯诺看来，这儿更像一位大作家的工作室。
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和斯诺交谈。他烟吸得很厉害，间或有一两声咳嗽。
斯诺关切地说：“主席已经吸了几十年烟了。”
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会见访美之后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
毛泽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润喉，说：“医生劝我戒烟，我戒过，戒不掉。”
“我这次旧地重游，还去了保安一趟。”斯诺说。
“我们是老朋友了，我对你不讲假话，我看你也是不讲假话的。”毛泽东十分坦诚地说。
“是啊。我第一次到保安，还担心村里的农民要‘共我的产’，分掉我带去的东西。当我离开的时候，感觉好像不是回家，而是离家了。”斯诺说得也很真诚。
毛泽东笑了：“怪不得麦卡锡把你当做‘赤匪’。”
“我给女儿起了个名字叫‘西安’，表示对红军的祝愿和怀念，就更像‘赤匪’
了。”斯诺又说。
毛泽东问：“我听说，前两年你想来，有人反对？”
“我是写过信的。”斯诺答道。
“在1967年和1968年这两年中，反对你到中国来的那些官们是一帮极‘左’
分子，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还夺过外交部的权。但是这些人早都被清除出去了。”
毛泽东说。
斯诺说：“我记得1965年元月你同我谈话时，曾说过中国的确有个人崇拜……”
毛泽东说：“那时的情况是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了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在过去几年中，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
毛泽东在谈到个人崇拜时是动了点情绪的。他很明白这一点，只有他自己才了解这一切。他让斯诺上天安门看到了个人崇拜，看到了他作为领袖的绝对权威，看到了他在亿万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他的手臂在天安门城楼上一挥动，人们的情感就会像波浪一样翻腾，甚至不惜在他的指引下去赴汤蹈火。他的声音从中南海的书房里发出来，亿万人民会怀着虔诚的心和激情当做必须绝对服从、甚至超越了法律的最高指示。可是，他的内心却是十分孤独的。在中南海红墙内丰泽园的书屋里，他已经很难单独同什么人促膝谈心、交流感情，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讨论，没有任何人可以跟他辩解，他的副统帅也说得很明白，只要是他的话，“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他的内心活动，只有同像斯诺那样的异国朋友在一起时，才能透露一点儿。他的心是痛苦的，孤独的。
历史往往会惊人地重复。1965年，毛泽东对斯诺谈要搞点个人崇拜，是为了让刘少奇下台。这次，讲“四个伟大”讨嫌，尽管斯诺还没有理解其深意，可是历史学家在今天可以据此断定，毛泽东已经觉察了林彪一伙的用心了。他又在考虑林彪是不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了。
在这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会上大家同意了。可是，4月份林彪又提出设国家主席，并虚伪地建议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在林的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当。”此后半年内，他讲了六次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人家就是不听。林彪还是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个头。他警觉了，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狗屁！八九月间，庐山会议上，林彪不打招呼，突然在会上抛出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在书房会见斯诺。
反对所谓“有人否定毛主席是天才”的讲话。陈伯达接着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打乱了议程，引起庐山的一场混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识破了这伙人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
“四个伟大”是林彪的发明，毛泽东对斯诺讲“四个伟大”讨嫌，等于点名说林彪“讨嫌”。山南海北，海阔天空，毛泽东和斯诺谈锋甚健。午饭时分，两人在北屋中间的起居室里共进午餐，湘菜的辣味和茅台酒的芬芳使谈话更热烈起来。
“中美会谈，15年谈了136次。”
“名副其实的马拉松会谈。”斯诺说。
“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谈当面谈。”
“主席愿见他吗？”斯诺问。
“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要跟尼克松解决。我愿跟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
“我看吵架难免，但不要紧。”斯诺说。
他幽默地伸出一个指头，对着斯诺说：“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悄悄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当做旅行者来也行，当做总统来也行。我看我不会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毛泽东接着又说，“我们也要做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做自我批评。”
斯诺曾与罗斯福总统有来往，而与尼克松没有交往，可是深知尼克松反共斯诺最喜欢的戴红军帽的照片。
的极右立场，因而问：“尼克松会来吗？”
毛泽东说：“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还神秘得很，提出不要公开，要守秘密啊！”
快分手时，毛泽东说：“我早就对你说过，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啊？一百零一年还不建交？我就不信。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这次谈话长达5个小时，直至午后1点。他已经很久没有对象来和他进行敞开肺腑的谈话了。一谈就是5个小时，几乎是他晚年与人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
送走斯诺后，毛泽东还沉浸在谈话激烈的波澜之中。他曾风趣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知道吗，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试探气球放过之后，我还要创造条件，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待不住的。”
毛泽东说的“火力侦察”，是指试探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斯诺把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记载成文，以《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为标题，发表于1971年4月31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美国几家通讯社抢先几天发表了斯诺文章的摘要。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不仅在美国，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国际新闻界以它特有的敏感，意识到这次谈话对历史转折会产生伟大的影响，纷纷将此事列为头条新闻。联邦德国报纸以通栏标题发表了消息。罗马尼亚电视台播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照片。日本《朝日新闻》认为“中国又向世界投出一颗新‘炸弹’。”南斯拉夫报纸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声明，因为它证明北京决心使它同华盛顿的关系在较短时间内正常化。”日本《读卖新闻》也清醒地意识到毛泽东的讲话始终坚持了不准干涉中国内政的坚定原则，它评论说：“毛的谈话表示了灵活的姿态，但没有人认为中国会放弃‘一个中国’的大原则，甚至会在台湾问题上妥协而同美国解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