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注定是将要发生社会观念大转折的新纪元，我们需要足够的勇气来推开那扇大门，勇于承认现代科研器材已经不再适用于所有前沿研究。而这本书会给那些愿意接受改变的人士提供崭新的视野，会给他们带来勇气和希望，面对全新的纪元时不再感到畏首畏尾、不知所措。他们将会了解到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这本书不愧为一名诚实而又不失坦率的科学工作者的心血凝结之作。同时，本人以及许多严谨的科学家、学者，还有敢于在这个新兴领域里探索的神职人员都会不遗余力地证明这本书的真实性。在此，我还想单独对着那些最勇敢的神职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希望了解事实真相，而不是仅仅去“相信”某一学说。最后我再次向所有思维开放的人推荐本书，并再次衷心祝贺穆迪博士成功地将自己这项研究成果出版成书。
这本《生命之后的生命》确实为人类文明推开了一扇新视窗。在此之前，没有哪一位学者曾经系统地对死亡过程中所发生的神奇经历做出过归纳总结。穆迪博士的工作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在上百例由不同人所报告的濒死体验中寻找到了某种共性；而这些共性背后，极有可能隐藏着某种我们依然不知道的“知识禁区”。当然，这种“知识禁区”注定会出现在科学与宗教互相交错的领域；我们甚至可以去猜测，禁区之内的知识才是整个人类文明曾竭尽全力探索和追寻的奥秘。事实上，人类所拥有的智慧，全部智慧，都是在试图解答一对古老的谜题：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
在这些共性当中，穆迪开始了他的尝试。
3．临死之际你会感受到什么？
首先，他感觉到生理衰竭到达极限，亲耳听到医生宣告自己的死亡。然后，出现一种令人不安的噪音传入耳际，类似于铃铛声或者嗡嗡声；同时，感觉到自己快速地通过一条狭长灰暗的隧道。突然间，他又发觉他自己脱离于肉体之外，但是依然在医院手术室里，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审视着他自己的身体，还以这种奇怪的方式看着医生对自己竭力地进行抢救，情绪起伏不定。
过了一会儿，情绪波动渐渐地平缓，他终于接受了自己的奇特处境。他注意到另一个他自己的“躯壳的存在”，当然，这个躯壳完全不同于那具已然遗弃的有形身体。这里也许使用“存在”，而不是用“身体”来形容更为合适。很快，其他的事情开始发生，有一些人迎接他的到来，并帮助他脱困。他发现已经亡故的亲友再次现身，同时还会有一个他从未见识过的灵体，温暖而又充满着爱意，类似于一种光晕。这种光的存在会以无言的方式，向他提出问题，让他评价自己的一生，并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做全景式的快速播放。某个时刻，他会发现自己正在往一个关卡或者边界走去，冥冥中感觉到那是一条生死间的有效界限。然而他却突然发现自己必须返回原来的世界，还没有到离开的时候。此时他会出现抵抗甚至是拒绝性的情绪，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对死后的世界充满好感，不想再次回到现实。在这死后的世界里，他一直沉浸于某种强烈的喜悦、慕恋以及平静的情绪中。尽管如此，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回到现实中的躯壳里，并结束了这段美妙的旅程。
在醒来以后，他想把这一切都告诉别人，却觉得难以表述。一方面，他发觉无法通过正常词汇去准确表达那段在异世界里的经历；另一方面，他的叙述总是会遭到别人嘲笑，被当作胡言乱语。所以，他选择了缄口不言，不再向他人提及。但是这段体验为他的人生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尤其是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之上，他会与普通人差别甚大。
这一段“死亡体验”是穆迪所总结和归纳的濒死经历中最具典型性的模式特征，每一位接受过相关调查和采访的曾经亲历濒死体验的人几乎都在描述中谈及了类似内容。而且，穆迪并不像“现代遗传学之父”格里高·约翰·孟德尔（Gregor Johann Mendel）那样刻意忽略掉背离“标准模式”的“少数个案”，而是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在《生命之后的生命》当中坦诚地说明这套经典模式的不足：
一、尽管不同人的陈述，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并不存在完全雷同的案例。虽然确实有一部分案例之间的差别不是特别之显着。
二、我尚未发现有什么人在陈述中一次性提供了上述15个主要相似点中的全部内容。大多数人提供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要素。比如其中8个方面，甚至是12个方面。
三、全部15项所谓相似点中亦不存在完全普遍、在每个案例中都一定会出现的因素，虽然有几个因素确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四、在这套抽象模式当中的任何一个内容部分，都在不止一个案例中出现。各部分的内容都可见于许多被调查者的叙述之中。
五、本人所要尝试刻画的濒死经历的各个阶段，并不一定和我所总结的“典型过程”完全相吻合。比如说，很多人曾经表示，在他们真正地脱离自己的实体之前，或者同时，就看到了他们所描述的光之存在；而不是我之前所说的在此之后的某个时刻。不过在这套模式中，死亡各阶段出现的次序是具有典型性的，几乎没有出现完全相反的例子。
六、一个人经历的濒死体验的程度深浅，似乎与他是否经历了真正意义的临床死亡及其持续的时间有密切的关联。那些被宣告临床死亡的人比起仅仅面临死亡威胁的人，往往经历了更为完整的濒死体验；而临床死亡时间越长的人，其体验就越深刻、越完整。
七、我也曾经在与一些被宣告死亡而后又复生的人的深切交谈中发现：他们对死亡后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一无所知，且未曾经历过濒死体验里的任何所谓的要素。而更为有趣的地方是：有些病人在间隔数年中不同场合里多次被诊断为临床死亡并生还，而他们告诉我在某次死亡过程之中有完整的濒死体验，在其他几次当中却根本毫无感觉。
八、由于本作品中材料的主要来源是报告、转述以及陈述，都是别人提供的信息交给我本人，所以，当书中指出“典型濒死过程”的某一方面没有在某条案例中出现时，不过是表明这个人并没有告诉我关于这方面的事情，而非意味那件事从未发生。
这段说明中，穆迪博士所指的15项相似点包括：不可言喻之体验（Ineffability）、亲闻死讯（Hearing the Declaration of Death）、安宁平静之感觉（Feelings of Peace and Quiet）、喧闹或噪音（The Noise）、穿越黑暗隧道（The Dark Tunnel）、脱离躯体（Out of the Body Experience， OBE）、遇到其他精神性存在（Meeting the other Beings）、光之存在（The Being of Light）、生命回顾（The Review of Life）、到达边界（The Border）、回归（Coming Back）等等。事实上濒死过程中的相似点并非15条而是11条，另外四条是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日后所可能产生的种种观念上的积极转变。穆迪博士是通过分析150例有过死而复生经验并且经临床医学确认的事实案例从而得到了这些规律性极强的模式。他在其书中写道：
尽管濒死体验发生的情境以及曾经亲历该种体验的个人都天差地别，但是有一点需要肯定：在这些濒死体验的陈述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相似性。实际上在我收集的报告里，这种相似点俯拾皆是，可以轻易地找到十五条之多。这些相似点都在叙述中反复出现过。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上述经过并不仅仅是某些个人的体验，而是类似于某种固定模式，它综合了大量经历中最具代表性的共通点。
在这部书里，穆迪还将手中案例划分为三大类：首先是被诊断抑或宣告为临床死亡而之后又返生的人。其次是重伤或重病过程中非常接近于死亡的人。最后是已逝者的亲友所转述的部分死者在其死亡过程中讲述给他人的体验。穆迪对于这一套划分方法的准确性和系统科学性做出了以下这番解释：
我对这150个案例进行遴选，有些选择有着明确的意图属性。就比如说虽然我发现了第三类叙述能够较好地补充以及印证前两类体验，但是我依然有意剔除掉其大部分内容。本人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首先是这样做有利于将研究对象缩小到某个可以操控的层面，方便我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讨论细究；其次是有利于我尽量贴近第一手资料，从而不受到转述者的细节修饰性干扰。在所有案例中，确实发生临床死亡的第一类案例，比起仅仅是与死亡擦边的第二类案例，更富有戏剧性。而这也是公众更加感兴趣的内容。死亡的噱头终究是最吸引人的。所以，新闻界的报道会给人一种错觉，似乎我研究分析的所有案例仅限于第一类。然而，在为本书择取材料时，我已避免仅采用确实发生了临床死亡的案例。第二类案例事实上与首类案例没有什么本质性区别，正如书中将阐述的那样，其是第一类案例的延伸。而且，虽然濒死体验本身均极为相似，但是发生时的周围环境及亲历者叙述抑或是关注的重点却不同。因此，我希望从尽量多的方面去努力地呈现濒死体验之全貌。
这本书及书中所讲述的内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征服了整个医学界，穆迪本人也获得了“现代死亡学之父”的美誉。无论是科学家抑或是普通人，对生命不朽的强烈渴求亦有力地支撑着这项跨时代的研究，科学家的敏感视线终于被引向坟墓的背后。
4．医学界的濒死研究
伴随着雷蒙德·穆迪所开启的这股死亡学热潮，康涅狄格大学于1980年初组织成立了美国濒死研究协会。协会于五年后升级为国际濒死研究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Near Death Studies， IANDS）。而同在1980年，康涅狄格大学的肯尼斯·林（Kenneth Ring）发表了另外一本濒死研究领域名着《死亡时的生命》（Life At Death）。
这本书所讲述的内容就是日后震惊整个医学界的康涅狄格死亡研究项目；不仅是学术界，尤其是生命科学界，对于穆迪以及前人曾经做出的濒死研究的科学性检验。而有趣的是：接受检验的雷蒙德·穆迪恰恰成为了这部经典作品的序言撰写者。
肯尼斯·林在该书中首次提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无论濒死者拥有哪类宗教信仰、隶属何种主要民族、事前是否对于死亡学有过了解，濒死之体验都不会因为这些背景差异，尤其是信仰的观念性差异而产生有效不同。事实上，研究还表明：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个体，往往会产生一种宗教热忱，即使当事人此前曾经持有无神论观点；然而这种宗教式的情感，却并不表现为传统的膜拜，而是恰恰相反，当事人都明显地减少了对于仪式化活动的兴趣，甚至是取消了祈祷的习惯，并且不再热衷于任何某种特定的宗教。他们在内心找到了神圣，因此不再屈从于外部世界的那些宗教领袖。
四年后，肯尼斯·林又为全世界带来了新作品《走向终极》（Heading Toward Omega）——该作品同样取材于康涅狄格研究项目。在这本书里，肯尼斯·林提出了一项惊人观点：濒死体验可能是精神文明的新型进化动力！是濒死体验将人们从对物质世界的徒劳沉醉中，震撼而有力地唤醒！他在书中谈及很多人觉得濒死体验的真正魅力并不在于死亡经历本身，而在于当事者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会发生极为显着的改变，人格上的改变，如使命感的增强，更加积极地为他人和社会服务。肯尼斯曾这样评价道：
濒死经历者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死亡教育发言人！
就在这两本濒死学专着出版的空档期，一位影响力远超肯尼斯·林的美国媒体巨头，全球最大民意调查机构“盖勒普民意调查”的掌门人小乔治·盖勒普（George Gallup， Jr.）亦联合威廉·普罗科特（William Proctor）出版了基于全美公民调查的统计学濒死研究着作《不朽之旅》（Adventures In Immortality）。
小乔治·盖洛普和威廉·普罗科特发现：在所有曾经遭遇过死亡威胁的美国人当中，大约一成半的人反映自己曾经历过濒死体验；其中又有十分之一的受访者宣称自己经历了“典型的灵魂出窍”。超一成的受访者说自己曾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或维度，另外还有近一成描绘了“高级生命”。仅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向医师报告了消极濒死体验。该书中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盖洛普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的调查。而在大约20年后的另外一次全美普查中，科研工作者竟得到了完全相同的统计学规律。该项调查亦印证了肯尼斯·林之前的结论：即当事者本人拥有的宗教信仰及对濒死体验的认知对于濒死体验的发生并不会产生显着的干扰和影响，亦不可能分化其在事后的感觉和描述。
当然了，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美国民众的特点。因为总会有人质疑说由于美国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所以美国人对生命不朽的观念亦应该受到了其宗教的影响，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在濒死体验中所亲身经历的一切都属于超自然现象。然而有趣的是：盖勒普并不这样认为。他如此评价美国人的宗教情感：
美国人民是尊重《圣经》的；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他们从来不读《圣经》。
更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于主张无神论的中国。1996年，天津安定医院院长冯志颖及该院医生刘建勋，受上级委派参与了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幸存者的濒死经历调查。在总计81例有效样本数据中，共有32人报告了濒死体验。两位医学家日后出版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幸存者中的濒死经历》报告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单一死亡性事故中有关调查参与人数最多的有效案例；而所得到的结果，即使是非预期性的统计结果，也与欧美发达国家研究结论大体相一致。在这份报告当中，两位医生写道：
濒死研究对于社会医学和临床精神病学具有实际的意义。濒死经历似乎在其主体脱离危险后，对他们具有积极的改造效果。濒死经历的现象学内容更与心理学、社会学、医学和其他科学发生关联。
我们的研究是初始性的和探索性的，关系到一桩特殊不幸的濒死事件；因此我们在把这些数据推广到其他人口时必须小心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