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如何提出合适的战略方案呢？就在这时，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威廉·考夫曼向麦克纳马拉做出了关于反击力的重要报告，这对于麦克纳马拉来说无疑是一个全新的改变。在1962年2月10日，麦克纳马拉安排考夫曼对反击力作出全面的计划报告。考夫曼是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是同事，所以两人在思想上有共同之处，再加上麦克纳马拉一直以来都比较赞同沃尔斯泰特的观点，所以对于考夫曼提出的计划更加容易接受。在报告会上，考夫曼详细地阐述了关于计划当中非城市攻击目标的独创性概念。从本质上来说，这一计划就是要将美国的战略核武器精确投放到前苏联已知的军事目标上，并要避开人口聚集的地区。在计划当中，考夫曼还借用了沃尔斯泰特的二次打击能力的概念，提出了具有实际操作性、精心策划的战略方案——美国逐步启动核武器反击能力，按照步骤增加攻击的强度，这样一来，就可以在战争进一步升级之前给前苏联留下要求停止战争的机会。其实在过去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时期，考夫曼已经多次向美国空军提出过这项报告，但是完全没有受到重视。所以在这次报告当中，考夫曼准备了许多具体的数据、图标、统计资料，想要费尽心思地说服国防部采纳这一更加完善和合理的方案。但是实际上，麦克纳马拉原本就没有打算延续前任政府遗留下来的战略核打击方案，所以在报告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时候，麦克纳马拉领会了反击力的概念和意图之后，就已经下定决定要用这一方案替代原本的空军SIOP-62计划。
在这次考夫曼所提出的战略方案中，将反击力和沃尔斯塔特的二次打击能力融合在一起，体现出了兰德公司多年对核战略方针分析的最高成果，这让麦克纳马拉认为找到了一种可以让美国增加使用核武器的新方法，可以让总统更加灵活地对付前苏联的任何军事行动。于是，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授权之下，兰德公司开始更加详细地制定关于新的核战略方案的实施计划，这就为美国能够实施新的核政策奠定了基础。
当兰德公司制定好关于计划的项目清单时，麦克纳马拉要求兰德公司将计划项目转交给丹尼尔·艾斯博格过目。丹尼尔·艾斯博格是海军出身，曾经深入学习过各种军队的战略战斗计划，但是他对于前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海军SIOP计划始终抱有反感，因为在他看来，即使是面对前苏联的核战争威胁，美国政府陈旧、落后的整体核策略都会显得荒唐可笑且血腥无比。所以当他看到兰德公司提交的新的核政策研究报告时，就打算抓住这一契机，将国家的核战争措施进行彻底的调整，将其改造得更加精确、有效、理性和正义。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时候，兰德公司就将丹尼尔·艾斯博格借调给美国太平洋总司令军队，让他参与研究核武器控制和管理问题。艾斯博格就是在那时发现了美国的核武器管理存在相当大的漏洞和威胁——当时政府虽然在各种场合公开宣称反对核战争，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却实际授权了各个主要战场的指挥官们可以在某种情况下主动开启战略核打击的权利。这些情况包括与华盛顿通信中断或总统无法履行职责时（艾森豪威尔曾经突发心脏病）。不仅如此，某些掌握这些职权的四星指挥官，还进一步将启动核武器的权利下放给他们的下属，这就表示了美国核武器管理和使用权利实际上是出于极度分散的状态，比想象中的更加容易发生由于权利滥用或指挥失误而发动核战争的情况。而且在那个动荡混乱的时期，各地指挥官基本上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状态，常常疯狂地叫嚣进行战略核打击。一旦这种可能变成为事实，那么可怕的核战场景将会真正出现，特别是在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沃尔斯泰特提出“失效安全概念”之前。为了改善这种情况，降低发动核战争的危险，艾斯博格在空军司令部提出了多项控制措施，但是都被一一否决，这让艾斯博格一度对美国政府感到极为失望。
但是这次新的核战略方案已经被兰德公司正式提出，艾斯博格就打算借用这个机会将其进一步推广和应用，将新的核战略政策立为正式的官方政策。于是艾斯博格在方案当中再三强调，美国绝不能让前苏联、中国及东欧地区无辜的平民成为大国战争的牺牲品。因此，美国的战争策略应该考虑到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数量，抑制袭击非战略目标和人口集中地区的行为。同时，艾斯博格还强调美国应该在战争当中始终保留一个持久不变的指挥中心，保证对战争握有绝对的控制权利，同时为战争的战略反攻保留部分武器。也就是说，不能一味地滥用核武器，否则有可能会失去战争的持久性优势。
在1961年5月份，艾斯博格将完整的新核战略计划书递交给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然后由麦克纳马拉呈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计划中建议要重新定位整体的战争计划，使美苏之间避免陷入核战争的可怕泥潭。经过艾斯博格和麦克纳马拉的努力，在1962年初的时候，新的反击政策终于对外公布。
这项由兰德公司出任顾问制定并实施的应对危机的新措施很快就投入到实践应用当中——当时大规模的提议正甚嚣尘上，因此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确实在认真考虑对前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而核打击的首选目标就是美苏之间竞争最为激烈的柏林市。
当时德国首都柏林分裂为共产主义阵营的东柏林和资本主义阵营的西柏林，大量东德的民众逃离东德，并经过柏林进入由资本主义势力控制的西德境内，这让前苏联一直头痛不已，想要对柏林进行封锁，防止人民逃窜流失。在美国总统大选，肯尼迪当选为新任总统之前，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一直放出风声，说要执行斯大林时期的封锁计划，让东德政府负责对于出入柏林的交通管制，并且要求美国及其盟友从西德地区撤离，这让由西方资本主义控制的西德政府倍感压力。
赫鲁晓夫不断吹嘘前苏联拥有大规模核武器，并借此对美国进行威胁。赫鲁晓夫在与肯尼迪总统的会面上主动挑衅，威胁说如果美国及其盟友不能在12月底之前撤离西柏林，那么前苏联将会发动大规模的战争。针对赫鲁晓夫所说的大规模核武器情况，美国政府立刻组织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进行研究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证明前苏联的核武器优势不过是自吹自擂，但是前苏联在东德地区的战斗力优势却也名副其实。如果前苏联派出几个师的兵力对柏林进行全面封锁，那么美国驻守在西柏林地区的军队最多只能够支持18天的常规战斗。届时，美国就不得不出动几个旅的兵力从西德境内沿着高速公路推进，冲破前苏联的封锁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前苏联及其盟国采取进一步的对抗行动，那么美国就将会实施彻底的战略核打击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会内部讨论意见分成了两大派别，一方面是以兰德公司的战略分析师们为首的，谨慎采取战略核打击计划的建议，力图进一步详细核实和评估前苏联核威慑能力，并尽量采取外交手段平息风波；而另一方面则认为应该先于前苏联展开核打击，彻底摧毁前苏联的核设施，占据战略主动权。美国国务卿安迪·艾奇逊认为，美国现在正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前苏联利用核战争为借口来测试美国的意志力。而如果肯尼迪总统在柏林问题上选择妥协，那么前苏联则会认为他们也可以在其他事情上继续不断侵犯美国、扩大利益。世人则会认为美国没有能力操控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军事实力远不及前苏联，或者是美国不愿意承担对其他国家的责任，进而使国际形象大打折扣。但是如果美国大规模扩充常规军事力量，那么无疑也是在向前苏联暗示，美国不会轻易听从前苏联的安排和摆布。但是艾奇逊国务卿也非常悲哀地意识到，这种主动挑衅式的举动，无疑会引起前苏联的高度警惕，使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无限制地升高。
鉴于当时的复杂局面，美国中央政府内从上到下，人员的精神都紧绷到了极点，而这种濒于崩溃的局面也使事情朝向更加复杂的方向发展。国家安全顾问卡尔·凯森执笔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以防柏林局面的对峙会演变为一发不可收拾的核战争，在这份备忘录当中，卡尔对于彻底摧毁前苏联核设施表现出了过分的乐观态度。兰德公司的研究院和战略分析师们通过分析侦察卫星带回来的间谍照片后发现，前苏联的导弹能力实际上远远小于人们原本的设想，根据这一结果，国家安全委员会推断，前苏联实际上只拥有四颗陆基操作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对美国实施打击。所以，如果美国率先对前苏联的核设施进行攻击，很有可能彻底将其摧毁。但是同时，兰德公司分析小组也指出了这其中的危险性，即如果美国对于前苏联实施的军事打击并没有完全摧毁目标，前苏联的轰炸机及水下导弹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对美国的攻击做出反应，那么很可能会造成美国200万到300万的人员伤亡。虽然这些资料此前都被公开讨论过，但是在卡尔·凯森的备忘录中，因为过分强调美国在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力量，弱化了前苏联的防空能力和反击能力，以及对于彻底摧毁前苏联的可能性做出不适当的评估，所以在政府机构当掀起了热潮。
一部分激进派官员在看到这份备忘录之后激烈地表示应该在短时间内对前苏联发动核战争，永久性地摧毁其战略核设施，免除美国的后顾之忧；但是以兰德公司分析员们为代表的国防部理性派对此却提出了疑问——如果美国没有能够摧毁前苏联的全部核设施，那又该如何收场？谁也不知道前苏联是否把大规模武器都隐藏在了地下或海中，如果战争爆发，前苏联将这些潜在的核武器全都对准华盛顿或纽约，美国又该如何应对？战场局势千变万化，面对突然的情况，美国又将如何科学、合理地调用核武器？此外，根据现有的材料，美国根本不能确定前苏联所有战略导弹的具体隐藏位置，那么就很有可能在某个地点，有上百颗前苏联导弹伺机待发正等待着被发射到美国及其盟国的领土上，这样一来就会造成欧洲大陆几千万人伤亡的严重后果。由此看来，备忘录中的战争计划根本就是美国的激进代表在情急之下做出的冲动决定，根本不可实行。
其实，当时的前苏联已经开始着手控制双边危机的进一步扩大：1961年8月，前苏联在柏林市内建立起柏林墙，这一举措有效地阻止了大规模的逃亡浪潮。最终，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及兰德公司智囊小组的努力下，肯尼迪政府终于放弃了备忘录中全面摧毁战略核设施的计划，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温和、有效的反击力理论。
危机逐渐被解除了，这不但要归功于肯尼迪政府采取的强硬又不失灵活的外交态度，还有兰德公司反击力理论的成功运用，这对于后来肯尼迪与赫鲁晓夫的谈判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1961年10月份，两国领导人直接通话的时候，双方都采取了折中的方案——美国政府宣告会陆续撤军柏林，而前苏联政府则放弃了最初制定的柏林撤军的最后期限。在后来美国与前苏联关于古巴导弹问题的又一次对抗当中，兰德公司的反击力理论也得到了成功的运用，并顺利地解除了危机。即使是在当美国政府发现前苏联的SS-4和SS-5导弹都已经直接对准了美国大陆的时候，美国政府也没有考虑过对前苏联实施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足以说明反击力理论对美国核战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当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处于对峙状态，双方在古巴导弹问题上僵持不下的时候，美国政府也最终按照反击力理论的指导，对前苏联采取了和解态度——肯尼迪承诺不会派军队侵占古巴，同时将撤回一些布置在土耳其境内的北约导弹。而作为交换，前苏联则宣布撤回布置在古巴群岛的导弹，这样一来，不仅使美苏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核弹威胁得以解决，也使双方最高领导人在各自的政府当中维护了自己的地位。
兰德公司收集并分析了大量的材料和数据，推测了数种可能发生的战争模式，并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结果，最终使美国政府没有在愤怒的复杂国际气氛中扣下核战争的扳机，为阻止20世纪第一次世界核战的爆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