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常常让印度人觉得骄傲，但为什么没有让印度强大起来，也令人疑惑。在印度民主的美丽外表之下，仍掩藏着一些不那么美妙的现实。印度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有诸多缺陷的民主，从1947年独立至今的绝大部分时间内都是印度国大党执政，而尼赫鲁家族几乎一直把持着国大党内的核心事务。印度的民主品质可以用“散、软、短、泛、粹”五个字来概括。144行政效率低下令印度政府饱受诟病。1999年，印度行政改革部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去解决印度的公务员是否有权用绿色以及红色水笔，在通常情况下，批注文件用的是蓝色或黑色水笔。
腐败也是印度的顽疾。拉菲奇·多萨尼，曾是印度股票交易所一家股票经纪公司的主席，《印度商业周刊》的副主编。他写道：“若不对所有类型的公务员进行贿赂，在城市里生存是不可能的。我们贿赂一些人是为了能够欺骗服务提供者，比如查电表的人收受了贿赂后就会少计电表数目，还有电话员每月征收一笔费用，作为回报，他让我们免费打长途电话。贿赂另一些人是为了减少我们的麻烦，比如贿赂抓住我们违反交通规则的警察。还有一些人，贿赂他们是为了不让他们伤害我们，比如贿赂税收检察员，这样他们就不会骚扰我们，尽管他们知道我们已经依法纳税了。火车检票员、定量供应卡的发卡者、送煤气罐的人以及邮递员，我们跟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违反道德的关系。”145
种姓制度是印度传统社会的显着特色，其根源始自古代社会的“瓦尔那”
制度。按照印度教的说法，人们的精神、道德、知识和能力生来有别，故而分属不同的社会集团，这种身份终身不变，而且世代遗传。在今天的印度，虽然种姓已与它的历史和经济根源脱离，但作为一种政治身份依然影响深远。
在一些地区，尤其是人口密集、相对落后的北方各邦，低种姓政治盛行，一些黑帮人物和有犯罪背景的人物登上政治舞台。从政治忠诚方面讲，种姓制度并非如大家所愿地让位于阶级。正如一则笑话所说：“在印度你不是投选票，而是投种姓。”146
2012年7月30日到8月1日，印度东部和北部大片地区连续3天发生大停电，28个邦中20个邦的电力供应中断，约6亿人口陷入黑暗之中，造成列车停运，医院、办公室和工厂难以正常运营等严重后果。这是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停电事故。大停电暴露了印度这个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顽疾：
糟糕的基础设施、灾难性的电力短缺，以及许多批评人士所说的政府行动力和领导力的严重缺失。
巴西梦——由拉美大国走向全球大国
2009年10月2日，巴西里约热内卢战胜芝加哥、马德里和东京，获得2016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总统卢拉闻讯后眼泪夺眶而出，不得不掏出手帕一再拭泪。他对记者说：“今天是我们摆脱过去依附在我们身上最后一丝偏见的一天。我想这是值得庆祝的一天。因为巴西已经走出二流国家的队伍，步入一流国家行列。世界最终承认，这是巴西的出头之日。”为什么卢拉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这还需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巴西和法国因近海捕鱼权争执不下，据说法国时任总统戴高乐一怒之下，抱怨说“巴西是一个不靠谱的国家”。这句话太伤人心，严重损害了巴西的形象及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抱负，最终成为一种永久性的标语，融入巴西的政治传说。147
其实，巴西人将自己的国家看做一个注定伟大的国家，一部《上帝是巴西人》的电影反映了巴西人淡定和自信。巴西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具有广袤的国土、工业原料、雨林和深海油田，全境无荒漠、戈壁，耕地面积约为中国3倍，占有全球12%的淡水资源，而且拥有先进的支线飞机制造、生物燃料和农业技术。2011年，巴西首次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巴西人的强国梦似乎已不太遥远。
然而，巴西的强国之梦几经起伏，一波三折。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巴西迅速实现经济腾飞，经济增长率平均超过7%，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甚至达10%以上，并于1974年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被称为“巴西奇迹”。然而此后经历了30多年徘徊，一直没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
发展模式转型滞后，是巴西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巴西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落后产业，长期重视工业投资也造成了产业结构失衡：第一产业薄弱，第二产业的内部结构不合理，对外资金和资源的依赖性十分严重，第三产业难以替代第二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长期“举债发展”导致债台高筑，1987年爆发的全面债务危机致使巴西经济进入全面下滑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而由于对科技进步与创新重视不够，研发投入太少，无法通过科技创新培养新的竞争优势。
在经济运行出现问题的时候，巴西没有实施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快速发展后，巴西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由于政府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致使通货膨胀到20世纪80年代成为脱缰的野马。
90年代初，巴西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全面放开经济，实行经济自由化改革，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开支等，政府作用被极度削弱，宏观经济政策缺乏稳定性，通货膨胀持续恶化，国际收支长期不平衡，造成经济危机频发，经济发展出现大幅波动。
公平缺失和腐败严重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巴西长期以来重财富积累，轻分配，认为“财富要先创造，其后才能分配”，造成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基尼系数平均达到0.61。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148过度城市化也影响了巴西经济社会发展。巴西城市化的速度过快，城市化水平和发达国家相当，2000年城市化率高达81.4%，而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仅为46%，这大大超越了巴西工业化的发展水平。巴西整体工业化水平一直不高，工业吸收就业能力有限，加上人口过度膨胀，农村土地集中程度高，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只能涌入城市，而城市又没有能力给这些农民就业机会，导致一系列的“城市病”。城市周围的贫民区人口不断增多，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巴西有句玩笑说，如果“上帝是巴西人”，贫民窟就是上帝的眼泪。和其他拉美国家一样，贫民窟也是巴西城市化的一道“伤口”，直到今天也只是有所改善。
2002年卢拉当选总统后，巴西实施保持稳健财政政策，通过降低利率、税制改革、增加出口、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恢复经济增长，减少对外资的依赖。同时推行以社会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将缩小贫富差距作为其执政重点，加大了对社会领域投入，每年拿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8%的资金，实施诸如“零饥饿”计划等各种社会救助项目，对贫困家庭提供生活补贴和就业培训等，使近几年巴西贫困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此外，政府每年通过调整最低工资，提高中低收入民众的工资收入。据统计，2003年至2010年，巴西经济增长平均每年4%，人均收入在最近10年里增长了3倍，贫困人口大幅减少。149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巴西2010年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