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年回到天津的第二天，便去拜访了昔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的好友刘瑾贤和甘子风。甘子风从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就留校当了教员，而上学时就酷爱写诗的刘瑾贤则毕业后进了《大公报》做了记者。
中午的时候，瑞年和刘瑾贤、甘子风在日租界旭街【1】上的“保阳馆”聚齐了。
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瑞年和甘子风、刘瑾贤号称班上的“三少”，这倒不是因为三个人的出身家世，实际上出身职员家庭的甘子风和出身小商人之家的刘瑾贤在家世上无论如何都不能和瑞年相提并论。他们之所被同学们称为“三少”，实际上是因为三个人的脾气禀性都属于不盲从，不因循，无私无畏，凛然正气的那种，平素里多少有点特立独行，不同凡响。“三少”虽然免不了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但他们之间却是惺惺相惜，友情深重。在陆士的时候，瑞年曾经经常把甘子风和刘瑾贤与近藤敏夫、李海潮等一班同学相比较，他发现自己和近藤等人的友谊之所以没有像“三少”之间那么深厚和近密，除去国别和民族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那种气质上的距离。尽管日本军人，尤其是那些陆士的所谓日本军中精英，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堪称优秀，但除去他们身上那些一个模子里雕刻出来的标准的军人姿态和过硬的军事素质之外，几乎毫无个性可言，更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思想和人格。他们算得上是杰出的军人，却永远也成不了一个伟大的人。
“怎么样，这次回来是打算参战的吧？”
屁股还没坐稳，甘子风就高声大嗓地追问起瑞年此次回国的目的来。
“你这家伙，课没讲几天，这中气倒是练得十足了！”
刘瑾贤有些揶揄地白了甘子风一眼，众人全都笑了。
“瑾贤，你小子该不是这日租界呆长了，也变得胆小如鼠了吧？是不是怕我这个抗日分子给你惹麻烦啊？”
甘子风不甘示弱，也顾不上瑞年的回答，径自向刘瑾贤开了火。
“呸！去他妈的日租界吧！”刘瑾贤当然知道甘子风是在和自己开玩笑，笑着反击道，“谁不知道我们《大公报》是爱国的报纸，别忘了，天津最早报道‘卢沟桥事变’的可是我们！”
甘子风撇撇嘴，有些不服气的样子。
“得啦，我知道，接下来你小子肯定又要吹嘘自己随军上前线采访的英勇事迹了！”
“那是！”
刘瑾贤却并不买甘子风的账，立刻顺势转向瑞年，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起来了几天前他亲身经历的宛平战况来。
刘瑾贤在“七七事变”的第二天就作为战地记者深入宛平国军阵地采访，并且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数篇战地见闻和战况报导，一时间称为天津新闻界的焦点人物。看着满脸兴奋的讲述着自己的战场经见的刘瑾贤，瑞年的心里忽然间很是失落，想不到自己一个受了四年军事教育，经历过军旅生涯的人，竟然被刘瑾贤这样一个纯粹的文人抢了先，而自己却连真正的战场上过，更不用说是杀敌建功了。瑞年哪里知道，他的这位昔日的同学还有着一重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驻天津行动组的组长，他之所以以战地记者的身份上前线，实际上还肩负着另外一重使命呢。
“说来真令人惭愧！”
午餐过后，甘子风和刘瑾贤陪着瑞年沿着海河左岸漫步，望着河对岸戒备森严的日租界，瑞年忽然感慨起来。
刘瑾贤看看瑞年，满眼的理解。
“瑞年，要我看，这中日之战不过是刚刚开始，别看现在双方签署了停火协议，可是我敢肯定，战火随时可能再度爆发，你又何愁没有上阵杀敌的机会呢！”
瑞年看看刘瑾贤，从他眼里读出了忧虑和不屈，心头豪气顿生。
“等着瞧吧，我于瑞年如果不能沙场建功，抗敌御侮，就枉为一个中国人！”
刘瑾贤不住地点头，甘子风却忽然阴沉了脸。
“可惜呀，我们这些人空有报国之志，却不一定找得到报国之门哪！”
瑞年和刘瑾贤的目光都转向了甘子风。
“子风，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瑞年的印象中甘子风从来都是一个率真无比，性格豪放之人，却没想到此时此刻会发出这般令人泄气的感喟。
“你们知道吗，今天早晨，我们南开大学的学生准备将募集来的物资和捐款送往宛平，却接到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通知，说宋哲元【2】明确指示，自即日起，谢绝社会各界对前线国军的一切捐赠，难道这还不是报国无门？”
甘子风的这番话，让瑞年的心头泛起一片寒意。
和两位老友分手后，瑞年回到家，把管家祁玉邡叫到自己房间里，向他了解国军目前在天津驻防的情况。祁玉邡是天津人，其兄祁玉郊早年投效了西北军，追随冯玉祥，溥仪出宫的时候，据说是他亲自带兵把“圣驾”赶出了午门的。自打那以后，对鄂泰贝勒忠心耿耿的祁玉邡便和已经做了西北军营长的哥哥断了来往。几个月以前，鄂泰仙逝的时候，祁玉郊忽然过府吊唁，祁玉邡和瑞年才知道，他现在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的一个副旅长了，就驻防在距天津不远的马厂镇。今天从刘瑾贤和甘子风那里听到的消息让瑞年感到泄气和郁闷的，他是怀着一腔激情回国参战的，想不到竟然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瑞年多么希望刘瑾贤和甘子风所说的一切不过都是一场讹传和误会，多么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上阵杀敌，报国仇家恨，而现在他的当务之急就是尽量客观全面地了解中日双方军事上的动向，了解国军究竟有多大的抗战动作和怎样的抗战决心。
“小贝勒爷，打仗的事我可是一点也不摸门，可我知道，这天津也不太平啊！”管家尚未开口已经是一脸的忧虑了，“这几天，好些人都往租界里搬呢，咱这英租界里的房子都让人给抢光了，听说有些大户人家的马棚车库都让人租了去，法租界和意大利租界那边的情形也差不多。”
瑞年知道，一直以来，天津的租界便是很多天津人避难躲祸的去处。租界里长期固定的居民大多是一些吃洋饭的中国人或是像他父亲鄂泰那样的前清遗老遗少，而一旦战乱匪患兴起，一些不住在租界的天津市民，尤其是家境比较殷实的商人和富户便会纷纷涌向租界，在西方列强建在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里寻求庇护。事实上，自清末以来，大约除去义和团运动，历次的战祸也确实都没有波及过租界地区，无论是军阀，还是土匪，大约是见了洋人总归有那么点气短腰软，因此租界便成了通常情况下最安全的地方了，瑞年不知道这该是那些避难者的幸运呢，还是不幸。就管家所言的情形来看，天津的形势的确已经岌岌可危，联想到中午刘瑾贤给他讲述的华北和平津的态势，瑞年几乎可以肯定，战火很快就会烧到海河岸边，烧到他生活了将近十年的这座城市中来。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国军和日军目前的动向？有没有听令兄说过什么？”
瑞年期待地望着管家，他在日本陆士四年的学习经历让他对日军通常的战略战术还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的。他知道，日军如果真的是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对华战争的话，绝不会仅仅在宛平城挑衅一下，进行几场局部的战斗就完了，日军历来有把局部战斗引向纵深，将战斗转化为战役，将战役发展为战争的传统。这一点无论是在陆士的战术学还是战史学课上，还是从近代日本陆军的作战实例上都可以找到无数的先例。如果是这样，那么日军接下来应该还会有一系列的军事动作。
可惜，对于一个管家来说，这样的学问似乎高深了一点，他不会也不可能去留意搜集这方面的情报，加之多年的嫌隙，尽管兄弟俩借了鄂泰贝勒的丧事算是表面上言归于好了，可忠实于主人的祁玉邡还是对他那个当年从宫里赶走了宣统爷的哥哥难以彻底释怀，兄弟俩自老贝勒去世后便也再无联系了，因此对瑞年的询问也自然无从回答。瑞年想想自己也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便也不再问下去了，原本试图通过管家祁玉邡为他引荐军界的话则压根就没说出口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