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文革”中参加上海“石一歌”写作组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成为文艺的热点，传媒的卖点，这是传媒界一次成功的商业炒作。在热闹喧嚣的背后，掩盖和遮蔽了当今文坛某些一直存在着的、比余秋雨的个人履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就此谈几点看法。
文学批评在哪里迷失
在这场关于余秋雨的争论中，人们关注的焦点，不是余秋雨散文艺术的成败得失，甚至主要也不是他散文内容的充实与空虚，而是余秋雨在“文革”中的个人履历，是否参加了“石一歌”写作组，在组里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余杰把余秋雨直接斥为“文革余孽”和“才子加流氓”。这使人想到不久前关于浩然的一场波澜，人们很少或是几乎不谈论浩然的艺术上的优劣，也许他们认为随着“文革”被否定，在“文革”中走红的《金光大道》、《艳阳天》等浩然作品就理所当然地被判了死刑。余秋雨当然也是如此，“文革”中参加了“石一歌”，政治上有了抹不去的污疵，人既有瑕，文何足观？
这是哪门子逻辑？是哪门子文学批评？
诚然，中国古代有“知言养气”、“有德者必有言”、“气盛言宜”的优秀文学传统，强调完善作家的人格修养和道德境界对于文艺创作的积极作用。然而正如孔子所言“过犹不及”，文学又不能和道德直接等同，直接等同的结果就会像道学家那样，得出“文章最为儒者末事”、“作文害道”等荒谬观点，从而直接取消了文学艺术本身。在近年来的这类争论中，我们看到的是，批评者们恰恰不谈文学本身。
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一是政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艺术，即使余秋雨参加了“石一歌”，这和他今日散文的价值也毫无关系。《金光大道》和《艳阳天》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革”或“四人帮”，浩然的作品是否有价值，并不取决于在“文革”中是否走红。二是这些批评津津乐道、大谈特谈的是作家们的个人隐私，余秋雨当年的同事透露了些什么内幕，浩然当年住了301医院高干病房，坐过直升飞机，等等。这究竟是文学批评还是隐私叫卖？
文学批评，批评的是文学，其核心是文学性。别林斯基称之为“运动着的美学”，恩格斯把自己的批评观称为“美学和历史的观点”，并强调这是“非常高的、最高的标准”。文学批评应当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对当下文学现象中所蕴涵的崭新审美质素，加以发掘和提炼，进而上升到一般文学原理的高度，并反过来指导文学创作，正因如此，文学批评成为沟通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关键性桥梁。对于文学工作者来讲，其实这些都是普通的常识，但为什么我们竟然会连常识都要“忘记”呢？
这种“忘记”了常识之后的文学批评，其实乃是“挂羊头卖狗肉”，徒有其名而已。人们对当下文学批评的抱怨和批评由来已久，关于批评“缺席”的说法也广为流传，在大众传媒的成功商业炒作中，批评却悲剧性地失落了。卢卡契讲过，商品有着无限扩张的本性，即把商品交换的原则推广到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马克思也谈到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艺术创作之间的敌对关系。先哲的这些预言在我们当今的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都不幸而言中，文学创作与批评和商业之间亲密联姻，商业性炒作频频见之于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之所以文学批评“忘记”常识，根本原因在于它迷失在孔方兄的钱眼中。尽管表面上热闹繁华，波澜迭起，热点不断，但剥开一看，的确令人汗颜。
文 坛 广 告 术
本来文学创作中的批评与争论是正常现象，但是中间往往夹杂了许多不应该有的东西。曹丕讲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本世纪以来在激烈的政治斗争旋涡中，文学批评又和权力话语紧密挂钩。5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逐渐成为一种领导型和判官型的权威话语，批评家掌握着作家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一篇文学批评足以置作家于死地，文学批评因之声名狼藉。
70年代末以来，文学批评的风貌为之一变，为文学创作摇旗呐喊，鸣锣开道，当时有种说法，叫做“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同步前进”。但是这样一来，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弱点，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缺乏应有的审视和反思。后来，否定与批评的声音倒是有了，却又越来越使人们感到，并非原来所期盼的那种真正具有学理性与说服力的批评。
人们不会忘记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斜刺里突然杀出一匹黑马：80年代，在人们对新时期文学的一片喝彩与赞颂声中，刘晓波推出了他的《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对新时期文学作了全面反思与批判，接着，刘晓波再次推出他的《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在文坛和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当时对刘晓波非议颇多，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不得不承认，刘晓波的学术素养和思辨水平及学术态度都还是令人佩服的。
90年代又有了王彬彬对王蒙的批评。不管怎么说，王彬彬对以王蒙为代表的时下中国作家的油滑、老于世故、回避现实矛盾、故作清幽淡远的“过于聪明”的尖锐批评，也还是切中要害的。
最近又有了葛红兵的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悼词”和余杰要余秋雨忏悔，认为鲁迅未和朱安离婚，又与许广平同居便是人格有瑕，丁玲在丈夫尸骨未寒就与叛徒冯达同居等，于是就连做作家的资格都失掉了，而余秋雨的毛病就出在那个该死的“石一歌”。且不说从什么途径弄到人家的隐私档案，也不说鲁迅时代一个男人有几个女人是允许的（民国时期学界名流章士钊就是如此），更不必说男女情恋不能简单地以政治态度划线（前苏联就有电影《第四十一》写女红军与白匪军官之间的恋情），就只说一条，这些东西和文学批评挨得上边吗？这些所谓批评，和文学批评早已是南辕北辙了。
这些批评有几个特点：一是骂名人，时下不断掀起的“重估”鲁迅，王朔认为鲁迅“光靠几个短篇立不住”也是如此。二是态度偏激，全盘否定，如“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等，近乎谩骂。三是结果搅得沸沸扬扬，闹得越大越好，最好是使全国知道。这样，作者的知名度很快如日中天。不是依靠扎实的学术积累和高水平的创作成果，而是通过骂名人，一夜之间暴得大名。这不是认真严肃的研究者应有的态度，而是文坛商业炒作的一种新的却又行之有效的形式，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坛广告术，时下仿效者越来越多。
余秋雨讲，我国文坛“中国人际关系似乎有这样一种力量，只要一个人稍稍有一点名气，他们就会找到一个缝隙把他灭了”，这是不准确的。李泽厚当年针对刘晓波的批评讲过，“我看有的人很懂得广告心理学”，这才真正是说到了点子上。果不其然，余秋雨和余杰在成都魏明伦家中会面后，余杰即表示“对余秋雨的认识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消除了一些误解”，“佩服余秋雨的胸襟”云云。
谁能占有真理
从张纬宣布当下文坛“缺乏鲁迅式的文坛重镇”，尖锐批判作家媚俗以来，文坛上出现了一种最初是喜忧参半，后来是越来越令人担忧的倾向，逐渐出现了一些以精神牧师为己任者，这次余杰强迫余秋雨忏悔又是一例。这些人有一种道德上的崇高感，追求完美，容不得眼睛里揉进一颗沙子，力图在道德沦丧的今天重建价值信仰系统，这本来是好事。但是问题在于，自以为真理在手，容不得不同的意见、观点和态度，甚至以道德上的拯救者自居，强迫别人乃至所有的知识分子要忏悔，这就很可怕了，使人想起当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人们不禁要问：是谁赋予了你这样如上帝一般审判世界的权力？你这样进行文化专制与暴力的合法性何在？
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说过，“自由国家里总是会存在各种对立的思想，而这正是力量的源泉。正是这种对立，而不是绝对的统一才使自由得以存在。”《艺术哲学》的作者丹纳也把各种不同的思想与艺术看做人类精神丰富性和多样性的表现形式。而在我们这个有着长期封建历史包袱的国家里，人们习惯了一种统一的、单调的、一元化的思想和人文景观，一些人习惯了释义的单一性，自以为垄断了对世界与真理的解释权，强迫人家必须接受自己的一套本来就未必正确的东西，再加上一种道德上的崇高感，冠以真理和正义的名义，其结果可能会不堪设想。《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这样的题目简直太可怕了，类似的要人们洗脑的事情，我们发生得还少吗？时间隔我们现在并不太远，为什么我们这样容易健忘呢？
余秋雨是否参加了“石一歌”写作组，这并不重要。余秋雨也大可不必为此紧张，因为在那个时代，能够参加这样的写作组，是对作者政治与业务水平的高度评价，大约如我们今天的考大学、考研、出国留学，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当然在今天看来是搞错了，但是我们不可能要求当年的余秋雨能有这样高的水平和觉悟，他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文化人罢了，而且当时所有的人都承受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巨大压力。
今天，余秋雨忏悔也好，不忏悔也好，甚至为当年感到骄傲也好，纯属他个人的私事，别人无权过问。事实上，我曾在学术活动中接触过当年“梁效”写作组的成员，已是当今学术名家，不仅没有追悔之意，反而感到光荣。这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毕竟能够进这些写作组的人都是当年中国最大的才子。况且，写文章，又没有参加打砸抢，手中更无人命血案，忏悔什么呢？真要做忏悔状，也许还让人感觉矫情。
现在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内在关联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言，熟知非真知，我们包括某些年轻一代学人，还远远没有做到立足于批判文化霸权，消解文化暴力，而是积极追求理论话语的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试图重建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霸权话语，这样会不会不可避免地压制弱者，镇压少数话语，排斥边缘和相反的声音，为文化上的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他们似乎从未想到过这一点。至于承认歧异，保卫多元性、异质性与差异性，则更是未能进入他们的思想视野。
从余杰、葛红兵等人的文章来看，某些学者包括年轻一代学者的心态似乎一如当年，这种专制和独断的心态毫无改变，“文革”的土壤依然存在，真是可悲并值得我们警醒。如何摆脱自己是真理占有者的假想，重温马克思的教导“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走向真正的学术民主，还值得我们再深思。不要强求纳入某个普遍规则或标准，哪怕他是真正的文革余孽，也不能剥夺其言论上的自由权，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铲除“文革”式的文化专制主义土壤。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要捍卫你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真正的学术民主，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文艺评论》200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