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相互需要的时间、地点总是合不上，要么他的需要被我错过，要么我的需要他毫无觉察。这得多少工夫才能使自己和对方不多余？之所以图省事的人越来越多，道理正在于此：私情的话可以找心理医生去说，废话反正有陌生伴侣听，生理需要都不必费事去找搭档，我的右手就可以做他们的临时甜心。吴川突然发现她生活里多出个累里累赘的我，如此原始，把打扰当成呵护给她，她可受够了。
突然接到黎若纳的电话。她居然得到了我的手机号码。最后的清静角落失去了。她说是爸告诉她我的电话的。她上来就责备我不常给爸打电话。这个荒唐女人。她说爸听上去肺水肿又发了。我想那你就省省吧，别让他浪费呼吸来招架你的啰嗦。这个独自为战的世界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黎若纳。她蛮横地施予她的感情，自信那是人人都需要的东西。她说我和吴川的感情让她感动得潸然泪下。吴川告诉黎若纳我给她买衣服、带她去春游。这些就是黎若纳所认为的“深厚感情”。当年吴老少爷给她一颗钻石就是爱她至死的宣言。她活这么一把岁数还不明白，就明白不了了。黎若纳在遥远的香港语塞，陷在肥皂剧式的百感交集之中不肯出来。我把电话挪得离我耳朵稍远。黎若纳说：“她每天和我在电话里都是说你。把她交给你，我放心了。”
吴川对她从不认真，就像此刻，她说得热火朝天，我只是招架。看来吴川没告诉她我们已不来往了。我也不会告诉她，那样有引发她讲八小时电话的危险。
第二天傍晚，茹比把吴川的CD找到了。她说为了找它，她险些雇搬家公司来把家具都挪动一遍。我把CD装进一个快递信封，但走在马路上又想，和吴川比赛绝情有什么趣呢？还是宽厚些，不计较她的绝情吧。夏季前的大减价已经开始。我进了迷宫般的超级购物中心就一阵头晕。多么无人性的地方，就是要你迷途，在迷途中加速对你异化。我找到了吴川喜爱的几个名设计家专柜。东西已经乱了秩序，大堆的T恤、牛仔裤也混了进来。这是最合适做陌生人的地方，可以肆无忌惮地损人利己，丢弃公德，他人的手来不及抓获的衣服，你先下手为强，喜不喜欢先抢劫到手再说。
这是礼拜五晚上，万人空巷的芝加哥，人都暂时移民到这类超级购物中心来了。购物中心要对非人性、非私人化、非个体化的当代人际关系负责。购物中心之内，皆陌生人也。我也是抢购老手，抓了几件吴川式的衣服便去替她试穿。从三个方向的镜子里，我看见自己的背影成了吴川的。我站着，想定定神。这大概就叫爱屋及乌吧。
我刚刚把几件不太合适的挂回衣架，两个年轻的女保安出现在我面前。陌生得过火，就成了她们这样煞星面孔了。她们一模一样的凶煞脸容使她们成了胞姊胞妹。我以为自己英文听力下降，把她们的话听成了：“跟我们来一趟。”所以我笑了一下，表示不解。
“你跟我们来。”其中一个女保安说。她的肤色白得不近情理。这遮天蔽日的超大购物中心使她血色流失。
“怎么了？”我问。
“去了你就知道了。”
现在我看清了。这是两个年轻的女白人，二十来岁，芝加哥的郊区女子，以白种为自豪。我觉得她们的语气不是对付无辜公民的。我说：“我没有义务跟任何人走。”
“你想让周围人看戏吗？”说话的是短发女子，手上掂晃着一根警棍。
“你把话讲清楚，你们要我去干什么？”我说。我想我大不了在抢抓衣服时，把某件贵重衣服弄到地上了，踩了几脚，造成了点无妨大雅的损伤。可在场的人谁不这么干？
“你还想要我们给你留点情面的话，就乖乖跟我们走。”长发女子说。中西部农民口音。
“我不会跟你们走的。”我说。我身后人口十三亿之众的祖国让我自信。我突然很想惹惹这两个女白人：“你们也不必给我留情面，就在这儿对我宣判好了。”
两个女子一左一右地袭来。还是有一点训练的，其中一个揪住了我的右臂。曾经屠宰发达的大都市养出她们一身牛劲。我像被夹在两座硬木大柜子之间了。我当然要垂死挣扎。我的肩膀猛一震动，知觉被击散了好一会儿，才又聚合。我居然挨了警棍！
“你们凭什么打人？”于是再给几棍子。我举在空中企图保护脑瓜的右手挨了一记，食指顿时肿得像根牛肉肠。现实已褪色，成了灰褚色的梦境。
然后我就在一间小屋里了。小屋不是直角，一边是钝角，另一边是锐角，天花板斜削下来，站在里面得长久鞠躬。两个屠夫的女后代叫我剥下外衣。我不想吃眼前亏，便把短风衣脱下来。里面是件薄羊绒衫，圆形领口，什么花哨也没有。芝加哥女人百分之八十拥有这样黑色的薄羊绒衫。
“把它脱下来。”短发女子说。
我死也不会脱的。两个白种女人要作践一个亚洲女人，把她布满丑陋伤疤的胸脯展露给她们取乐。我有人性和民族两重尊严需要捍卫。她们坐在一张情人沙发上，我只能鞠着躬站在她们对面，屈辱够让我精神分裂了。
“你不脱？”
我瞪着她们。我们的教育中幸亏有英雄主义。
“你不愿脱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件毛衣是你偷的。我们早就在注意你。你把偷来的衣服穿在里面，外面套上你的旧衣服，大摇大摆就走出去了。”
我气急交加，一阵哑然。然后我指着身上的黑毛衣说：“它是我去年买的，干洗过两次了！”我觉得这个误会造成的冤案不久会被澄清，用不着声嘶力竭。可我管不住自己的中国嗓门。你们凭这个打人？等着吧！
长发女子说：“你怎样行窃，我们有证据。”
“拿出你们的证据来！”我咆哮。
“证据对你是保密的。我们在法庭上，关键时刻才出示证据。”
短发女子说：“你说你没偷，有证据吗？”
“没偷能有什么证据？没偷就是没偷！”我听着我的嗓音已是血淋淋的了。
“你没偷什么？”短发女子倒十分镇定。
“没偷这件毛衣！王八蛋！”我扯着毛衣前襟。
“那你偷了什么？”
这样弱智的对话对我不利。我的右手食指不断在增加体积，色泽也不新鲜了。骨折，或者粉碎性骨折。我巴望我能伤得更惨重。七岁的我巴望能被烫成一块残渣，让黎若纳的良心从此不给她好日子过。爸得肺水肿，我也巴望他把症状夸大，成个心碎濒死的梁山伯，让黎若纳看看她把这爷儿俩祸害成什么了。让她良心受大刑，让她锦衣玉食而不得安生。
我说：“我的伤太重，我不知道还能清醒多久。听着，我要求见你们的经理。”
“你不用担心，我们不会瞒着上司采取这么大的行动的。”
“我要见你们的经理。”
“已经和经理通过话，她要我们自己掌握。”
“我要见你们的经理！”
两人看着她们对面的这双眼。一双黑色的亚洲眼睛。此刻它们是直直的，像她们屠夫祖先刀下牲畜的眼睛，假如一刀下晚了，疯狂就彻底暴发。这样的暴发是自毁也要毁灭一切。是很本能、很生物的力量，它打破一切物种的界别，人也好，单细胞生物也好，都在这白热的狂怒中成为一样的生命。一股嗜血的激情，一种亡命的渴望。
经理在五分钟之后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黑衣女人，让香水腌渍的一具肉体。她冷着脸说她希望一切都是误会，但我必须配合她们，她们才能弄清它是否是个误会。她词汇量可怜，却偏偏想和我打辞令交道。我阐述了我如何挨了三棍子，手指很可能落残疾。她一摆手，叫我闭嘴，表示她已知道我挨揍的经过。因为我抗拒，所以女安全员们不得不使用她们的工具。我说在中国逮人也得逮个明白。女经理一笑，说那就回中国去吧。
女保安小声对经理说了句什么。经理点点头。
她说：“现在给你十分钟，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该脱下你偷来的衣服。”
我说：“这件衣服是旧的。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它不是新的。”
女经理夹在两位女保安中间，动了动屁股。两座的情人沙发坐了三个女大块头，看上去很滑稽。女经理又和两个女保安讲了几句悄悄话。好了，现在要全力对付我了。
“八分钟了。你想好没有？脱不脱？”
“这是旧衣服，是我的私有财产。”
“谁能证明它是你的私有财产？”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们见过我穿它。”
“那不算证据。你完全可以偷相同的衣服。这种衣服多一件没什么坏处。它永远不会过时，无论在什么场合穿它都合宜。我自己就有三件这样的黑毛衣。”
这女人开时尚讲坛呢。
“那我还有证据。”
“我能知道吗？”
“我会在法庭上让你知道的。你们不是也对你们的证据保密吗？让我们都保留我们的秘密武器。”
实际上我是虚张声势。我哪儿来的秘密武器？最多请茹比作个伪证，说那件毛衣是她送我的礼物。也许可以有科学鉴定，证明它绝非崭新。可这类大减价往往把某些人的退货也拿出来卖。有些缺德的人穿一件新衣服出过了风头、过足了瘾又去原价退掉。我做学生时没少干这种缺德勾当。所以即便科学鉴定出它是旧货，也不能完全为我的案子昭雪。
“最后三分钟。你不脱，我们就要对不住了。”女经理醉心自己的上流腔调。她是墨西哥人。从得克萨斯的海域偷渡过来的。或者是从新墨西哥的沙漠上徒步走来的，一同走的几户人大概要丧生一半。也许是两三户人一块走的，通过沙漠后就被打他们埋伏的警察发现了。逃入境的可能只有一个父亲、一个女儿。女儿出息成了这个没人味只有香水味的女经理。移民往往对移民无情。美国政府阴暗恶毒，利用人性中这个谜一般的特征，把移民们驯化成边防警官、移民局官员，以及眼前这类头目。他们对美国人不留情是自然的，而对和他们经历相仿的移民更心狠手辣。他们当初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绝不能便宜你，让你顺顺当当就在这国家落下脚，和她分享自由女神阴影下的幸福生活。
“脱了她的衣服。”女经理对两个女保安说。
“敢！”我向后退了一步，脊梁恰好抵在天花板的下斜线上。猫科动物把防御和进攻同时放在这个动作中，将脊背塑成完美的拱形。我想死给她们看看。我想死给黎若纳看看。肝病隔离区和烧伤病房的幸存者要用死来告诉她：她造成的里里外外的疤痕比我私部更隐密。我只要有一口气，谁也别想看见那粉红色的常春藤怎样爬满我的胸脯。
可这间怪异的屋里连自我行凶的家什也没有。她们三个人向我围来，围成了三颗围棋子。我要被她们吃掉了。
下面的事我在事后也无法理清。一定是我玩命反抗，她们警棍齐下。然后我人事不省了。她们也许有些不安，从我挎包里翻出了一张纸。那是半年前我记下的吴川的手机号码。虽然我拨一遍号就背熟了，可我每次清理挎包都没扔掉它。每次看到这个号码，都让我重温写下它时的心情。像什么呢？像是十多年的战乱之后，你以为你丧失的亲人突然有了消息。后来我企图对自己否认这个心情，不否认我就得承认自己像爸一样贱，在感情面前总是摇尾乞怜。她们用这个电话号码给吴川打了电话。吴川赶到时我一身淤紫，披头散发地昏迷在角落里。她看到的我像个真正的扒手，因为手艺低下而落网。她嫌恶地看着我被剥下自尊的身体，吃不准我手脚究竟干净不干净。一个弃儿难免会染上贱毛病，比如翻口舌告刁状，小偷小摸。好了，这下她对我的品行不端、贫贱而卑劣不必再怀疑，都被证实了。商场安全系统会凭空揍一个大好人？在香港人眼里，美国有许多值得羡慕的人权保障。她想我或多或少是罪有应得。
因此她浮现在我渐渐清晰的视觉里时，面色苍白而淡漠。我渐渐意识到我在一家医院的急诊室。我感到既无望又无力向她说清什么。我的屈辱十倍于被无故殴打。吴川问我想不想喝水，我摇摇头。闭着眼睛，可以不被她的完好和优越所刺痛。她告诉我，茹比刚走，她得上夜班。但茹比已和一个律师联络过了。律师会代我和这家商场打官司。
“要给妈打电话吗？”吴川问道。
我闭着眼使劲摇头。关闭的眼帘让我独自待在狭小却安宁的空间里，断绝了和一切事物人物的关系。这个空间对于生存不甚理想，却很省力。不必管他们把我搬运到何处，对我的手指做些什么。手指在另一些手指间变幻位置，显然在接受X光照射。诊断是骨折，没有比这诊断更不能刺激我的惊奇了。
又被搬运回来了。我关闭的眼帘外一切惨案照例发生，撞车的皮开肉绽，斗殴的血肉模糊，呻吟与号叫组成多声部合唱。
吴川问我：“疼吗？”
我没有任何反应。
为什么挑选了我作为迫害对象？一眼看去我比一大群抢购服装的人更适合迫害？这是个著名的白人区，一个亚洲人显得刺目？
在我关闭的眼皮外面，吴川的嗓音尖利起来。她质问护士长：“为什么后来的病人先做处理？”护士长见的血淋淋的面目远多过正常脸容，也见惯蛮横暴躁陪同者。她平淡地告诉吴川，我看上去没有生命危险，所以得等一会儿。吴川更尖利了，说看上去没有危险不等于真没有危险，脑子和胸部说不定有内伤。护士长说她管不了这么多，有意见找医生提。
吴川的声音又响在另一个方向。她一定等得不耐烦了，想早些结束这幕荒诞惨剧，对我和她自己有个交代，好早早回家。
等她回到我床边，我闭着眼睛说：“你先回去吧。明天还有课。”
她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