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初，中央电令赣东北苏区主力部队红十军到中央根据地接收改编，准备参加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受赣东北党的委托，方志纯随邵式平带了材料和赣东北省委的报告随红十军前往瑞金，向中央汇报工作。
方志纯是中国著名共产党员方志敏的弟弟。他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后历任江西省农民协会干事、中共弋阳县支部书记、国民党弋阳县党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与其兄一道为创建赣东北苏区呕心沥血，功绩卓著。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中央根据地内，到处洋溢着一派生机勃勃的迷人景象。虽然大敌压境，战争迫在眉睫，但久历战火的苏区军民情绪镇定，斗志高昂。群众高兴地唱着自编的民歌：
“英国美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金。”方志纯和邵式平看到这种气氛，大受感染，情绪极好。
当时，是由博古主持中央的工作。方、邵二人向他汇报完工作后，又来到瑞金东面的沙洲坝，拜会了毛泽东同志。
其时，毛泽东已受王明一伙人的排挤，正处于心情冷落状态中。一见到两人心里十分高兴。
他一面给客人倒茶，一面询问道：
“方志敏同志现在还好吧？”
“还好！”方志纯答了一句。
毛泽东缓缓抽了一口烟，若有所思地说：
“方志敏同志我见过两次，一次在广州，一次在武昌。这个同志很能干，又善于结合实际，他创造根据地的方法是正确的。”
1925年5月和1926年1月，方志敏两次到广州参加广东省第一次和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他与毛泽东见过面，并向彭湃同志学习了很多农民运动工作的经验。当时，听了毛泽东的讲课，收益非浅。随后，他在出席武汉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时，又见毛泽东一次。
在这些时间里，方志敏得以多次向毛泽东、彭湃、肖楚女请教、探讨中国革命和中国农民运动的许多问题。
其实，毛、方二人交往并不多，但对对方的印象均相当深刻。这恐怕要归因于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农民运动、根据地创建等关键问题上的共同见解及认识了。可以说，他俩的交往，有点“英雄所见略同”的快乐感。
接着，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赣东北根据地的发展及斗争情况。
方志纯与邵式平娓娓而谈：
1926年，方志敏从武汉回来时，把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带回江西，向江西特别是赣东北农民运动的骨干、领袖作了详尽地传达。中共江西省委开办了江西农民运动训练班，吸收全省农民运动的骨干分子参加，方志敏亲自讲课。
随后，方志敏组织和领导的赣东北地区农民运动，很快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26年秋，他率领30000多名农民协会会员攻占弋阳县城，积极配合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大革命由于种种原因失败后，方志敏像许多卓越的共产党员一样，对之进行了深深地思考。他说：本来，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江西，革命运动应该彻底进行，但当时共产党中央，被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所统治，离开阶级立场，背叛阶级利益，放弃革命的领导权，阻止工农群众斗争的开展和深入，以致党脱离群众，不能领导群众，不去组织工农的军队，也不去进行国民军中的工作；只是一味向资产阶级妥协，以求其所谓民族联合战线的巩固。这样可耻的机会主义，将第一次大革命，一直领导到失败！
“八·七”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战斗。
1927年秋，方志敏回到家乡弋阳，放手发动工农，策划武装起义，决心走一条与毛泽东“发动土地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相同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
短短几个月内，方志敏发展了几十个党支部，组织了农民协会和几千人的农民自卫军。
11月25日，方志敏在弋阳窑头村主持召开了历史上有名的赣东北党的窑头村会议，确立了“发动工农，开展土地革命，实行武装暴动，夺取地方政权”的斗争纲领。
继湘赣边秋收起义之后，横峰弋阳暴动进入了创建、发展红军及赣东北根据地的艰苦斗争时期。
到1930年，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
听完这段曲折坎坷、惊心动魄的介绍，毛泽东亦十分激动。他说：这就是革命！蒋介石用屠杀给共产党人指明了正确的道路。掩埋好同志的尸体，擦干身上的鲜血，继续战斗。短短几年的摸索，我们党终于摸准了道路。现在的事实已经说明：方志敏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听了你们的汇报，看来你们那里好得很嘛，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大有文章可做。
他又问道：
“你们主力红军在赣东北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到中央苏区来？”
方志纯惊奇地说道：
“是中央调我们来参加第四次反‘围剿’的呀！您不知道吗？”
他们哪里想到，此时毛泽东已受排挤，不再指挥党和军队了。但由于双方冲突尚未公开，基于党的纪律，毛泽东不便点明。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果断地说：
“红十军不应该到中央来，而应该加强嘛。主力都调来了，家里还有没有部队？”
这次是邵式平回答的，他说：
“我们准备在赤色警卫师的基础上再组织一个军。只不过新组织一个军，武器太少、太差，要是有点大炮就好了。”
毛泽东点点头，说：
“这样做是对的。至于装备吗，主要还得从敌人那里夺取。炮、炮弹、枪支都应该支援你们一些，等打完仗再说吧。”
当谈到干部、战士的思想状况时，二人介绍说：“少部分干部、战士还是想回去。”
毛泽东认真地问道：
“跟中央说了没有？要服从中央命令。”
“还没说呢，只是先跟您谈。”
“要跟中央报告。”
方志敏又想到另外一件事，语气中不免忿忿不平：
“我们已经就赣东北苏区的情况向博古同志作了报告，但中央有的同志对我们的汇报似乎不很重视。还不问青红皂白地批了我们一顿，说我们太右倾。”
毛泽东听了，十分严肃地说：
“这就不对了，你们作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嘛。怎么不理不睬，还受批评呢！”
毛泽东对军队建设特别关心。他详细询问了赣东北红军的产生、成长和发展的情况，问了部队作战的战略战术。
当方、邵二人谈到漆工镇暴动，谈到弋横起义时，毛泽东问：
“你们开始暴动时有没有斗争？”
“有。困难时有人想把枪埋掉，但方志敏等领导同志坚决不同意，参加暴动的绝大多数农民不同意，才没埋成。”
毛泽东很高兴，点点头说：
“对，你们做得对。”
原来就在弋横起义爆发前，受陈独秀机会主义路线影响极深的潘云飞、庞先飞、黄浩等人，被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吓破了胆，在窑头会议上，他们坚决主张不要搞武装斗争，把枪埋起来，领导干部躲到白区去。这种“右”的主张，一度造成了干部的思想混乱，给赣东北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以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为代表的赣东北党坚决反对，才使埋枪之事没付诸实行。
在汇报中，毛泽东对赣东北根据地建设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非常关心。当谈到立三路线时，毛泽东问：
“立三路线叫你们截断长江，你们截断了没有？”
“立三路线中央叫我们打九江，我们到了长江边，一看，根本不行，就没有去打。”
毛泽东点点头：
“那很好，我们这点力量怎么打得了呢！可就是有这么一些人瞎指挥！”
谈到当时的情况，毛泽东问：
“中央现在不是派了一个人去了吗？”
“是，派了个曾洪易。”
“这个人怎么样？”
“这个人是苏联回来的，满嘴新名词，‘左’得很，给根据地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说着，方、邵二人便一五一十地介绍了曾洪易到赣东北后的所作所为：
四中全会后，中央即派万永诚、倪宝树二人到赣东北省委，在葛源召开了县以上干部参加的省委扩大会议，由万作政治报告，传达了四中全会的内容。
省委扩大会认为，赣东北党还有立三路线，必须立即改变；同时，党内广泛存在的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必须予以彻底地清除。
对于这些无中生有的指责，方志敏十分愤怒，他反驳道：
“我以为，中央上述批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赣东北党领导赣东北人民创造了工农红军，创建了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绩有目共睹。如果是右倾保守主义，封建地方观念，路线都错了，又怎样解释这些成绩呢？”
省委扩大会议后，省委立即部分改组。由中央指定万永诚为省委书记，倪宝树为红十军政委，方志敏仍为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仍为军委主席。由于整个省委组织和红十军的领导没有大的变动，万永诚初到，对各方面情况还不熟悉，故而无法立刻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左”倾路线。
正因为如此，“左”倾中央认定赣东北执行四中全会不彻底，于是于1931年又派曾洪易，以中央特派代表的身份来赣东北。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吕振球、聂洪均、关英等人。
赣东北大抓AB团
曾洪易一到赣东北，便积极推行宗派主义的干部路线，拉一帮，打一帮。
他首先改组了省委领导，仍以万永诚为书记，以聂洪均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又在省委内组织了一个以万永诚、聂洪均、唐在刚为成员的三人主席团。而原来的省委委员吴先民、黄道、邹秀峰、洪坤元等则被排斥于最高决策机关之外。
曾洪易在政治上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赣东北党内继续反所谓立三路线、富农路线、封建地方观念与保守主义。他武断地认为：
同村大姓支部叫做封建地方主义的党；
富农分到些好田，地主分到田是不折不扣的富农路线；
苏区内用于解决难民生活的实验农场是立三路线的过“左”办法；
游击战争中“扎口子，打埋伏，吃补药，围点打援”的战术，是地地道道的保守主义。
就这样，曾洪易完全否定了赣东北党的工作，为他召开省党代会全面控制苏区领导权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1931年9月，赣东北党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葛源开幕。
方志敏、邵式平等人虽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但大会完全由曾洪易及其追随者所把持。会议最后如曾洪易所愿，通过了“左”倾色彩极浓的各种决议草案——《组织问题决议案》、《苏维埃工作决议案》、《军事工作决议案》、《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
这些决议案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即赣东北苏区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错误，必须刻不容缓地予以解决；
指责赣东北党不但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而且是立三路线的发挥者；
说赣东北党的组织大多数不是从斗争中发展的，而是由征服、拉夫、亲族和感情关系相互介绍建立起来的；
党的支部根本不能领导群众，党的组织生活充满着富农意识、官僚主义和悲观、消极、畏缩、动摇等表现和倾向；
赣东北的雇农工会是富农工会；
赤卫队、少先队没有成为群众武装斗争的组织，更谈不上是群众的武装组织力量。
伴随上述指责，省委亦大换血。万永诚为省委书记，唐在刚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方志敏为省苏维埃主席、党团书记，邵式平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黄道为闽北特委书记，聂洪均为红十军政委，关英为团省委书记，汪金祥为保卫局局长。
这样，赣东北省党的“一大”后，省委与红军便牢牢控制在曾洪易手中了。
此后，曾洪易便从政治上、军事上全面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伴随着军事上的盲动冒险主义和政治上的“左”倾路线的，便是无限制地肃反扩大化运动。
由于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赣东北红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苏区形势日趋艰难，群心动摇，红军广大指战员难免口出怨言，态度消极。曾洪易认为，这准是潜藏的反革命分子所为，遂决心大规模肃反。
此时，适逢中共中央来信指示，要开展肃反运动，并指责赣东北肃反工作开展不力。
1932年3月间，鄂豫皖肃反文件传到赣东北，曾洪易看后大受启发，便大肆宣称“以肃反胜利争取红军胜利。”
正不知从何下手呢！恰好，这时有人偏偏不失时机地向曾洪易报告了一件事：
原来，来自上海的何东桥、罗子华、潘务行三人在闲谈中提倡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说经常洗脚、爬山有益身体。
曾洪易一听，大喜若狂。原来这三人早不满曾及省委的领导，引起了曾洪易的怀疑。这还了得，它不是以“伊朗会”的名义进行改组派活动么？逮捕！审讯！
莫名其妙地，潘务行、何东桥、罗子华便成了肃反的首要牺牲品。
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吴先民因不满曾洪易的错误领导，大发牢骚，也成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口实而锒铛入狱。
于是，惨痛的赣东北肃反就迅速在地方和红军中蔓延开来。
肃反刚开始时，方志敏、邵式平表示反对，说反革命是有，但没有这么多，吴先民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忠诚党员，决不会是反革命。
但曾洪易岂会听这些！他马上利用手中的权力，给方志敏、邵式平扣上对肃反动摇的帽子，加以隔离，强制二人写检讨书，公布于众。
大名鼎鼎的方志敏尚且挨批，余者谁还敢反对肃反？从此，肃反越搞越凶。
从赣东北到闽北，从军队到地方，由上级到下级，由机关到农村，到处弥漫着肃反扩大化的狂热情绪。
在肃反中，既不相信同志，又不调查研究，只是滥加罪名，严刑拷打，指名逼供，乱捕乱杀。
无数革命群众、干部和红军将领，都在这种错误的肃反下含冤致死：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吴先民、地方暴动领袖黄镇中、团省委宣传部长汪明、闽北党的创始人陈耿、徐福元、舒翼、兰广平、徐跃……。
他们致死的罪名，均是子虚乌有的“AB团”、“改组派”、“第三党”。
当时，县、团级干部中的知识分子大部分被杀掉；弋阳、德兴、东平的整个县、区、乡村干部也大部分被处死。
甚至于，肃反委员会把在白区工作的一些干部和交通员也调来苏区，再予以处决。有的起义官兵携妻带子前来投奔革命，也被认为是反革命派来的，将其杀掉。
据当时的人回忆，仅弋阳一县，就设有监狱17所，关押所谓“AB团”分子1100多人，被杀害的达300多人。弋阳全县九个区委书记杀得只剩一个。该次肃反范围之广，为祸之烈，由此可见一斑。
听到这儿，毛泽东再也忍不住了，他激动地站起来，说：
“哪里有那么多的AB团，改组派！乱弹琴！”
送方志纯、邵式平两人出门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与其它地方不同。有机会我是要为你们作宣传的。我们这点力量，我们这点根据地，来之不易。秋收暴动后，我们选来选去，才选到了罗霄山脉……。”
方志纯插话道：
“我们暴动后，也选了好久，最后选到弋横这块地方，地势好，有群众基础。”
毛泽东点点头：
“那地方好，以武夷山为中心发展。打完仗后，还是回去，巩固这一方面。”
但方、邵二人后来没能回去，红十军也没能回去。1934年10月18日，国民党第二十一师占领了赣东北苏区的首府——葛源镇。
一片红色沃土化为敌军马蹄下的荒原。
1935年6月，国民党某监狱一间阴暗的牢房里。
满身伤痕、憔翠不堪的方志敏同志趴在床上，艰难地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东西。
这是一篇关于赣东北苏区历史的文章，方志敏曾附记道：
“因为是叙述事实，我只要忠实地写下来就得了，绝用不着一点铺张和夸耀，我写的态度是十分诚实的。”
在这篇未完成的手稿中，方志敏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沉重地总结了赣东北苏区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和教训。他写道：
肃反工作的扩大化，就是认为一切工作的毛病，都是反革命在其中捣鬼，肃清了反革命，一切工作自然都会好了；就是认为反革命在苏区已经有了庞大的组织，雄厚的力量，到处都有了反革命的混入和活动，到处疑神疑鬼！这是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过低估计党和苏维埃的力量，因为党和苏维埃的领导威信，群众的阶级性及其组织力量，以及反革命派不能如共产党员一样不畏艰苦危险的深入下层工作的关系，在苏区内，反革命派决不能很容易地大规模地发展起来，这是极明显的道理。当时肃反工作就忽视了这一点，没有指示全党要清楚地分出哪些是政治上或行动上的错误，那些才真是反革命的阴谋。“你这错误不是简单的，我要用肃反眼光来观察你。”这是几句普遍流行话，表现出肃反工作扩大化的精神来。我们固然要反对缺乏无产阶级的警觉性，使反革命派能藏在苏区活动。同时，也要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张惶失措，怀疑过多，这不但不能团结干部，而且会引起“人人自危”的恐慌。
肃反工作简单化，就是不注意侦察技术，收集确证，而只凭口供捉人，这往往会乱供乱捉，牵连无辜！这次肃反，不能说没有乱捉了人，而且还有错办了人的。放走一个反革命派，固然是革命的损失，错办了一个同志，又何尝不是革命的损失！
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肃反工作，我们要经常提醒党员和群众，对肃反工作的注意，不让反革命派来阴谋破坏我们的革命事业。但是，肃反工作不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革命战争才是目前中心的中心，肃反工作只是帮助达到战争胜利的一种重要工作，绝不能把肃反工作扩大化、简单化，错办革命群众和同志。我现在肯定地说，赣东北和闽北的肃反工作，是有错误的，使革命受了不少的损失！应该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来揭发过去肃反中的错误，以作今后的教训，一切畏怕自我批评，庞然自大的以为自己什么都是正确的，没有错误，这正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正足以损害革命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