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制定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指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一个较长时间内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它涉及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部署、战略重点和战略方针。
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指人们对一定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结果，它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演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构成的变化，还包括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如教育、科学、文化、政治等全面发展状况。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方式，因而决定着战略方针的性质和内容。战略方针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根本途径和方法。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方针；一定的战略方针是实现一定的战略目标的保证。战略方针选择得正确与否，科学依据是否充分，制约着战略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
选择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生产力发展规律。我们党在全面总结建国以来经济与社会发展历史经济的基础上，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从总体上规划了21世纪中叶之前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在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基本实现现代化。
实现如此宏伟的战略目标，任务是艰巨的，只有经过长期的、有步骤、分阶段的努力奋斗才能完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制定了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从1980年到1990年，用10年的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的中叶，使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体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第一步战略部署，已经在1988年提前完成。第二步战略部署中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任务，也已于1995年提前完成。我国《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提出今后15年的主要奋斗目标是：“九五”时期，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提出的今后15年的奋斗目标和指导方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战略布局，体现了邓小平理知党的其本路线的精神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经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
一、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提出与确定
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思想，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提出并接受检验的，也是在该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改革与开放的任务，作出了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些重大决策，揭开了中国经济健康发展道路的序幕。之后，我们党深入实际调查问题，分析现状，总结历史经验，研究解决方法，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简称“八字方针”）。经过1979～1981年对国民经济的三年调整，改善了国民经济的内部比例，为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79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591亿元，比1978年增长8.5%；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100亿元，比1979年增长7.2%；1981年，工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7490亿元，比1980年增长4.5%。仅仅3年的时间，我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发生了显著改善，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在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各项任务中，首要的任务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继续推向前进。为此，党实事求是地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步骤和一系列正确方针。”
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到那个时候，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还比较低，但同现在相比，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将大为增加。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个宏伟的战略目标。明确这一战略目标，对于指导我国中长期的经济发展，振奋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斗志，确定全党全国经济工作的努力方向，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极为深远的意义。
为了实现20世纪最后20年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二大提出，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技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重点。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10年，即“六五”、“七五”计划时期内，“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前10年的发展速度不能很快，主要是为后10年的经济增长打下比较坚实的基础；后10年，即“八五”、“九五”计划时期内，“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关键是走好第一步，只有前10年扎扎实实地作好准备，才能有后10年的经济振兴。为此，大会对前10年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即在“六五”计划期间，仍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制定出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在“七五”计划期间，要广泛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逐步展开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同时继续完成企业组织结构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首次提出“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一词的是邓小平同志。1979年12月，邓小平同志会见当时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谈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1000美元，算个小康水平。1980年12月，他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要在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在党的十二大确立新时期经济建设总目标之后，经过改革实践的检验，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中外代表时，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他说，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800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30年到50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1987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又一次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和党的十二大以后我国经济的发展实际，党的十三大表述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至此，我国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确立下来。
对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意义，邓小平同志作过精彩论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财富不是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没有大的贫富差别，人均800美元、1000美元虽不算多，但是全体人民的日子很好过。如果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彻底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真正达到丰衣足食的小康水平，那么我们国家就对人类作出了较大贡献。第二，我国人口多，人均收入数加起来，总值就很可观。如果我们达到人均800至1000美元，总值就是1万多亿美元。现在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超过1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在世界上肯定数得着的。这样，中国的国际地位就会大大提高，就会对世界和平和第三世界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第三，现在世界上经济竞争十分激烈，南北经济差距越来越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样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这不但给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道路，更重要的是向全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二、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是指对这个时期经济发展有决定性影响的部门，又是发展比较薄弱的部门。中共十二大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技确定为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三大战略重点。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农业的发展状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是，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以1981年为例，一个工业劳动力平均创工业产值8827.6元，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创农业产值仅为788.5元。一个农业劳动力平均生产的主要农产品产量为：粮食1.04吨，棉花0.01吨，油料0.03吨。农业仍以手工业和畜力为主，每个农业劳动力占用的农业机械力量仅为0.68匹马力。改革初期，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农产品的商品率低，农村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八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同国民经济发展对农业的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必须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重点。中共十二大强调：“今后必须在坚决控制人口增长、坚决保护各种农业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同时，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行科学种田，在有限的耕地上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和经济作物，并且全面发展林、牧、副、渔各业，以满足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需要。”
长期以来，中国的能源工业基础比较薄弱，能源浪费现象严重。新中国成立以后，交通运输业有较大的发展，但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一直没有扭转。1979年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的能力同客货运输量增长的需要越来越不相适应。能源和交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把发展能源和交通提到战略重点的高度，是切合中国实际的。
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很不平衡。虽然少数领域或项目达到或超过世界水平，但从总体来说，我国的科学技术是落后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但仍然赶不上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初期，我国大批职工缺乏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操作技能，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严重不足。在农村，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和半文盲。这一切，同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很不适应。把教育和科技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战略重点，是一项有远见的决策。
自党的十二大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后，我国就加大了对农业、交通能源、教育科技的投入，加强了对农业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改革了教育、科技体制，促进了三大战略重点的发展。
20年的改革，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业与农村经济的重大政策措施，推动了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农牧产品的有效供给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广大农民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摆脱贫困，实现了温饱，不少地区正由温饱转入奔小康的轨道。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了加强，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非农业产业高速增长；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主要农产品成倍增加；农业技术改造取得显著成就，农业生产条件不断得到改善；农业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保证了国民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李鹏同志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中指出，“切实加强农业，全面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仍然是“九五”期间的重点任务；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仍然强调，“坚持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党和政府继续把加强农业列为今后1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贯彻的重要方针之一。
长期困扰经济发展的交通运输业、能源工业在20年的改革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我们加大了对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投入力度。经过“六五”、“七五”的固定资金的加大与发展，“八五”期间，交通运输业和能源工业发展最快。“八五”期间是我国交通运输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自1991年至1994年，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幅达51.6%，比“七五”期间平均增幅提高18个百分点，所占比重也由“七五”期间的平均8.6%上升为“八五”期间的13.1%，更是超出80年代末以前的平均7.8%的比重。“八五”前4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额中，国家投入已由“七五”期间的72.8%降至56.7%，直接利用外资于交通运输基础建设就近百亿美元，比“七五”期间增加2倍。由于投入的大量增加，“八五”期间我国综合运力显著增长，铁路营业里程新增3000多公里，电气化铁路所占比重由期初的13%提高到期末的16.6%；公路里程新增10万多公里，比“七五”期间新增公路多35%左右；民用航空航线里程超过百万公里，1991～1994年间的增长量超过前40年的增长量，民用飞机增量达到“七五”期间新增数量的4.6倍。新建铁路、复线改造以及既有线路电气化都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其次，能源工业投入加大，产量稳定增长。“八五”期间国有单位能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达8400亿元，占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3%左右。能源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其中，“八五”前4年基本建设新增原煤开采能力7142万吨；新增原油开采能力6086万吨；天然气开采新增能力44.26亿立方米；“八五”期间电力工业新增发电装机容量6782万千瓦。能源产量稳步增长，其中，发电量增长最快，“八五”累计发电量为41893亿千瓦时，平均增长9.8%，比“七五”时期增加55.3%；原煤产量58.8亿吨，平均增长3.5%，比“七五”时期增长6.7%；天然气838亿立方米，比“七五”时期增长16%。总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状况，得到初步克服。
虽然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投入力度加大，但作为社会先行资本投入产业，现有投入比重远不符合先行资本产业要求。通常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交通、能源等基础产业的投资比重在20%～25%以上，我国目前尚远低于这一水平，有些方面甚至投入比重绝对下降。能源、交通等基础工业难以长期稳定支持高速经济增长。因此，今后15年，国家要集中必要的力量，在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工业方面，建设一批大型工程，包括：长江三峡和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山西、陕西、内蒙古煤炭基地，南昆铁路、南疆铁路和神黄铁路，公路国道主干线，通信光缆干线网络，以及一批大型港口、机场等。加强交通能源工业的建设仍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这一至理名言，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科学技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越来越大。我国自改革以来就十分重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以后又进一步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科学教育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教育是当代科技生产力发展的智力基础，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条件，是生产熟练劳动力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生产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当今世界，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竞争，而人才是靠教育培养的。据国外经济学家统计，小学毕业生可提高劳动生产率43%，中学毕业生可提高108%，大学毕业生可提高300%。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性因素。我国在1972年至1980年期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量中，有27%是靠科技进步取得的；“六五”期间，科学技术对农业增产的作用，大约要占30%～40%。这反映了我国近年来科学技术的成就。
我国教育不断进步，科学技术研究进一步加强，科技成果丰硕。仅“八五”期间就取得国家级科研成果16万项，比“七五”时期有较大的增加。在电力、采矿、铁路、建材、石油化工、通信等领域，研制出了一批成套技术装备，并在生产和建设中推广应用。各类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和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工作顺利推进。1995年，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地区普及了小学教育，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5%，初中阶段入学率达到78.4%，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比重达到58.1%。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由“七五”末的61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92.6万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加快，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抑制，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14.39‰降低到1995年的10.55‰。劳动就业规模持续扩大。90%以上的国有企业职工参加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卫生、文化、体育事业都得到很大发展。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78.7%和84.4%，比“七五”末期分别提高4和5个百分点。科学、教育事业达到世界中等偏上水平。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为2658万人，居世界首位；成人识字率为73%，居世界中上水平。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已经证明，科学技术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教育科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为实现今后15年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即全面实现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第二步和为第三步战略部署的顺利实现打下良好的基础，我国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必须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柱。
三、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宏伟的战略目标是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有步骤、分阶段逐步完成和实现的。
1.第一步战略部署的实现
第一步战略部署是，从1980年到1990年，用10年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一目标已经在1988年提前3年完成。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将我国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就开始了全面的调整与改革。1979年3月1日，国务院决定提高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幅度为24.8%，初步改变了过去挖农民“过苦”以维持工业增长的政策。同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问题，针对前两年的“冒进”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重点是调整比例关系。调整的原则为：第一，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第二，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第三，重工业中突出加强煤、电、油、运输和建筑材料工业；第四，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第五，引进要循序渐进，前后衔接，步子不能太急；第六，要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最主要途径是扩大出口；第七，切实做到在发展生产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第八，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某些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农业增长速度由5%～6%降为4%，工业增长速度由10%～12%降为8%，其中轻工业增长8.3%，重工业增长7.6%，主要是降低了重工业增长指标。国家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也由457亿元降为360亿元，500多个计划外的大中项目停缓建。1980年，根据“八字”方针，对农轻重比例、积累与消费比例继续调整。1980年，全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在1979年提高22.1%的基础上，又提高7.1%，而国家的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在两年里则有计划地下降了10%～15%，两年里，国家每年用于调价的财政支出为80～90亿元，国家财政收入正常增长的部分基本都用于农业。至于轻工业，1980年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5.8%上升为9.1%，国家在外汇紧张的情况下，拨出25亿美元进口轻纺原料，还增加3亿美元的贷款，支持轻工业挖潜革新。在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1980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1979年的397亿元继续压缩到300亿元，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大幅度提高，1980年比1978年提高2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幅度最大的年份。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国民经济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中取得了新的进展。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了7100亿元。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有了进一步改善。
1981年，全国各族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贯彻执行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经过积极努力，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继续调整，生产进一步发展。全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7490亿元，比1980年增长4.5%，国内贸易日益发展，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
经过经济调整和改革实践，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党对经济发展战略的认识由政策性的上升为理论的高度。1981年12月，《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论述了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报告提出：要切实改变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一套老的作法”，“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今后，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围绕这一点，报告提出了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其主要内容为：(1)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强农业的发展；(2)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3）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4）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5)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6)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7)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8)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9)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10)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报告还说，“这些方针之所以到今天才能比较系统地、具体地提出，而不能提得更早些，是因为过去我们的实践还不够”。十条建设方针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已经从理论上和总体上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重申了上述经济建设方针，根据调整过程中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第一次正式确定了按国民生产总值（当时采用的是工农业总产值）计算20年翻两番的任务。
上述发展战略的转轨，在同时期制定的“六五”计划中得到体现。1982年12月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即“六五”计划纲要。在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思想下，这个计划提出了中国20年长期发展战略目标，确定了农业、能源交通、科技教育三大战略重点，并且比较好地解决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问题。“六五”计划规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增长21.7%，平均每年增长4%，其中农业平均每年增长4%，工业平均每年增长4%，重工业平均每年只增长3%。为了向内涵型增长转变，5年内技术改造投资计划为1300亿元，占固定资产的投资比例达到32%，比过去28年的平均水平高出16个百分点。其重点是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改进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增加社会急需而又短缺的某些产品的生产能力。邓小平同志对“六五”计划曾做了非常重要的指示，归纳起来有三条意见：一是强调长远规划的重要性，“六五”计划要为20年的战略规划做准备；二是集中使用资金，搞一批骨干工程；三是抓经济体制改革，从管理制度、责任制度、规章制度入手，提高企业的效益，合理选拔管理人才。在这一精神指导下，“六五”集中力量解决交通、能源问题，对现有大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把国家的投资用于效益比较好的产品上去，走出一条国民经济发展的新路子。为了解决国内建设资金短缺的问题，“六五”计划还提出了利用外资、借外债的设想；对国民经济收入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保四增五的低指标。与此同时，继续实行农业、轻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通过这两个产业带动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经过5年的努力，“六五”计划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国民经济全面稳定增长，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国民收入年均增长9.7%，大大超过了计划增长4%的速度。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六五”期间农业的发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快时期，它带动了轻工业的发展并且启动了重工业的复苏，提前一两年实现“六五”计划；财政状况逐年好转，80年代初的300亿赤字已基本消失；对外贸易有了长足的进展，我国出口额在世界的位次由1980年的28位上升到1984年的16位；在这期间，全国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年均增长8.8%，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六五”计划成功主要在于：当时的经济政策使我国农业、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中的潜能得以释放；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序选择与国内消费结构高度吻合；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既定计划体制下得到了有效的发挥。六五计划的执行结果比预料的要好，不仅经济增长大大超过了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72%，其中农业总产值为8.1%，工业总产值为12%，最高年为15.2%；而且发展比例协调，经济效益较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5年。
在“六五”发展的基础上，1986年我国巩固和发展了各项改革成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又取得新的成就。全年社会总产值为18774亿元，比1985年增长9.1%，其中工农业总产值15104亿元，增长9.3%。国民收入7790亿元，增长7.4%。国民生产总值9726亿元，比1985年和增长7.8%。与“六五”比较，“七五”的第一年的经济发展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1987年和1988年，生产持续稳定发展，国内市场活跃，对外经济交流扩大，科技、文教、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10920亿元，比1986年增长9.4%。1988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385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几乎是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7100亿元的两倍，提前两年实现了党的十三大中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重新表述中的第一步战略部署：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1988年恰是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以来的第十个年头，经过10年的发展，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了一番，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基本实现了温饱。城乡人民的生活差距已由改革前的2.9：1缩小到2.2：1.从1978年至1988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民生活消费水平平均每年提高9.7%，而城市居民则平均每年提高5.6%，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快于市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
改革开放使农民生活发生了改革前难以想象的巨大变化。1988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45元，比10年前增加411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11.8%。目前，按国家贫困户标准由人均纯收入150元以下提高到人均200元以下计算，全国农村贫困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由10年前的82.6%下降到8.3%；同时，每100户农民，已有47户人均纯收入在500元以上。
“吃细粮、住新房、穿新衣”，这种长期被亿万农家当成奢望的生活，如今神话般地降临在头上。农民每吃5公斤粮食中，就有4.075公斤是大米、白面，而10年前一半以上是粗粮；肉、禽、蛋、鱼、虾上餐桌在农家已不稀罕，1987年全国农民副食品消费额已大于主食消费额。这时，每个农民每天摄入的热量为2627千卡，比10年前增加416千卡，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1980年的水平。
在高档耐用消费品方面，平均每100个农户就有31户有电视机。彩色电视、双门电冰箱、摩托车、照相机、洗衣机也都开始在农家使用。平均每个农民在银行、信用社的储蓄已由10年前的7元，增加到200元以上；此外，他们手持现金有1000亿元左右。全社会一半以上的购买力在农民那里，零售社会商品60%以上销向农村。
1988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费的收入为1119元，比1978年增长254%。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为545元，是1978年的4.06倍。在农民纯收入中，平均每人生产性纯收入439元，比1978年增长2.7倍。1988年末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3807亿元，比1978年末增加3597亿元，增长17.12倍。
城乡居民住房条件进一步改善。1988年农村居民平均每人住房面积已经由1978年的8.1平方米上升到16.6平方米，城镇居民每人平均住房面积由1978年的4.2平方米上升到8.8平方米。10年来，每100户农民就有75户盖了新房，人均住房由8平方米增加到17平方米。
社会福利事业和保险事业继续发展。1988年全国各类社会福利院床位数达71万张，收养58万人，全国已有14.8%的乡镇建立了农村社会保障网络；城市社会服务网络也有较快发展，建立起各种小型、多样社会服务设施74580个。各类财产险承保总额达17970亿元，共有7216万户家庭参加了家庭财产保险，各种人身保险投保人数达到15867万人。
全国贫困人口已由1978年的2.5亿下降到1988年的1亿左右。1978～1985年7年间，贫困人口就减少了一半。10年的经济发展，我国已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的第一步。
2.第二步经济发展战略部署的发展与初步实现
第二步战略部署是，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也就是说，到200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即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8000亿元，是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当时是工农业生产总值）71000亿元的两倍，是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倍，按人均计算，包括人口增加的因素，从250美元增加到800～1000美元。
从1978年至1988年这10多年的实际情况来看，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到1988年就已经提前基本实现。所以，1990年底，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着重提出了从温饱走向小康的具体蓝图。随后，一些省市和部门，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先后提出了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这些文件，在正式表述小康目标所需要的翻番任务时，提法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即在1988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基础上，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再翻一番，即比1980年翻两番，使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关于第二步战略目标的提法，有一个引人瞩目的变化，即强调在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人均翻两番”。它指出：“中央建议，‘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确定为：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就将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部署的内涵丰富和发展了。这既更全面准确地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目标，又更科学地反映了小康水平的实际要求。
1979年底，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小康目标时，是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1000美元。因为当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左右，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就是1000美元。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正式确定了按国民生产总值（以前采用的是工农业总产值）计算20年翻两番的任务。然而，按总值计算的翻两番，只有在人口增长率为零的前提下，即到2000年人口仍然保持在1980年的10亿左右，才能达到人均1000美元。如果按照当时人口年均增长12.5‰计算，20年后大陆人口将达到12亿多。这样一来，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就不可能同时带来人均翻两番。如果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而人口增长到12亿多，那么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不是1000美元，而是800美元。根据这个情况，邓小平同志在一些讲话、谈话中将“人均1000美元”改为“人均800美元”。不过，考虑到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到本世纪末完全有可能超过1万亿美元，邓小平同志后来采用了“人均800到1000美元”的说法。
不仅如此，而且愈往后邓小平同志愈明确地强调：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要考虑到人口增加的因素，总值翻两番必须和人均翻两番统一起来；在总值翻两番和人均翻两番由于人口的增长而不能同步的情况下，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的小康标准不能降低。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时说：“我们提出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按人均计算，包括人口增加的因素，从250美元增加到800至1000美元”。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同志根据1981～19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可以提前完成，从发展趋势看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也可靠的情况，及时地指出：“到本世纪末，尽管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到1000美元不算多，但是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1万亿美元。”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什么叫适度发展时再一次强调：“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要按1980年的固定价格，没有水分的，还要把人口增长的因素计算在内。”
在小康目标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把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和人均翻两番、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联系起来考虑，这样做既是科学客观的，又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如果按总值翻两番计算，那么由于人口的增长，按人均计算的小康标准就要降低。在总值翻番和人均翻番由于人口的因素而无法同步的情况下，必须坚持总值翻番和人均翻番的统一。即在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问题上，既要计算经济总量，又要计算人均量；并且只能是经济总量的增加，不能是人均量的减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小康水平的要求。
经济增长的动力和人口控制的压力结合在一起，迫使人们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十四届五中全会的《建议》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历史条件下，坚持邓小平同志关于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要和人均翻两番相统一的小康标准，既充满自信地，又积极稳妥地提出了第二步战略目标：2000年，在我国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
自1988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发展又进入了短暂的治理整顿时期，但是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保持着较高的水平。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385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88年增长11.2%，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400亿元，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4350亿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七五”计划圆满完成。
“七五”计划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走向城市，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的形势下提出的。它从改革开放和发展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全面规划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巩固农业、大力发展乡镇工业、改组制造业、发展第三产业和充实基础结构的产业政策，并且第一次提出了总需求管理的概念。在发展方面，“七五”计划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一是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即在继续强调发展农业、乡镇工业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把建筑业建成支柱产业的战略思想；把原材料工业与能源、交通并列在一起视为基础产业加以支持；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放宽政策发展第三产业的结构调整目标。二是强调走内涵型为主扩大再生产的道路，把建设重点转到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和改建、扩建上来，改造的重点是机械电子行业中的骨干国有企业。三是要为中、东、西地区各自的发展战略奠定基础。强调要加速东部地区的发展，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在中部，积极作好进一步开发西部的准备。在对外开放方面，明确提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提出保持经济项目平衡、鼓励出口和引进外资等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重视汇率调整的重要作用。在改革方面，提出要用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基本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在这个总的指导方针下，规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及改革的主要任务，提出改造国有企业、发展市场体系和建立间接的国家宏观机制三位一体的体制框架。除以上三个方面，“七五”计划还涉及了环境保护、科技发展、人民生活、社会保障等诸多内容。
“七五”的实施对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无疑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除建成投产的大中型建设项目使能源、原材料、运输、通信能力都有了较大的增长外，更重要的是，它对推进微观的改革，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引进新技术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七五”的实施使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更大的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为实现第二步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打下雄厚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制定“八五”计划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所以世界银行副行长斯特恩1991年撰文指出：“中国这次实现了真正的大跃进！”
1990年12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八五”计划的建议。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八五”计划纲要。它的突出特点是，在总结以往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基础上，强调了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充实基础产业的战略思想，并且提出了比较稳妥的计划指标和政策措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加快了市场取向的步伐，在基础设施得到加强的同时，出台了讨论多年但未能实施的财税、金融、外汇、价格、投资、现代企业制度等六大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十多年来所采取的最为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开放措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经过5年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的发展，“八五”时期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提高了整个综合国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1)“八五”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显著的时期。从增长速度上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实际年均增长速度达11.7%，比“七五”时期高出近4个百分点，居世界首位。同时，各年度之间增长速度的波动不大，没有出现增长速度上的大起大落，基本实现了平稳持续高速增长，各年份增长速度的相对落差由“七五”的94.9%缩小为48.7%。从国际比较上看，“八五”时期我国GDP增长速度居世界领先地位，同期，美国、日本GDP年增长率分别为2.0%和1.7%，即使是增长较快的韩国和新加坡也只分别为6.8%和7.9%。
(2)“八五”期间是我国GDP增长规模最大的历史时期。“八五”累计完成GDP近18万亿元，比“七五”时期增加10万亿元，比“六五”时期增加14万亿元以上，从而使我国在经济总量上跃居世界前7位。按1987年美元计，我国GDP占世界的比重，从1990年的2.3%上升至1994年的3.2%，我国经济总量相当于美国的比例从8.5%上升至11.9%，相当于日本的比例从14.6%上升到20.9%。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大使中国跻身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大国之列，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57495亿元，经济总量已提前5年实现了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
(3)“八五”期间我国工业生产稳定高速增长，年平均工业总产值（不变价）递增近19.9%；工业经济实力大大提高，到1994年，我国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已近3.4万亿元，比1990年增加近2万亿元，相当于“七五”时期固定资产增加额的2.5倍，“八五”期间平均每年递增近24%；人均装备系数由1990年的近2万元/人提高到1994年的超过4万元/人，平均每年递增20.2%；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进入世界前列，如原煤、水泥、电视机、布的产量已占世界第一；钢、电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原油保持世界第五位水平。可以说，“八五”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工业经济拉动的。
(4)“八五”时期，我国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八五”期间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增长9%，居世界首位；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稳定上升，其中，城镇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年均增长8.4%左右，远高于“七五”时期3.7%的年均增长速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2%，也高于“七五”增长水平；城乡居民储蓄大幅度增加，到1995年末达到3万亿元左右，比“七五”末增加3倍多。
(5)我国成为居世界第11位的贸易大国。199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2367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2.59%，1991～1994年，全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9.7%，远高于世界年均4.5%的速度，“八五”期间累计全国进出口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比“七五”累计增长1倍多；国家外汇储备连年增加，1995年末上升到670亿美元左右，比“七五”末增加5倍。
(6)科学、教育、卫生事业达到世界中等偏上水平。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为2658万人，居世界首位；成人识字率为73%，居世界中上水平；拥有医生总数为188.2万人，居世界首位；平均预期寿命为69岁，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但是，我国现阶段所实现的还只是低水平上的发展。首先，人均指标水平低。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进展来看，以人均GDP水平为标志，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人均GDP仅在250美元左右，属于典型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若按国际上通行的划分标准，以人均GDP800～1000美元作为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标准，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的人民币与美元的真实汇率标准(1990年汇率），我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人均GDP已大大提高，实现了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向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飞跃，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降为1995年的7000万左右。但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人均GDP在132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03位，不足500美元，属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490美元）。其次，产业结构质态落后。尤其是第三产业落后，产值比重仅为33%，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64%)，而且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5%)。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为18%，接近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17%)，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为49%，高于中下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0%)。总的结构特征，尤其是再考虑到就业结构高度，我国在产业结构上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和工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其三，居民消费水平处于世界中下等地位。在消费结构上，食品支出比例达到50%以上，而用于交通、卫生、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支出比例仅为15%，表明我国居民消费尚处于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阶段。
所以说，虽然我国从1988年实现第一步战略部署以来，只用了7年的时间，于1995年在经济总量上提前5年实现了第二步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但还没有完全实现第二步战略部署，到1995年底，我国仍然有7000万的贫困人口，人民生活仍处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阶段。第二步战略目标只得到初步实现。
3.“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
“八五”计划的华章已经翻过，“九五”计划的蓝图和2010年的远景已经绘出。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1996年3月5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李鹏同志作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报告提出了我国“九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远景目标。
“九五”期间的奋斗目标，就是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个战略部署，到2000年，在人口将比1980年增长3亿左右的情况下，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同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意味着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基本完成，经济运行机制发生根本性变化，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基本接轨。
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九五”奋斗目标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提出，展现了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美好前景，表达了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雄心壮志。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将再上一个大台阶，社会经济面貌将发生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为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九五”成了我国人民奔小康的“世纪之桥”。1996年是“九五”计划的第一年。这一年，比较好地实现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完成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国内生产总值完成67795亿元，增长9.7%，实现了“九五”计划提出的物价上涨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调控要求。粮食生产再创历史最高水平，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粮食获历史最好收成，总产量在4800亿公斤以上；扶贫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农村贫困人口由6500万减少到5800万。城乡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26元，实际增长9%；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4377元，实际增长3.3%。安居工程建设继续加强，促进了居住条件的改善。
1997年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稳中求进”的总体要求，主要经济指标基本达到了全年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74772亿元，比1996年增长8.8%，全国粮食总产量达49250万吨，是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生活水平继续提高。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51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90元，比1996年增长4.6%，农村贫困人口继续减少。
从1996年和1997年两年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由于“九五”期间实施了稳定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增长速度不再是一个大的或主要的问题，中国经济运行已进入绿灯区，1996年下半年新一轮经济周期已经启动。中国已成为对外国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市场，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潮流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九五”期间是中国千载难逢的机会，完全实现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一定会成为现实；到世纪之交，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将整体跃进小康世界。“九五”计划无疑是一座承前启后的世纪桥梁，中国将在世界之桥上迅跑，伸开双臂去拥抱新世纪的太阳……
再经过15年的努力，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将再上一个大台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将取得明显进展，为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开创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