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帕斯捷尔纳克
一
我在二十年代试写的自传《安全保护证》中，分析了构成我生活的种种情况。遗憾的是那本书被当时流行的一种通病——毫无必要的造作——给糟踏了。本篇随笔难于回避某些赘述，但，我尽力不重复。
二
1890年俄历1月29日我出生在莫斯科市军械胡同雷仁的楼房里。楼的对面是个神学院。不知为什么我竟会记得秋天跟奶娘在神学院花园里散步的情景。堆积着落叶的泥泞小路，一个个池塘，一座座假山，刷了色的院墙，吵吵闹闹的学生们在课间休息时的游戏与斗殴。
神学院大门面对着一栋二层的石头楼房和一个能停放马车的院落。我们家就住在大门洞的上边，也就是大门的拱顶上。
三
幼年的感受是由各种惊恐和赞叹的因素组成的。这种感受像童话般绚丽，它们集中在两个中心形象上。这两个形象主宰了一切，又把一切联成一体。一个形象是马车街上摆在各家车行里的标本熊；另一个是善良的巨人，此人后背微驼，头发蓬松。说话声音低哑，此人是出版商彼？彼？康恰洛夫斯基，还有他的家，还有挂在他家中的谢罗夫、弗鲁贝里、家父以及瓦斯涅佐夫兄弟用铅笔、用钢笔和用水墨画的画。
特维尔斯卡亚一雅莫斯卡亚街、特鲁巴街、茨维特诺依林荫路旁的胡同——这是令人最不放心的地方。每逢经过这里时，总是拉着我走开。有些事我不应当知道，有些话我不应当听见。不过保姆们和奶娘们都不甘寂寞，所以我们就常常会来到这花花绿绿的人群中间。一到中午，骑马的宪兵们便在军旗兵营的露天操场上操练。
与叫花子、女香客来往，与社会渣滓及他们的遭遇为邻，还有附近的林荫路上的歇斯底里的现象，这一切使我过早地产生了对妇女的胆战心惊的、无以名状的、终生难忘的怜悯；对双亲的怜悯我更是无法忍受，因为他们要先我而死，并且为了使他们能摆脱地狱之苦，我必须完成某种极其光明的、空前的事业。
四
我三岁时，全家搬到绘画雕塑建筑学校的公家宿舍里去了。
宿舍位于米亚斯尼茨卡亚街，面对邮政总局。我们家在院里的一栋厢房里，在主楼的外边。
主楼是一栋古老而又漂亮的建筑物，它在很多方面都相当好。1812年的大火没有触及它。一个世纪以前，这栋楼房，在叶卡捷琳娜时代，作了共济会分会的秘密避难所。米亚斯尼茨卡亚街与尤什科夫胡同里的侧角是圆形的，那儿有个带柱子的半圆形阳台。阳台容量很大，它像壁龛似的凹入墙里，联接绘画学校的大礼堂。从阳台可以看到米亚斯尼茨卡亚街的延续，它伸向远方，直通火车站。
1894年，住在这栋楼房里的人站在这个阳台上观看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运灵仪式。两年以后，又观看了尼古拉二世登极加冕庆典的个别场面。
同学，老师，都站在这儿。母亲抱着我，挤在挨着栏杆看热闹的人中间。她脚下是个裂洞。裂洞底层铺着细砂，空旷的街在等待中鸦雀无声。军人们忙得不亦乐乎，他们高声喊着命令，为的是让在场的人都能听得见，然而站在楼上的观众都听不见他们的喊声。士兵们排着队把市民从马路上推到人行道边，市民们在屏息中形成的寂静，似乎把所有的声音都给吞掉了，如同沙滩吞掉潮水一般。钟声响了，凄凉而又悠长。人们把手伸向头去的动作，像海浪一般从远处滚来，又向远方滚去。莫斯科在脱帽，在划十字祈祷。安葬的钟声从四面八方响起，一条一望无际的队伍的队首出现了，那是军队，宗教界，披着黑纱和系着饰缨的马匹，华丽得不可思议的柩车，身穿另一世纪的从未见过的服装的承宣官。送灵队伍浩浩荡荡，楼房的正面挂着一幅幅缀着黑边的长条布。致哀的旗帜低垂着。
绘画学校有摆排场的风气。它归御事部掌管。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亲王是绘画学校的保护人。绘画学校每次举行庆典和举办展览时，亲王都要亲临现场。亲王瘦而高。他有时参加戈里岑和亚孔奇科大家庭晚会，那时我父亲和谢罗夫二人一边用帽子遮着画本，一边偷偷给他画漫画像。
五
院里，在各种建筑物、公务房和柴棚之间，有一栋厢房，它像鹤立鸡群。它对面是通向小花园的篱笆门。花园里长着一些年龄很老的古树。厢房地下室里给同学供应热的早点。楼梯上总是弥漫着油煎包和炸肉饼的烟雾。另一个平台上有扇门，通往我们家。再上一层，住着绘画学校的文书。
五十年之后，也就是前不久，在苏维埃时代的近期，我在尼·谢·罗季昂诺夫著的《列·尼·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创作中的莫斯科》一书中的一二五页，在1894年的标题下，读到这么一段话：“11月23日托尔斯泰携女儿们前去绘画雕塑建筑学校看望画家列·欧·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是该校校长，并出席了演奏会，参加演奏的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夫人和音乐学校教授——小提琴家伊·沃·格尔日马里和大提琴家阿·安·勃朗杜科夫。”
这段文字写得对，唯独一处有个小错误。绘画学校校长是里沃夫亲王，并非家父。
罗季昂诺夫记述的那个夜晚，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夜晚，我被一种甜蜜的、骚人的痛苦弄醒，在这之前，我从未尝过这种滋味。我在苦闷和恐惧中叫了起来，哭了。可是我的泪水被音乐给淹没。当把我惊醒的那段三重奏演奏完了时，我的哭声才被人听见。把房间隔成两半的帷幔拉开了，我躺在帷幔的后边。妈妈来了，她俯身在我的头上，很快就把我哄好。大概是把我抱到外边去见客人，也许是我隔着开着的门看见了客厅。客厅里烟雾缥缈，蜡烛闪动着睫毛，好像是烟雾刺痛了它们的眼睛。烛光把小提琴和大提琴漆红的木板照得通亮。大钢琴显得乌黑。男人们的常礼服也显得乌黑。妇女们穿着连衣裙，露着肩膀，如同命名日时赠送的花篮里探出头来的花朵。有两三位老人的白发和团团的烟混搅在一起了。其中一位，我后来跟他很熟，而且经常见面。
他是画家尼·尼·尼盖。另一位老人的形象，伴随我一生，如同伴随大多数人一样，特别是因为我父亲为他的作品绘过插图，到他家去做过客，衷心景仰他，以至于我们全家上下都渗透了他的精神。他就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为什么我会那么痛哭，为什么直到今天我还会记得当时的痛苦·那时我在家中已经习惯于大钢琴的声音了，我妈妈弹得一手好钢琴。我觉得大钢琴的声音是音乐本身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而弦乐的声音，特别是室内演奏时的组合，对我来说十分刺耳，弄得心神不宁，仿佛真的从通风窗口传来了呼救的声音和送来的噩耗一般。
那年冬天，大概有两个人离世——安东·鲁宾斯坦和柴可夫斯基。他们演奏的好像就是柴可夫斯基的著名的三重奏。
这个夜晚像一道分界线横在我没有记忆能力的幼年时期和我后来的少年时期之间。从那时起，我能记忆了，我的意识也像成年人的意识一样，起作用了，再也没有发生过长久的间隔或失误。
六
每到春天，学校大厅里举办巡回展览画派展览会。展品在冬季就从彼得堡运来了。装在木箱里的画，放在柴棚里。柴棚就在我们的房后，一排又一排，对着我们的窗户。复活节前，一个个木箱被搬到院落里，在露天下，在柴棚门口，开箱。学校的公务人员把箱子打开，把嵌在沉重的画框里的画从盖子与底部上卸下来，两幅两幅地抬着，经过院落，搬进展览厅去。我们扒在窗台上，眼巴巴地望着这些画。列宾、米亚索耶多夫、马科夫斯基、苏里科夫、波列诺夫的最著名的一些油画就是这样地从我们眼前搬了过去，它们在今天的画廊里和国家收藏中，是占半数以上的珍品。
有几位跟我父亲要好的画家，还有他本人，也参加过巡回展览画派的展览会，不过为时较短，而且只是在开头那几年。过了不久，谢罗夫、列维坦、科罗文、弗鲁贝里、伊瓦诺夫、我父亲及其他一些人组成了更年轻的团体——“俄罗斯画家联盟”。
九十年代末，雕刻家帕维尔·特鲁别茨柯依来到了莫斯科，他以前一直生活在意大利。挨着我们家的墙，为他专门修建了一间新的工作室，有顶光。这个工作室把我们的厨房的窗户给吞并了。以前，这扇窗户面向院落，如今它通向特鲁别茨柯依雕塑工作室了。我们从厨房里看他雕塑，看他的造型工罗别基工作。我们还看为他作样子的模特儿，从小孩子和女芭蕾舞演员直到双套马车和骑马的哥萨克。他的工作室很高，门又宽又大，车马进进出出十分方便。
也正是在那间厨房里做了种种准备，以便把我父亲为托尔斯泰的《复活》画得精美的插图寄往彼得堡。当时，托尔斯泰那部长篇小说正在彼得堡出版商马尔克斯办的《田地》杂志上连载，小说最后改好一章，发表一章。工作十分紧张。我还记得我父亲匆忙的情景。杂志每期按时出版，从不脱期。所以每期都必须赶上发稿时间。
托尔斯泰看校样总是拖延时间，在校样上大改特改。出现了令人担心的事：为初稿画的插图，可能不符合他后来的改动。不过我父亲的草图都是取材于作者本人进行观察的地方——法院、监狱的转移站、农村、铁路。大量活的细节和现实主义思维的共性，消除了不切题的忧虑。
插图总是急于寄出，便不得不找机会。为此跟尼古拉耶夫铁路特别快车的列车组建立了关系。身穿铁路制服大衣的乘务员形象，使儿童的想象大为震惊，他站在厨房门口等候，就像站在站台上等候即将开走的火车门前一样。
炉子上煮着水胶。急急忙忙把画擦干净，喷上定画液，把它贴在硬纸板上，包起来，捆扎好。捆好的包裹再用火漆封住，然后交给乘务员。
（乌兰汗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