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隋投唐
房玄龄（579～648），字乔。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出生于北周武帝元年（578），其父房彦谦，精于五经，有辞辩，在隋做过司录刺史，清廉善良，其俸禄，常周济亲友。他曾对房玄龄说：“人皆以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房玄龄从小在家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博览经书，开皇十六年（596），“举进士，授羽骑尉，校雠秘书省。”因其学识渊博，受吏部侍郎高孝基赏识。不久，调任隰县县尉。后来，因事受连累革职，遂迁移居上郡。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太原留守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率军三万，进兵关中。李渊军队横渡黄河后，兵分二路。一路由李建成驻守潼关，以防隋军救援一路由李世民率军西进，占领渭北，逼近长安。李渊父子举兵反隋，得到人民的支持，一路势如破竹，沿途归顺者很多。
富有政治眼光的房玄龄，眼见隋朝大势已去，下定决心投奔李渊父子。他来到渭北军门拜见李世民，正好李世民广求贤才，收纳天下英俊，两人一见如故，李世民当即拜房玄龄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成为他帐下的主要谋士。当年十一月，唐军攻占隋都长安。第二年五月，李渊灭隋，做了皇帝，改元武德，实为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六月，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李世民拜房玄龄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李渊在长安建立唐政权后，以关中为基地，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
李渊任命李世民挂帅，向各个地方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进攻。房玄龄随同李世民转战各地，运筹帷幄，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武德六年十一月，首先消灭了陇西的割据势力薛仁果武德三年（620）又打败了割据西北的刘武周。占领山西后，李世民继续挥师东进，进攻盘据洛阳的王世充。王世充被围，急忙向河北农民起义军窦建德求援。窦建德亲率十多万大军，火速开往洛阳，水陆并进，势不可挡。李世民让李元吉围困洛阳，自己则亲率精兵三千截击窦建德。
汜水一战，唐军大获全胜，窦建德受伤被俘。王世充眼见大势已去，只得投降了唐朝。武德五年（622），李世民又继续镇压了窦建德余部刘黑闼。于是在短短的四五年间，李世民东征西讨，消灭了各种反唐势力，为唐王朝的统一，立下了赫赫战功。房玄龄随军出征，尽心辅助秦王，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唐王朝的统一战争中，唐军每攻克一城池，诸将往往把眼光盯住库里的珍贵宝物。房玄龄却不是这样做，他每到一地就首先物色人才，招人幕府，和他们结为朋友，千方百计将他们搜罗到秦王府来，这些人后来为李世民效劳，大大加强了秦王府的实力这些人后来都能出死力帮助李世民夺得帝位。李世民说：“汉光武得邓禹，门人益亲，我今有龄，犹禹也。”在各地征战中，房玄龄作为秦王府的记室，撰写了不少军书、表奏，他的文章“文约理足”，又快又好，深得高祖李渊的赏识。
玄武之变
唐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结束后，其内部又出现了新的一场战争。这就是李建成和李世民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
在唐王朝的创建过程中，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无论太原起兵、进军长安，还是东征西讨，削平群雄，他都立下赫赫战功。司马光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李世民才能出众，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房玄龄曾说他：“箭穿七札，弓贯六钧，加以留情坟典，属竞篇什，笔迈钟、张，词穷贾、马。”他的父亲李渊对李世民的才干也是赏识的。在太原起兵时，曾面许李世民：“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太子李建成虽没有像李世民那样的赫赫战功，但他自起兵太原，镇守潼关，南进长安，东出洛阳，也立过一定的战功。再加上他位居东宫，联合其弟李元吉，其得到帝位的自然条件是相当优越的。
有锐敏政治眼光的房玄龄，对李世民兄弟之间事态的发展看得一清二楚，他心里十分着急，于是私下对长孙无忌说：“今嫌隙已成，一旦祸机窃发，岂惟府朝涂地，实乃社稷之忧，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长孙无忌也有同样的感受和忧虑，他把房玄龄的话告诉李世民。
李世民深感忧虑，召房玄龄共同议事。房玄龄与杜如晦劝李世民尽快动手，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但李世民仍犹豫不定。李建成、李元吉为了除掉李世民，首先第一步就是清除李世民身边的人，他先用收买、拉拢的办法想将秦王府的勇将谋臣拉过去，没有获得成功。继而又在李渊面前中伤、挑拨。李建成最忌恨的就是房玄龄、杜如晦。结果，李渊偏听偏信，下令把房玄龄、杜如晦逐出秦王府。武德九年（626）夏，突厥兵犯边。按惯例，大都由李世民督军御敌。但此时，李建成却提议由李元吉和李艺出征，以阻止李世民掌握兵权。同时，李元吉还征调秦府将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前往，借此把秦府精兵抓到自己手中。事成之后他们决定再来谋杀李世民。
李世民得知此事后，立即召集内弟长孙无忌、舅舅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等商仪。尉迟敬德怂恿说：“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李世民又秘密召回房玄龄和杜如晦，令二人穿戴道士服潜入秦府，共同议事。
房玄龄说：“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经过周密的策划，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暗中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射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取得了“玄武门之变”的成功。
“玄武门之变”后，李渊把军国大事完全委托给李世民处理，并立李世民为太子。接着，李世民拜房玄龄为右庶子，不久，又提升房玄龄为中书令，当上了宰相。
选贤审法
八月，李渊把帝位传给李世民，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年号为贞观。
唐太宗即位后，对群臣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功居第一。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不满，说：“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唐太宗说：“叔父虽首唱举兵，盖自管脱祸。乃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败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说得李神通理屈词穷，羞愧无言。贞观三年（629）二月，房玄龄改任左仆射。唐初的左右仆射就是宰相。房玄龄是位卓越的实干家。在他的努力下，一批出色的高级官员被陆续荐举给朝廷。他担任宰相后，首先裁减大量的冗员。
唐太宗曾对房玄龄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根据唐太宗的诏令，房玄龄在贞观初年对在职官员进行大量裁并，全国根据地理位置的划分，设十道，三百余册。这是贞观初年全国性的一次重大行政改革。房玄龄不仅果断地裁去大量冗员，且能因才授任、选贤任能。唐太宗重视选才用人，他认为“致治之术，在于得贤。”他确定宰相的首要职责是求访贤才。他曾对房玄龄和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唐太宗还下令把宰相担负的具体政务交给左右丞处理。
宰相集中精力处理大事和挑选人才。这为房玄龄选贤任能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早在秦王府时，房玄龄就发现杜如晦聪明识达，有佐王之才。就向秦王李世民推荐：“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说：“尔不言，几失此人矣！”从此，李世民开始重用杜如晦。后来果然证实，杜如晦辅佐太宗，功勋卓著。
房玄龄选用人才，重才也重德，他推荐的李大亮，不但文武全才，而且品德优异。房玄龄本人则为官清廉，生活俭朴，竭心奉公，“每当宿值，必通宵假寐。”房玄龄称李大亮“有王陵、周勃之才，可以当大位。”唐太宗拜任李大亮为左卫大将军、兼领太子右卫军，又兼工部尚书，身居三职，甚为器重。薛收是个卓有文才的读书人，经房玄龄的推荐，为太宗任用。太宗召见，“问以经略”，薛收“辩对纵横，皆合旨要”。太宗征伐时的檄文、捷报，大多出于薛收之手。可惜薛收只活了33岁。唐太宗悲叹地对房玄龄说：“薛收若在，朕当以中书今处之。”房玄龄选才，不“以备取人”。张亮是个贫寒人士，“素寒贱，以农为业”，而张亮胆气不足，无将帅之才，房玄龄却只用其长，并不“以备求人”。对唐太宗任用的人，房玄龄认为不合适的，也不苟用。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要拜李纬为吏部尚书，想听听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但云李纬好髭须，更无他语”。唐太宗明白了房玄龄的意思，便改变了原来的主意。改任李纬为洛州刺史，可见房的意见在当时何等重要！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吏治清明，去冗员，对唐朝政治，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裁减大量官员，就能够为国家节省财政支出，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这一道理唐太宗和房玄龄等是非常明白的。唐太宗和房玄龄从隋朝的灭亡吸取教训，他们深知“吏良，则法平政成不良，则王道弛而败矣。”他们深知，“官得其人，民去叹愁”的道理。“民去叹愁”，则阶级矛盾缓和，国家就会长治久安。这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唐王朝的统治，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与学士、法官一起，重新商议修订法律。
鉴于隋“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灭亡”的教训，在太原起兵时，李渊父子即“布宽大之令”。入长安后，为了取得民心，约法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李渊称帝后，曾制定“武德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
唐太宗主张宽简刑政，审慎法令。他在贞观元年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他还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人罪即引轻条，若欲人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在文。”房玄龄等根据唐太宗的旨意修订成的唐代法律，即《贞观律》，有四个部分，即律、今、格、式。“律以正刑定罪”，就是刑事法典。唐律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到百姓的户籍婚丧，都有极其详密的规范。其中“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盗贼，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日断狱。有笞、杖、徒、流、死，为五刑。笞刑五条，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条，自杖六十至杖一百徒刑五条，自徒一年，遂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条，自流二千里，递加五百里，至三千里死刑二条，绞、斩。大凡二十等。”“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令是对各种制度的规定。如《户令》是对户籍和婚姻制度的规定《田令》是对土地制度的规定。令只规定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但不包括对于违令行为后给予的刑事制裁。唐太宗时，“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条，为三十卷。贞观十一年正月颁下之。”“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格是皇帝赦令的汇编，百官的职责范围。由房玄龄等在贞观十一年删定武德以来敕格七百条为《贞观格》，共有十八卷，颁行天下。“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式是各种行政法规，国家机关办事的章程、条例。房玄龄等制定的《贞观律》的量刑定罪上有宽缓的方面，仅与隋律相比《贞观律》减大辟（死刑）者九十二条，减流刑为徒刑者七十一条。在官犯法，只夺官除名，仍同仕伍。房玄龄因旧律的刑重，“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但唐太宗哀其断毁肢体令房玄龄等再议。王硅、萧璃等认为改死刑为断趾，保存了生命，已放宽，而房玄龄主张再行放宽，他认为：“左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既废，今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于是决定将断趾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房玄龄还改变了旧律中因谋反罪而兄弟连坐得俱死的法律，规定为“反叛者，祖孙与兄弟缘坐，皆配设。恶言犯法者，兄弟流配而已。”死刑和古代相比，几乎去掉一大半。至于削烦去蠹，变重为轻，更是不可胜记。
后来，长孙无忌对《唐律》作了具体说明，编成《唐律疏议》一书。此书是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一部较为完备的法典。
法与礼是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两个方面，所谓“德主刑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贞观期间既重视法律的修订，也重视以礼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以礼来制约各种社会关系，而且以礼制律，刑礼相辅，“失礼之禁，著在刑法。”不忠者有罪，不孝者必诛。用法律的强制力量推行礼的道德规范，反过来，又用礼的道德来辅助法的推行。唐太宗即位之初，即诏令房玄龄等礼官学士修改隋礼，最后完成《贞观新礼》一百三十八篇，是唐代礼制的基础之作。
通好外邦
唐朝初年面临着极为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房玄龄在民族政策上，显示了他深思熟虑的外交能力，他主张结好各民族，以减少冲突。贞观十六年（624），雄踞漠北的东突厥薛延陀部实力较强，太宗曾封其酋长夷南为真珠可汗。但薛延陀部反复无常，出尔反尔，唐太宗派兵联合突厥的一部给以致命的打击后，真珠可汗派人来唐求婚。唐太宗虽对薛延陀并不放心，但是在以武力消灭还是联烟这个问题上一时下不了决心。房玄龄权街利弊，认为和亲为上策。理由是大乱之后，国家元气尚待恢复，用兵对国家不利。唐太宗采纳了房玄龄的意见，答应许以第十五个女儿新兴公主，但要求“厚纳聘礼”，亲自到灵州迎亲。真珠可汗闻知，兴高采烈，“谓其国中曰：‘我本铁勒小帅，天子立我可汗，今复嫁我公主……斯亦足矣。’”从而使薛延陀部归顺了唐朝，避免了一场战争，改善了民族关系。后来，真珠可汗一时无法集得聘礼，延误了迎亲日期。唐太宗以其轻侮大唐，“下诏绝其婚”。
唐初，朝鲜半岛有三个国家。西半部的叫百济，中部的叫新罗，北部的叫高丽。其中以高丽最为强大，它占有汉江流域和辽东平原。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曾发兵三十万，大举进攻高丽，失败而回。隋炀帝也曾三次征高丽，结果都失败而回，并引起了农民大起义，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唐初，三国均遣使和唐朝来往。贞观十六年，高丽发生内乱，大臣盖苏文弑其君，独专国政。唐太宗想出兵以武力干预，但房玄龄以为不可。他对唐太宗说：“臣观古之列国，无不强凌弱，众暴寡。今陛下抚养苍生，将士勇锐，力有余而不取之，所谓止戈为武者也。”他又以历史为鉴，劝谏唐太宗：“昔汉武帝屡伐匈奴，隋主三征辽左，人贫国败，实此之由，惟陛下详察。”唐太宗接受了意见，便中止了这次行动。后来，高丽联合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唐太宗派人劝说，高丽不听，于是，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他委令房玄龄筹办和运送军粮、军械，下手诏曰：“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他屡次上言，提醒太宗，不要轻敌。房玄龄虽然没有强烈劝阻唐太宗东征，但他始终放心不下。唐太宗这次亲征高丽，虽然暂时取得了一些胜利，攻下了一些城池，但遇到顽强抵抗，只能屯兵广安东城下。此时正值隆冬严寒，草枯水冻，士马难久留，且粮食将尽，于是，唐太宗决定班师回京。
对于此次征伐高丽的挫折，唐太宗耿耿于怀，他不甘心，还想举兵东征。此时房玄龄已年老多病，但他出于忧国之心、宰相之责，毅然上书，劝谏唐太宗。他说：“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盖此谓也。”他引用老子的话：“知足不辱，知之不殆”来劝导唐太宗。他还说：“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开疆，亦可止矣。”希望唐太宗放弃“天可汗”的迷梦，不再“驱使无罪之士卒，委之锋刃之下。”房玄龄认为，高丽的内乱是他们内部的事，他们并没有得罪唐，而唐王朝的出兵“内为前代雪耻，外为新罗报仇，岂非所存者小，所损者大乎！”唐太宗对房玄龄的恳切之言深为感动。
尽职尽心
房玄龄在辅佐唐太宗时多有诤谏，他谏勿征高丽，谏勿用平庸之辈，以及谏减少民族冲突、改善民族关系方面，日后都证明他意见的正确，都收到过很好效果。房玄龄的进谏反映了他善于思谋，考虑后果的特点。
唐高祖李渊去世后，唐太宗要以汉高祖长陵的规模为父亲建陵。而汉长陵东西长一百二十步，高十三丈，工程浩大。秘书监虞世南劝唐太宗实行薄葬，认为薄葬并非不孝，厚葬反而为亲所累。他建议造一高三仞（一仞为七尺）的陵墓，陵内器物，尽量从俭。虞世南的建议利国利民，但房玄龄考虑，唐太宗不会接受虞世南的建议。于是，他提出了以汉光武帝的陵墓规格建造，唐太宗欣然接受了这一建议。房玄龄为相，通达政事，善于谋划，尽心尽责，惟恐失误。褚遂良说：“人臣之助，玄龄为最。”王硅赞誉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房玄龄治理国政，秉公守正。他始终认为：“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加上他的作风忠谨谦恭，对人宽厚，对己严谨。晚年，他体弱多病，几次上表请求解除仆射职务，太宗不答应。贞观十六年（642）太宗又晋升房玄龄为司空。司空为三公之一，品高位尊。房玄龄又上表辞让，太宗仍不允许，并说：“国家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可以看出，唐太宗是离不开他的。
著书立说
房玄龄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唐朝初年，为了修明政治，达到天下大治，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唐太宗有句名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在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前提下，唐太宗任命房玄龄为史书的总监修，开了官修史书的先河，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史馆。在总监修房玄龄的组织领导下，官修史书盛况空前。贞观期间，一共修撰史书八种，即令孤德芬木和岑文本合修的《周书》、李白药修的《北齐书》、姚思廉编撰的《梁书》和《陈书》、魏征编撰的《隋书》。在中国官修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占了三分之一，其贡献之大，有目共睹。根据唐太宗的提议，房玄龄还开创了编纂本朝历史纪录的新制度。唐朝是编纂本朝诸帝实录的头一个王朝。贞观十七年（643），高祖、太宗实录修成。唐太宗因房玄龄修史有功，“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贞观二十二年（648），房玄龄病重，唐太宗派名医为其医治，每日供给御膳，还亲临探望，当握手叙别时，不胜悲痛。七月，房玄龄与世长辞，终年70岁。唐太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册赠太尉，并州都督，谥文昭，陪葬昭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