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军的南征行动之所以遭到惨重的失败，原因固然可以找出很多条，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党中央战略指导的错误。党在直接领导革命战争初期，缺乏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必要认识，指导战争的方法，基本上照搬了俄国革命战争和北伐战争的模式，即作战形式是正规战，作战目标是夺取中心城市。党中央在南昌起义发动之前，就预先赋予起义军“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聂荣臻回忆录》上，第66页，战士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的战略任务，并具体明确了“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刘伯承军事文选》第4页，战士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的战略步骤。不仅指导南昌起义如此，在这一时期对其他起义的指导，也都是实行这一模式。例如，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规定的任务是，首先攻占平江、浏阳、萍乡、醴陵、株洲，形成包围长沙的态势，尔后夺取长沙，而秋收起义部队仅有约5000人。党对广州起义的指导，更是企图直接了当地以城市武装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党的领导机关对我军创建初期最著名的三次大的武装起义的战略指导，虽因时间、地点、部队等情况的不同而略有差异，但在基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即作战形式是正规战，作战目标是夺取中心城市。这实质上就是当时党的军事战略。由于它不符合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客观实际，违背了战争的客观规律，致使三大起义或者一开始就遭到失败，或者在取得胜利之后又遭受惨重的挫折。南昌起义军在起义之后的南征行动中，有些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如瑞金壬田之战、会昌之战，都打得很不错，都可称得上是大胜仗。但因为南征行动在战略上是错误的，因而这些胜仗也无助于大局，整个南征行动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南征行动失败之后严酷的现实迫使保存下来的部队放弃预定的战略目标，寻找战胜敌人的新方法。起义军转战赣南途中，朱德在天心圩整顿中提出了“打游击”的正确主张，指出：“我们一定要跟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找个地方站住脚，然后就能发展。”（萧克主编《南昌起义》第7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出版）他不仅认识到军事战略转变的必要性，而且产生了正确的军事战略的初步设想。在尔后的上堡整训中，朱德适应把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客观要求，提出了新的战术问题。他运用早年在外国学到的军事理论和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组织部队进行游击战训练，强调进攻中要学会避实击虚，不和敌人硬拼、作无谓的消耗；要求每个士兵熟练使用手中武器，打仗时不靠近敌人不开枪，以提高命中率，减少弹药消耗，等等。起义军还进入山区，发动群众，把游击战术运用到实际中去。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杀人放火、作恶多端的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的武装，控制了该山区。部队还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参加劳动，向群众宣讲共产党的政策，以及起义军部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穷人多，革命一定能胜利等革命道理，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了。上堡整训，不仅继续加强了部队自身的建设，而且对新的武装斗争道路和实行军事战略转变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使南昌起义军实行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作了思想上和训练上的准备。
湘南起义，是南昌起义军走向农村的一次伟大实践，也是把作战形式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的一次伟大实践。在这次起义中，南昌起义军把广大贫苦农民作为动员发动的主要对象，把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作为主要战场。首先，起义军运用计谋，不费一枪一弹智取了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防守的宜章县城，狠狠打击了宜章县的国民党反动势力。随后，蒋介石急令驻粤北的许克祥率6个团的兵力，由韶关经坪石直扑宜章，企图消灭起义军。面对兵力6倍于已的强大敌人，朱德、陈毅铭记以往的经验教训，决定不再死打硬拼，同敌人拼消耗了，而要打游击战，先退让一步，然后寻找有利时机破敌。于是，朱德、陈毅指挥南昌起义军（此时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实际只有相当于1个团的兵力）于1月下旬的一个深夜主动撤离宜章县城，向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县城西南方向的乡村转移，在转移途中，部队不失时机地又“游”又“击”，与农民武装一起消灭沿途反动团防武装，转移至距县城40公里的地势险要的湘、粤边界山区集结待机。许克祥率领6个团从韶关到坪石，一路未遇抵抗，兵不血刃地进入宜章县城，认为工农革命军不是对手，不敢与自己交战，便留2个团于坪石，亲率2个团进至岩泉，另2个团则分布在由坪石至岩泉沿途30公里的道路上，摆成一字长蛇阵。敌人长途行军，沿线设防，忙于“追剿”，已疲惫不堪，而且由于战线太长，首尾无法照应，已出现便于各个击破的有利时机。工农革命军隐蔽在山区，进行了休整，体质增强，士气高涨，形成了以逸待劳的有利态势。革命军在设法继续骄纵敌人的同时，广泛发动、武装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详细侦察、准确掌握敌情，拟定反攻作战方案。通过主观的努力，双方力量发生了有利于工农革命军的变化，反攻的时机逐渐成熟。朱德等领导人决定不失时机地向许克祥亲率的岩泉之敌2个团发起反攻。以一部兵力迂回至敌侧后，断敌退路，阻敌增援；朱德、陈毅亲自指挥主力从正面直捣岩泉。正当许克祥骄横狂妄不可一世之际，1月31日7时，革命军主力和前来助战的四乡农民、赤卫队员趁着许部士兵正围着饭桶抢饭吃的有利时机，出其不意地突然发起攻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招架不住，迅速瓦解，一部被歼，余部向坪石方向回窜。革命军民越战越勇，不让敌人喘息，乘胜追击。许克祥6个团的一字长蛇阵，被革命军各个击破，溃不成军，争相逃命。许克祥为了逃命，换上便衣，混乱之中跳上一只小木船，藏在船底，顺着武水，逃往韶关去了。工农革命军仅俘获许克祥部官兵就多达1000余人，还缴获山炮1门，许多迫击炮和机枪，步枪1000多支，子弹200多担。这就是湘南起义中著名的坪石大捷。这是南昌起义军南征广东失败之后，朱德领导部队改变作战方法，变正规战为游击战，首次获得的重大成功，并且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此战又是湘南起义带有决定性的一仗。此后，湘南的革命运动得以迅速展开。按照这种打法，工农革命军又陆续消灭了敌人的一些小股部队，不断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鼓舞了革命军民的斗志。3月下旬，国民党军以7个师的兵力向湘南地区进攻。这时，由于中共湘南特委的盲动主义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工农革命军已无法在湘南地区立足。为保存革命力量，朱德、陈毅率工农革命军于4月上旬撤出湘南地区，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转移，湘南地区遂被敌人重新占领。因此，在党史和战史的研究中，一般都认为湘南起义失败了。然而，工农革命军是在强敌进攻面前，为了保存军力，主动放弃地方，实施转移的，有生力量不仅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在湘南起义中得到了发展。把地方的得失作为胜败的唯一标志，显然是不正确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后来的十大军事原则里已作了非常明确的阐述。而且，南昌起义军当时已经在实行军事战略转变，不与敌人打大仗、打正规战，而要打游击战，正是这种转变的必然要求。后来，朱德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被完全打垮。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朱德选集》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在南昌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后的严重形势下，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一切联系，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环境中，朱德和陈毅率领着主力失败后保存下来的部队，历经千难万险，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不仅摆脱了敌人的重兵追击，而且在土地革命的问题上，在人民军队建军和作战的问题上，逐渐探索和提出了不少正确的原则。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工农革命军，虽然被敌人分隔两处，但在探索中国武装斗争正确道路、怎样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以及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如何与强大的敌人作战等根本问题上，各自独立地得出了基本相同或相似的认识，这是中国共产党走出军事理论误区，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体系的开端。这些从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理性认识，尽管还不够完善，但它毕竟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那就是，要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研究和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而不能照抄照搬别人的模式。
南昌起义距离我们已经83年之久了。起义的参加者中，有许多人在起义的战斗中，或者在以后战争岁月，血洒疆场，为革命捐躯，未能亲眼看到革命胜利；有幸看到新中国成立的幸存者，也都先后辞世。然而，他们在83年前的那次惊天动地的壮举，已经永远地载入了史册。他们那种为了坚定的理想信念而勇于战斗，勇于探索，前赴后继，不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我们，无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都毫不畏惧，奋勇向前。
（本文全文发表在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会刊《八一精神论坛》2010年第1期，第10－16页；其主要内容曾在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军事科学学会主办《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1期，以《南昌起义成败析》为题发表，详见该期刊物第157-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