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阿兰·布罗迪先生是在一次“世界儿童状况”发布会上。由北师大教授史静寰博士联系，我应联合国儿基会官员布罗迪先生邀请，出席了这次发布会。
阿兰·布罗迪先生主持了这次会议。
在简单的西餐晚宴之后，在布罗迪先生几乎忙完了许多迎来送往和记者采访之后，史静寰博士向布罗迪先生引见了我。
在人群熙攘、车辆穿梭、霓虹灯闪烁的北京西城区，在美国人开的“罗杰斯餐馆”，布罗迪先生和其夫人玛丽·布罗迪——一位健壮、高大的非洲加纳黑人妇女、史静寰博士和我坐在了餐馆靠街市一边的玻璃窗前的一张小餐桌旁，这时我手表的指针已指在了北京时间19时50分。
布罗迪先生要来了四杯柠檬汁后，我们便开始了交谈。说交谈似乎不准确，因为布罗迪先生始终独自在说话，他用非常平易而坦率的语气向我们讲述着他的故事。这故事长达30年。30年遥远而贴近的回忆使我看到了一个联合国高级官员、一个美国知识分子一生工作和活着的意义。尽管我迄今对其曾经有过的生活选择不能读懂。那兴许是两种文化的差异吧。
我想，我会永远感念史静寰博士主动为我们担当了长达三个小时的翻译，这异常优秀的英汉语言转述，使我的心灵始终迷漫着一种崇高的精神沉浸。
阿兰·布罗迪说，自1968年他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已在发展中国家工作了30年，其中在联合国儿基会工作了15年。
布罗迪大学毕业时，美国正处于反越战时期。当时，美国青年呼唤和平、反对战争的情绪非常浓烈，在思想上视友爱和情感为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也有许多青年对社会和未来失去信心，找不到出路。布罗迪说：“那时，我有个想法，就是很想为世界和平做些努力，于是，就报名参加了美国和平队，到发展中国家去工作。我选择了非洲，最终去了加纳。”
从1961年美国开始大规模向越南派遣空中部队至1967年底，侵越美军已高达50万，到1973年1月27日美国不得不在巴黎签署停火协定，一场长达12年、经历了美国3任总统的侵越战争宣告结束。美国这场战争的失败，是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的伟大成果，也是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要求和平的伟大成就。
1968年以前，布罗迪像今天的孩子一样，是在美国环境优越的大城市里长大，家庭很富裕，在耶鲁大学他受的是非常好的教育。布罗迪说：“那时，我不知道贫穷是什么。我接受的许多教育都是要帮助别人、爱别人。所以，我脑子里一直有个很好的目标，我追求这个援助他人的理想。参加和平队以后，我到了非洲加纳，我选择了远离城市的乡村，在那里做教师。我教了两年……”
这两年，布皮迪最深的体会是，固然人种不同，人与人之间不同，但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通过生活的许多坎坷泥泞，他看到了人类共同的东西，包括正义、同情、友爱、情感、帮助他人等。
“也就是在那里，我遇到了这位女士，我现在的太太。我们已经30年了。”布罗迪先生原先是双臂搭在餐桌上，目光郁深地望着史博士和我讲述回忆，当说到这里时，他倏地将身子仰起，靠在了椅背上，随之将手臂越过了玛丽的肩背，将其搂在了臂腕里。
“我们两个是两极，我是男，她是女；我在先进国家的大城市里长大，她在不发达国家的乡村长大；我学习了许多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思想，她有她自己国家民族的传统。在别人看来我们是不可以结合的，但我发现，她所有的我没有。恰恰是这些让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布罗迪在加纳工作两年之后，回到了美国。回国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总在想：我到底该怎么做？我的心究竟在哪儿？想来想去，他又回到了非洲，他们结合了，开始了新的生活。
布罗迪说：“既然我的心飞到了加纳，我就要为这块土地做点什么。加纳是个贫穷的国家，但那里有优美的风景，质朴的人民，我们在喜欢它的时候，怎样帮助它摆脱贫困呢？我怎样才能既终生为这个目标奋斗又不破坏他们优良的传统、并让他们富裕起来呢？我一直一边思考着一边工作着。”
加纳位于非洲西部，原为英属殖民地，1960年7月1日成立加纳共和国。盛产可可、金、金刚石、木材等，属热带雨林和热带草原气候。布罗迪在加纳作为一个志愿者在那里工作了10年，他一直做乡村教师，他情愿接受当地人标准的工资，过简单的生活。
“你可以想象我们的生活，和当地人一样，过他们的生活。这使我赢得了许多朋友。”布罗迪说。
加纳的局势很动荡，布罗迪也在考虑怎么办。1977年前后，美国一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教授来到了加纳，他结识了他，后来就考了他的博士。这样布罗迪又回到了美国。一面完成博士学业，一面研究发展中国家、研究人类发展。他曾很好地完成了耶鲁大学的学业，又有了10年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经历，10年的工作经验使布罗迪在学习理论时能够辨别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在胡说八道。因此，他的学业进步得很快。他学习的专业是运用人际交往的理论来促进发展的进程，以发展理论的框架来进行人类勾通。
“你可以看出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这一选择是客观的，也是必然的。我学习这样的理论，又有10年这样的实践，因此，我会很快拿到博士学位。拿到博士学位以后，我还可以继续进行教育、卫生、经济的研究，我不会把自己局限在某一种研究中。”美国人性格中充满挑战性，他们决不会一生只掌握一种技艺，也决不会一生固守一种工作。
就在布罗迪即将结束博士学习时，联合国儿基会到尼日利亚做项目，邀请布罗迪在尼日利亚工作6个月。他们邀请他做儿童健康项目，布罗迪运用他学习的发展和教育的理论及知识编写了一套儿童们喜爱并容易接受的读物，这套丛书是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关心儿童的发展和教育问题，卫生健康问题，进而让儿童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儿基会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他们认为这项工作做得很成功、很新颖，于是就正式聘他为联合国儿基会官员。后来他就在几内亚做儿童项目，几年后，又到土耳其做儿童健康项目。
布罗迪说，他可能属于那种不太安分的人，喜欢新的挑战，越是新的越感到刺激，所以不断换国家。离开土耳其后，他又到了阿富汗。阿富汗是各种矛盾很多的地方，非常复杂，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本是任命中亚的官员的，阿富汗充满了挑战性，他就选择了阿富汗。阿富汗政府垮台了，做各种项目必须自己想办法、自己努力，困难很多。在阿富汗工作几年后，他来到了中国。
布罗迪说，我之所以为儿基会工作这么多年，就是我赞成儿基会的目标，我可以通过这个组织，为世界儿童工作。我会一直为这个组织工作下去。可以这么说，不仅仅是为儿基会，也是为我，为世界的未来。任何国家的未来都寄托在儿童身上，这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儿童权利公约》是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有共同智慧的人们提出来的，很高兴中国也承诺了。中国承诺了，所以我来中国工作，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布罗迪夫妇有三个孩子，他们都在美国。大孩子是男孩，今年26岁；二孩子是女孩，三孩子也是男孩，在美国一所重点中学上高中三年级。我问：“你们总在世界各国工作，思念你们的孩子吗？”玛丽回答：“现在，我们有很多中国的孩子，我有寄托。当然，我也很想念我的孩子。”
布罗迪接着说：“我感谢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中长大。我对我的孩子也从不限制和强加什么，我同意他们有自己的选择。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我们的教育应提供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我们的三个孩子很健康，发展得也好，懂得关心别人。我们的孩子生活在一个跨文化的家庭，我太太28岁才离开她从小生活的乡村，她不可能摆脱她自己的传统文化。我太太生活的环境在贫困乡村，没有电灯，没有路，更没有自来水，而且很小年龄就订婚了，而且已经结婚了。第一次的婚姻使她生了6个孩子，死了3个。孩子的病都是常见病，但他们死了。现在在非洲、在世界许多贫困国家，许多儿童都是这些常见病丧失着生命。我们儿基会就是为保护儿童健康和良好的生活而工作，这就是我太太为什么一直支持我的工作。我每天都要在清晨四五点钟起床工作，她从没有怨言，因为她有这样的经历。30年了，她可能疲劳，也可能厌烦。”
玛丽插话说：“我没有埋怨，我非常欣赏我的丈夫。”
玛丽小时候在天主教办的一所小学念到三年级，再高一些的年级就要到十几里外的地方去念，中间要过一条河，坐独木舟。十几里地，得走着去。这和中国许多地方贫困的孩子一样。她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得了一笔奖学金，她本可以再到一所有高年级的地方学习，但她的父亲死了，她的叔叔就不让她念了。她17岁时与加纳当地一个男人结婚了，她是那个男人的第三个老婆。
我曾很久地在想像着布罗迪先生的婚姻选择。在一个等级观念和“门当户对”传统里生活的人，无论我们怎样想像，对布罗迪的选择都感到不可理喻。我曾和我周边的一些人谈论过这个问题，他们无不发出惊诧和质疑：难道布罗迪先生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委身于穷人委身于贫苦儿童和妇女的天使？
下面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更多地理解布罗迪为什么和贫困地区的孩子能够沟通，愿意为他们的利益和改变他们的生活做些事情。
“就我现在的职务，即使在美国也是高级官员，但就我的心灵而言，我只是一个很愿意为孩子们做事的人。”布罗迪说。“现在我给你讲这个我经历的故事：那是我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当时在加纳我还没有正式职业，我还在参加志愿队，我没有固定的住所。这时我的第一个孩子就要出生了，那是1972年。我们只好回到玛丽的村子，租了一间小房子，房子非常简陋，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我们算了算，她大约还要两个星期生产。安顿好玛丽，我就去离村子160公里远的地方找了一份工作。就在这时玛丽临产了，她的产期提前了一个星期。她的家人帮助送她去医院，医院离村子60里地远。就在要送她去医院时，她生产了，只好就地找了一个接生婆帮助生下了我的第一个孩子。在接生婆那间小屋子里，玛丽和孩子住了两天，那是一个小小的诊所。当时我不在家，刚刚找到工作，我接到电报立即赶回到诊所看我的孩子。那是一个很小的医院，我看到病人们都要进来看我的孩子，看这个新生儿是黑还是白。他们惊喜地喊着：玛丽生孩子了！这孩子好白呀！他们纷纷走过来与我的孩子握手，不断地说：欢迎你！欢迎你！可是我不高兴了，怎么都来碰我的孩子，你们都是病人呀！你要知道，加纳是个很淳朴的国家，走到哪儿你都能听到‘欢迎你’的声音。但他们现在这样对我的孩子我不高兴，他们都是病人，我的孩子刚出生，这会传给他疾病的。我控制不住自己，想阻止他们。但玛丽在当地生活长大，她阻止我不让我说，她不断地对我说：‘NO！NO！’”
“你得知道，我妈妈是个非常爱干净的人，每天把家收拾得一尘不染，应该说，我在家里地上吃饭也比那时在一些人家盘子里吃饭干净。所以我以妈妈的眼光、以我自小形成的卫生习惯来看眼前的事情，我为我的孩子担忧，怎么能让我的孩子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于是我买来很多消毒的药，在房间里到处喷涂。但无济于事，风一吹厕所的味都被吹了进来。我想把他们母子带到我工作的地方，但160公里，孩子这么小，不可能。只能住在这里，我不能选择，我无能为力，感到个人太渺小，个人的力量很有限。我是在美国很好的大学上学，我学到的知识应该使我有无穷的力量做许多事情，我的同学们都很好地发展了自己，可我所处的环境使我无能为力。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幕。”
说到这里，布罗迪停了下来，眼神很忧郁地望着窗外。窗外，车水马龙，霓虹灯闪烁。许久，他回过头来说：“现在，我们能够选择很好的地方进行谈话，贫穷的孩子不可能。所以人的渺小、无能是非常痛苦的。这种感觉就使我非常理解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就像我当年，自己所处的环境、所拥有的一切不能帮助自己摆脱困境，这是痛苦的事情。我只是这一件事，而贫困的孩子是一辈子；我可以走、回美国，但他们是长住久居。”
“这就是为什么我到中国和别的国家都要直接到贫困的乡村去，不想待在上面。我有个信念，就是一定要把儿基会的工作做到基层，做到最贫困的孩子和妇女身上。我不浮在上面，我一个县又一个县、一个乡村又一个乡村地走，我要把每一个项目、每一笔钱落到实处。”布罗迪说。
“中国现在是多种经济多种文化的现实，西方的东西、传统的东西搅在一起。就像这家美国快餐店，响着摇滚乐，我们却坐在这个角落里，谈着遥远的事情。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和文化现象。从我个人来讲，我不反对这样的音乐，中国需要，上海需要，北京需要，发达的城市需要，这是中国开放、发达的表现。我想说的是在我们享受这种文明时，不要忘记在遥远的地方还有穷人、困难的人、需要帮助的人，他们不可能和我们过一样的生活。我们虽然不能给予他们很多，但我们有责任尽我们的努力，使他们的境况逐步得到改善。”
说完最后一句话，布罗迪先生微微一笑，结束了他的谈话。这时我手表的指针已指到了22时35分。我们在罗杰斯餐馆门前借助辉煌的灯光合了影，然后握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