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凡好女孩好男孩都会被异性喜欢或暗恋。少女时代的我，也未逃离人类这种天性。尤其我这种在政治上长期被歧视、冷落的女孩，我渴望友谊、渴望同情兴许比任何人都强烈。尽管外表上看我是多么坚强，多么不屑他人的蔑视、欺辱，多么顽韧地挣扎着向上、向前，但我深深地知道，我心灵的伤口多么疼痛，只要轻轻一碰，就会鲜血淋淋……于是，在十分漫长的岁月里，一个呵护的眼神，一句悄悄的问候，都会使我泪流满面，都会让我感念永远。
我之所以忘不了童年的阿三，就是因为一次早读时他悄悄告诉我：“我没喊过你父亲的名字……”而班上其他男生却总是当着我的面喊我父亲的名字，或者在我家院门外，在上学的路上，他们总是合起伙扯起喉咙喊：“打倒右派分子梅××！”每当听到这种喊声，我都吓得发晕，或躲在院门后面，不敢去上学，或藏在学校外边的大树底下，直到听见上课的预备铃声，才惊慌胆怯、眼也不敢抬地跑进教室。所以，我这一生是多么珍视有着一双善良的单眼皮大眼睛的阿三对我的一句表白：“我没喊过你父亲的名字……”这个“小男人”同情了我最卑微的希祈。
八十年代中期，我写过一篇散文《童年旧事》，在《作家》杂志发表了，后来电影家劝我改编成电影，小说家称赞说：“作为散文《童年旧事》是永恒的；作为小说，《童年旧事》也是永恒的。”后来获奖，又被海内外十六种书刊和散文选本转载和收编，再后来人们就说《童年旧事》是我的成名作；于是就有文艺评论工作者发表文章说，我和阿三是“初恋”，是“性爱”。我看了，哭笑不得。
谁能理解一个清纯如水而又被欺辱得血泪斑斑的小女孩的心呢？有多少人能悟透人类梦一般追寻的这种纯洁无邪的相依呢？
2
我有过初恋——深刻地对医学院大学生L的爱。
我是下决心生生死死要做L的女人的。可在那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L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了。几十年都在自己的日子里走着。可我发现，和L初恋的那段时光始终悲剧似的纠缠着我。于是，至今我都认为：好女孩好男孩在初恋时的感情是世界上最神圣、最纯洁的感情，不管成功与否。
人的一生中，可能有数次的爱与被爱，但无论岁月怎样深远，你都无法忘却你的第一次真爱，你会永远眷念第一个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那是心灵永远的颤音。
但生活同时告诉我：初恋又是最脆弱、最易受伤受挫、最易夭折的。初恋95%是不能成功的。然而成功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心里会永远有一份珍藏。
与初恋相比，以后的再爱多半比较草率，比较匆忙，抑或是多半地带有理性。而理性是排斥情感的原始和真纯的。理性往往是含有某种功利、图谋或无奈的——当然，我并不否定，理性的选择常常能相伴终生，也能发展为相亲相爱。
3
一九九三年，我随河北电视台摄制组返故乡鄂西北为我的电视片《女人河》、《那一脉蓝色山梁》拍摄外景，工作结束后，我独自来到了武汉。我本是到武汉帮儿时的伙伴福哥儿找父亲的——我前半生里这已是第四次为乡下的福哥儿找父亲了，一个无援无助的弱小生命，一生都在渴盼着父亲的恩抚和救助，但却至死都没有见到父亲，没有得到救助，这是生活的残忍、命运的多舛还是人性的扭曲？我曾在散文《福哥儿》里声声地悲号……当我匆匆步履江城时，一个念头突然占据了我——到医学院找寻L。
我知道，L的专业是六年制，他该是一九六九年从这座城市的医学院毕业的。L是在他毕业的前一年夏天毅然写信断绝了我们的关系的。三年的热恋突然夭折了，L从此走出了我的视线，但L的身影却一直留在我的忆念中。
走进位于闹市中心的医学院，往事缭绕如烟。偌大的医学院依旧葱茏，依旧宁静、依旧傲岸。医学院已改名为赫赫有名的同济医科大学。仰望高高的梧桐树，仿佛L和我的笑声依然缠绕在五月的树林间。L细长的、眼尾稍稍上挑的单眼皮眼睛，L镜片下深情的目光，L清瘦颀长的身影，L细密洁白的牙齿，L上翘的嘴角一牵动，便有灿烂如春的笑容，L一笑，魅力非凡……
L领我在武汉的大街上走。
L领我逛中山公园。
L不敢碰我的手，我也只敢轻轻拉着L的蓝衣衫。
那是一九六五年夏天，我从X市一所省重点高中毕业，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高等学府。途经武汉，L接站送站。L曾和我同一所中学，高我两届，我考上大学时，L已是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L很羡慕我能到北京读五年大学。
L的爱很快来到了北京。
L用无比清爽、无比苍劲、无比庄严的笔体给我写信。不断地写，我不断地回信。
不久，L在信中热烈地称呼我“亲爱的洁”。
我流泪了！幸福的感恩的泪啊！
从第一封信到第三十六封信，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八年，我始终躺在L的爱河里边。北京、武汉，遥遥两千里，我们不能见面，但书信传递的爱与思念使我们沉浸在深刻的幸福之中。我曾无数次暗自发誓，今生今世一辈子做L的好女人。
然而，一九六八年夏天，L突然闪电般断绝了这一切。
躲在学校树林里大哭了一场之后，我把L写给我的全部的信——那一封封纯洁而热切的爱——寄还了他。我万分痛苦，我希望L受到良心的谴责。
我猜测L是因为雷霆万钧的“文化大革命”、我家庭出身不好而发生了胆怯。尽管L来信把责任推在了有病的母亲和他哥哥身上——他说他们不同意。
就这样，我和L结束了人生中第一次梦一般的依存。
问询三五师生后，我终于在偌大的医科大学找到了L曾经就读的系和L曾经住宿的古砖楼。二十六年的沧桑，古砖楼古朴依旧，肃静依旧，亲切依旧。仰望古砖楼，泪眼迷蒙。古砖楼曾经给予了我瞬间的接纳和问候。
一九六七年早春，我仓皇挤上了南下的火车，我到武汉找L。自我们在书信中表达并确定了爱的关系后，我们始终没有见过面。我很想念L。我们那时的大学生不像现在的大学生，每年的寒暑假都可以几千里迢迢回家和父母团聚。我们中的许多人因经济困难，在五年的大学时代从未回过家。而我已是从十五岁离开父母直到一九六七年，已经七年没有看见父母了。不是全国开始的“革命大串联”，我是没有勇气挤上南下的火车去看L的。
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所有的过道里、座位底下、行李架上都挤躺着“革命大串联”的人。列车每到一站，站台上都站满了戴红卫兵袖章、穿黄军装、背着绣“忠”字的黄书包、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举着各种造反组织旗帜的红卫兵，黄压压、红堂堂一片。火车一停，人们便疯狂地从车窗往里爬……
全国都已停课、停产闹革命。
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
口号声、语录歌山呼海啸。
大辩论、大批判、大抄家排山倒海。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党内的走资派”——运动如狂风暴雨。
人们风起云涌，参加了各类群众组织，戴上了各派组织的红袖章——“东方红”、“红旗”、“井冈山”……
我没有红袖章，我是“黑五类”子弟，是“可教子女”。我感到我是一只冻僵的小鸟儿，瑟缩着，啜泣着，恐惧着，挣扎着。我觉得我的命运掉进了一座枯井，唯有心存对L的爱，才使我感受着人世间的一丝暖意。
我花三元四角钱买了一张从北京到保定的车票，然后钻到座位底下一天一夜不吃不喝，混到了二千里外的武汉。红卫兵们可以一律不买车票上车，而我不敢。
我找到了L很高兴，L看到我也很高兴。
L戴着红袖章。L的同学们好像都戴着红袖章。我仿佛从L的眼神里看到了什么——我为自己没有红袖章而难过、而尴尬，而觉着对不住L，觉得丢L的面子。那时，红袖章代表着一种身份，标识着政治出身。
L和他的同学们很亢奋地问我：“北京的形势怎样？”这问题竟像重锤一般敲疼着我的心，我懵懂了半晌，什么也没说。我出身不好，什么组织也没参加，我没有权利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真的也说不清“北京的形势怎样”。
L很忙，很活跃，楼上楼下地跑。
L安排我在楼下的一间房子里，为他拆洗着被子。
L的被面已破烂不堪。L没有父亲，L的母亲有精神分裂症，外婆带L长大，L是个可怜的青年，我一边为L拆洗被子一边想。后来，L找来一面群众组织的旗帜做被面——我想，这个群众组织可能已被L们的组织“砸烂”。
我独自一人在楼下的房子里为L缝着被子，我非常希望L能走进来，单独和我在一起。
L始终没有来，即使来了又很快走掉。
我抚摸着L的被子，好像抚摸着L的身体，抚摸着自己的男人。我仿佛闻到了L温暖的气息。
我感到很幸福，尽管外面的世界很惊恐、很乱、很火药、很心碎。
为L缝好被子的第二天，我即悄悄从武汉回到千里之外的秦巴山东麓的乡下，看望在那里“劳动改造”的父亲母亲，还有幼小的弟弟、妹妹。我们已七年没有见面了。
一家人抱着哭成一团。当我告诉父母“我有了L”时，父母泪眼迷蒙地说：“大学毕业后，好好和人家过……”
4
至今我都很感念古砖楼里的女教师，她们都很年轻。我仅是出示了我的“中国作协会员证”和“身份证”，请求查寻六九年毕业的L，她们几个人便十分信任地帮助了我，她们从一九六九年的学生分配档案册里帮我查找到了L当年被分配在x市一个县卫生防疫站，但要命的是县名不知为什么被涂抹掉了。片刻的茫然和遗憾之后，我依然像从大海捞到了针似的异常兴奋。X市是L的故乡。我和L都曾是从X市一所省重点高中毕业的，我的家兄就在X市一家报社做副总编辑，哥嫂一家人都在X市工作、生活。
在X市肯定能找到L，我充满信心。
找L干什么？是报复？是探寻？是怀旧？是想证实什么？还是因为曾经深深地爱过？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人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动物，某些时刻，生命发出的信号常常混乱不堪，但却十分执著。
回到X市，我先暗暗在几家大医院寻找L，但都没成功。我想到那份“六九届学生分配档案”中的某县卫生防疫站。县级防疫站属X市防疫站主管，兴许从X市卫生防疫站能找到线索。我这样想想后，就拨通了X市邮局114查号台，很快查到了X市卫生防疫站的电话号码。拨通电话，刚说清意思，对方就明快地回答，L就在X市防疫站食品卫生检验科工作。知道L就在X市，就在咫尺之远，我应该感到惊喜，但我却一阵暗自惊慌。
我是背着哥哥寻找L的，我想哥哥知道后会觉得他的妹妹很无聊。因为哥哥不会忘记一九六八年他的妹妹所经受的痛苦。
一九六八年仲夏，北京的天气已经很热了，每每吃午饭时，衣服就要湿透。有一天，L和他的同学C突然来到了我们学校。C是一位长得老气的女生，一眼就可以看出她比L大。L对我说，C是他们班的团支部书记，C是到郑州找她的男朋友的，他们就一路出来了，并说C比他大三岁。
L的到来使我非常兴奋，我完全相信亲爱的L，我把C当成大姐姐。
我爱得明净如水，爱得全神贯注。我根本不懂爱之妒嫉和防范，根本不谙相爱之外还会有什么不光明。我愉快地安排着L和C的食宿：L住在男同学宿舍，我把自己的凉席拿给了他；C和我在女生宿舍架子床上铺同床共盖；我一月仅有十三元伙食费，可我宁愿后半月不吃不喝也要给他们买最好的饭菜。我感到非常幸福，什么都愿意给予他们。唯一担心的是怕他们在我这里的时候，我遭到突然的袭击。那个年代，无端的伤害总是突发性的：兴许睡梦中一阵高音喇叭的狂吼，随着“砸烂狗头”、“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高呼，你就会被人从被窝里揪出来，一阵拳打脚踢，然后就不知押往何处；兴许一个早晨，把你名字打×的大字报就糊满半墙；兴许你正走着，一伙人围上来把你按住，高帽子、纸牌子就戴在了你的头上、脖子上。人性丧失殆尽，尊严丧失殆尽，善良、同情、真诚与美丧失殆尽。心被蹂躏得流血，自尊被凌辱得无地自容。我真怕此类事情突然发生，使L难堪，使我无法在L面前做人。幸好他们住了两天便走了，说去北京邮电学院招待所，让我去找他们。
第二天，在他们的住处，我找到了L，但C不在。只有我和L时，我显得非常不自然，我很拘谨很呆板地坐在L对面的一张床边，偶尔前后摇摆着两条腿，说些与爱与思念毫不沾边的淡话。我们那个年代的初恋，竟是这般单纯，这般呆傻，这般依恋着却又这般不能表达。
L问我参加了什么组织？保皇派还是造反派？我说，什么组织也没参加，我是逍遥派。那个年代，没有参加群众组织的人都被说成是“逍遥派”。L问我是站在“天派”一边还是站在“地派”一边——那时，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已基本分清了阵线，即以清华大学红卫兵为首的“天派”，以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为首的“地派”。印象里“地派”比“天派”更左更凶。我回答L说，哪边也没站，但感情上对“天派”好一些。
又说了一些什么。
停了一会儿，L望着我说：“你一点儿也不主动！”
刹那间明白L在提示我什么时，我像被电击了一般，我感到一阵心跳羞怯。以后的许多年我都在想，我当年为什么把“主动”“不主动”这样含蓄的词当作“下流”事呢？记得八十年代初期，我看电影《庐山恋》时，女主角有一句嗔怪男主角的台词：“你一点也不主动……”热恋的男人和女人在片刻的犹豫之后，便是热烈地拥抱和接吻。影片的情节使我轰然想到了十几年前L的那句话，我在心里翻腾了很久。原来，“主动”“不主动”都是爱的一种行为表示。可我当年竟浑然不知这最平俗的汉语词组所包含的伟大的幸福，却在下意识中敏感着其后的邪念和不正派。
但L不管这些，他从对面的床上探过身来，一把扯住我的手。把我扯在了他的怀里，他开始热烈地吻着我的额头和脸，而我却被惧怕和惊慌猝然击倒。后来，L把我拥在床上。但自始至终，L规规矩矩，除了吻我，什么也没有做。
晚上，L领我来到学院外的马路边，林阴树下，L让我坐在他的怀里。我已不再感到惧怕，我开始领悟着爱至高无上的浸润。突然，我感到一阵温热，有什么东西湿了我的裤子我触到L裤子上的一片湿。
我一阵惊悸，L怎么了？我不敢问也不敢说。
真正知道L怎么了是在三年之后，即我大学毕业和我的丈夫结婚之后。知道的那一刻，我暗自落泪了。为了可怜的L，为了我们圣洁的初恋。我们相爱三年，仅有的两次见面，我们绝无越雷池一步……
不能说我们压抑“性”，我们有我们做人的准则和人生的信念。
我们把性爱看得至高无上。
我们爱得纯洁、含蓄、珍重。
我们的爱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文化。
我为我们爱得珍重、含蓄而怀念我们的初恋。
我为L没有破我的贞操使我日后骄傲、幸福地为人妻而怀念L。
我始终没搞清，我和L在一起的时候，C在哪儿？L和C什么时候离开北京的，我不知道。只记得北京那个夏夜之后不久，L从武汉寄来了“断绝关系”的信。L说，他母亲嫌我出身不好不同意我们相爱；L还说，他哥哥嫌我长得不漂亮不同意我们相爱。
L给我留下了一个极大的谜，我们已经相爱了三年啊！猝然来到的苦痛使我疯了一般再次挤上了南下的火车，一天一夜不吃不喝来到武汉L的大学。
L的大学正在武斗……
高音喇叭里，“打倒陈再道！”“砸烂××司！”的狂吼惊心动魄……
我找到了L的同学，L的同学说他可能回X市了。我又疯疯癫癫回到了X市，向哥哥哭诉了伤痛和不幸。哥哥陪我在X市好不容易找到了L的家，但L的家人说他根本没回来。
我深信L是形势所迫、嫌我出身不好而甩了我，但我仍执拗地想找到L问个清楚。一个乱糟糟的茫茫世界我找不到L，我感到万分痛苦。
迢迢几千里我满怀伤痛又回到了北京。更大的苦痛在吞噬着我——
“资产阶级右派的孝子贤孙梅洁”的大字报贴在了数千人吃饭的餐厅……
“修正主义的苗子”的漫画糊在了我的被褥和床头上，我的样子被画得很丑，培养我入团的班主任的样子也被画得很丑。我知道这是我们班几个女生干的，但我却无力反抗，我欲哭不能欲喊无救……
宿舍外，三个造反派男生正对另一个男生下毒手，他们专踢那个男生的下部，那个男生捂着肚子疼得满地打滚……
离我的宿舍不远，郭沫若的儿子从四层楼上跳楼自杀，他被反捆着双手，脑浆迸流。
我只感到我如坠深渊，如沉海窟。我的心一片血肉模糊，我被这个世界正一点点吞没。巨大的政治、命运之苦冲刷着我失去L的痛苦……
5
知道L在X市防疫站工作之后，我迫不及待搭公车过江。我怀着剧烈的心跳，几乎是蹑手蹑脚在L的单位找到了食品检验科。屋里没人。屋子中央墙上整整齐齐贴着一大片彩色照片。照片上的人一律地着装：蓝上装、肩章、大盖帽、国徽什么的，和工商、税务、法院的差不多。照片下面写着每个人的姓名和代号，大约那是为着执法监督所用吧。
我循着照片依次寻找L。我紧张得有些窒息。我深感此刻的我像个小偷，我生怕这间屋子突然走进人来，尤其是L。
L的姓名出现了。
天哪！姓名上边的照片根本不是L呀！我仔细地盯视着那张陌生的男人的脸，企图盯视出与L有关的哪怕一星点蛛丝马迹。然而根本不可能。那张陌生的、微胖的、黝黑的男人的脸被大盖帽捂去了面部的三分之一，而两只黑咕隆咚的镜片又几乎遮住了这个男人的全部。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这两扇窗户关闭着，一片黑暗。露在外面的嘴也不是L的嘴——L上翘的嘴角一牵动，便有魅力非凡的笑。消瘦的白净的L在哪儿？有着细长的俊气的单眼皮眼睛的L在哪儿？
我感到一阵塌陷……
我怀疑眼前陌生的男人是和L同姓名而不是L。
我悄悄从屋内退了出来。
我走在X市的街上，恍惚、迷乱、失望。
前面就是我和L的中学。
我在这所中学辉煌了三年：三年的学习成绩我一直保持在全年级五个班的前三名；作文比赛总在全校获“状元奖”；我担任队长的校女篮队屡胜全市所有的校队；我为主力的校田径队稳拿X市每年春秋季运动会短、中长跑和女子四百米接力赛冠军；全市乒乓球淘汰赛我打败三十六名对手夺取第一名而获国家等级运动员三级证书；我被选拔进X市田径队赴武汉参加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我连任三年校学生会文体部长……
可我却是唯一一个背着“政审不合格”档案的女学生。
这点，唯有我的班主任和搞政审的老师知道。
唯有在秦巴山里承受苦难的父亲能够理解他女儿的不幸。
那时，我不认识L，L比我高两届。
兴许，L是从我的许多“辉煌”里认识了我。
一九六五年初春，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刚刚开始，我突然收到从武汉医学院寄来的《东方红》歌曲集，厚厚的一本。我担任学生会文体部长，需要经常组织一些全校性的歌咏比赛和文体活动。我们没有音乐课，许多歌曲都是我先学会再教各年级各班文娱委员，文娱委员学会后再回各班教唱。看来，寄我歌本的人很了解我的需要。拥有了一本歌曲集，就拥有了一份感激。
后来，L又有信来。L的字刚劲、清丽、别致，一看，很令人羡慕、愉快。高兴之余我又平添了许多疑惑：L究竟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他？他为什么要给我寄书写信？
我向邻座的俄语课代表Z打听L。Z是X市人，小时候脚受过伤，有一点跛脚。Z的介绍使我仿佛想起了L——一个十分清瘦的、戴着紫边近视眼镜的、总是靠在教室走廊的砖柱上、不言不语的高三年级的小哥哥，莫非他就是L？
后来，L又寄来一些高考复习资料，数学、化学什么的。那年我十九岁，十九岁的我对爱非常愚钝，对于L，除了心存感激外，其余一片渺茫、模糊、遥远。
那年夏天，我考上了大学。L来信说，到北京路过武汉时他去接站。那时，X市到北京没有直达车，要到武汉中转……
前面就是我和L的中学。
可那张照片怎么可能是L呢？那张微胖的、笨拙的、陌生的男人的脸，那脸上什么也看不清楚的一片黑暗。我感到一切都在破碎……
6
我不甘心寻找L就此中断。下午，我再次拨通X市卫生防疫站电话，我要求L接电话。
“你是哪个？”L用地道的X市土语问我。我记忆里L说的是标准的武汉话。
“我是……”我感到我是非常困难、非常挣扎地报出了姓名的。然后停顿，然后无语。
“你是梅……你在哪儿？你现在在哪儿？”电话里传来急切、苍重的追问。
仅从这份“急切”里，我断定我是找到L了！那张让我产生塌陷感的照片就是L的了！
“我在哥哥家……”在我向L说出地址时的刹那间，我突然感到我是多么勉强，多么不情愿，多么后悔！我真有些不想见L了——那张陌生的、令人不愉快的男人的脸。然而，大约半个小时后，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就站在了我的面前。是哥哥将这个男人领进来的，哥哥说：“L找你。”然后就走了。L肯定是先到报社找了哥哥的。看得出，哥哥不欢迎这位“不速之客”。
我迅即打量眼前的男人，男人很高，很“块”，男人穿一套青色劳动布夹克装，显得很臃肿。男人微胖微黑，皮肤粗糙，男人的头发扁平地扣在头顶和额头上……这怎么可能是L呢？L白净、细腻、清瘦的面颊，L魅力非凡的笑容，L好看的上翘的嘴角，L细长深情的单皮眼睛……怎么一切都荡然无存了呢？我知道岁月会磨砺青春的一切，但总该留下一点点属于L的东西啊！留下一点点属于我记忆里的珍藏啊！
如同那张照片一样，L的眼睛深埋在两片黑糊糊的镜片后面，当我努力穿透这片黑暗细看时，我惊呆了——镜片后面的两只眼睛仿佛是两只黑洞，很大很圆的黑洞！L纯情的单眼皮眼睛哪儿去了？这分明是一双很模糊、很别扭的双眼皮眼睛啊！难道这个医学院的学生在什么时候做了双眼皮手术？
一种更加巨大的塌陷感向我袭来……
L低着头坐在小板凳上，一堆。
我礼节性地倒了杯茶给他。
“我对不起你……那时我是武汉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头头……后来我被通缉，到处逃命……我怕连累你，就写信与你断了……请你原谅……”真没想到，L一开口，就把话题拉到了二十五年前，但他分明把断绝关系的原因改变了。
“谈不到什么原谅不原谅的，都这么多年了……唯一不能原谅的是那场运动。”我望着门外（门是开着的），非常平静地说。我已经不想知道L当年和我断绝关系的真正原因，没有任何意义了。一种感觉非常可怕，那就是我始终觉得我面对的根本不是我曾用生命爱过的男人，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路人。我找不到任何恋人久别相逢的惊喜和颤栗。
“你长得比年轻时还好……”L抬起头望着我说。
听到L的话，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是愤怒？蔑视？骄傲？报复？还是满足？L呀，你当年不是借你哥哥的口嫌我长得不好吗？你知道一个女孩子遭到恋人的贬损是什么滋味吗？你怎么可以料到，日后的几十年，艺术、创作是如何润泽了一个女人的生命？然而，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依然望着门外。我不敢正视L黑糊糊的镜片，不敢看镜片后面那双我根本不认识的双眼皮“大眼”！
“你生活得好吗？”L问。
“很好！”我平淡地回答，但分明带有斩钉截铁的味道。实际上，我已没有任何叙旧的心情。我知道我找到L就是了，其他我根本不想谈。几十年的珍藏就在那一刻丢失殆尽！几十年的忆念就在那一瞬间烟消云散。当初，我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寻找L呢？是什么掏空了这一切？
“晚上，我请你吃饭。X市有我很多哥们儿……”L打破了平静和尴尬，显得有些活跃。L说这话时，右手大拇指一翘，其余四指一握，然后将手向脑后晃动着，意指他有“很多的哥们儿”。看到这种大街上常见的“小混混”“小痞子”们的江湖动作，我感到一阵惊悸和眩晕，那个清癯潇洒、文质彬彬的医学院六年制大学生哪儿去了？
我心中的L真的死了……
L执拗地要请我吃饭，他已“噔噔”地跑下楼到什么地方准备去了。我实在没有心思再去应酬。
“姑，去吧。毕竟你们曾经有过……我陪你去。”侄儿的话让我好一阵感动。侄儿已成人了，正在热恋。
晚上，侄儿陪我赴了L和他的“哥们儿”在一家招待所为我准备的晚宴。晚宴十分丰盛，十六个汤、菜。席间，L几次都企图向他的“哥们儿”炫耀一下我和他的“当年”，但都被我适时地岔开。宴毕，L又从这家招待所给我弄了半口袋木耳、香菌，说：“X市的土特产，带回去吧。”
望着依然陌生的L，我心里非常难过。我想，无论怎样，我心中的L是永远消失了。
7
很久了，我一直在想：人若有一段初恋，那就好好珍藏，在心底留一份眷念，留一段时光。不要寻找，不要“圆梦”。所谓“圆梦”，只是一个陷阱，一阵惊心动魄的坠落之后，它会把一段时光、一截生命吞噬殆尽；它同时也是个高明的扒手，当你靠近它时，它可以迅即将你那份久远而美丽的珍藏，掏得一干二净。
前不久，在一本书中看到：四十年代初，萧乾先生问英国汉学家亚瑟·魏礼：“你为什么不去中国访问？”魏礼回答：“我希望在脑海里永远保持唐诗里留给我的古代中国的形象。”八十年代后期，年逾古稀的萧乾携夫人回到潮州，那是他生命中的“梦之谷”。当他得知当年初恋的恋人“盈姑娘”依然活着时，他非常激动。但他最终决定不去见“盈”，而是托夫人代为看望。不去见“盈”的原因是“希望让她心目中的我还是个小伙子”。
掩卷，我良久沉思，我在想亚瑟·魏礼，想萧乾先生，想我自己……如果寻找意味着失去，珍藏蕴藉着永恒，那么，人类情感的安谧究竟该选择何样的栖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