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5日，夜很深了，打开电脑收到一份文友的邮件。文友告诉我，韦野先生走了。
得知韦野先生患绝症是十年前的事，他顽强地走过了十年。十年前的冬季我得知他患病即写了篇哀伤、感恩的文字，现在读这篇文字，依然如十年前那个冬夜一样深长而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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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先生告诉我说，韦野病了。说韦野先生得了一种稀罕的、男性发病率仅为千分之一的病——乳腺癌。乍一听此，我在心底绝望着——命运真是太难纠缠了。S先生告诉我这个不幸时，我们正在冀中一个偏僻的县城文安开一个散文的研讨会，韦野先生本该来的，但他没来。他打来了贺电。会散，我即沿着县城外荒僻的乡间公路打探开往省城的火车——我决定立即赶往石家庄看望韦野。在离县城15公里外的一个小站上，我等待着刚刚开通的一趟火车，火车到达这里时已经非常疲惫了，它在小站喘息了1钟后，便又喘着粗气、匍匐着向南而去了。
我上了车，找了一个靠窗户的座位坐了下来。望着车窗外已收割完庄稼的土地，我觉着土地也十分疲惫了，散落的庄稼的枯干败叶在土地的边缘处显得十分的凄凉。我知道，此刻，在塞外已是落雪的日子……
那年，好心的塞外人要为我的散文创作召开一个讨论会。省城的许多先生、朋友们赶来了，他们说，他们看出我那时已是一棵长势尚好的庄稼苗，他们相信我日后能拔节，能结出籽粒。那年我都40岁了。我说“40岁是我生命的开始”。
韦野来了。
我们在塞外如同乡镇小站一样简陋的火车站上接他。车站上灯光昏黄而寂寥，雪花在天空稀疏地飘落，下车的人很少。人们说那是韦野。我相信对面走来的男人至少有一米八〇高。我看不清他的脸，他非常严实的围着一只白色大口罩，一直围到耳根。他很清瘦，裹着一件黑色尼大衣，雪落在他宽大厚重的镜片上。在他俯视我的瞬间，我发现他的眼窝很深，眼睛很大，眉骨很高，头发很直很硬，很长地背在脑后，是那种很洒脱的背式发型。他站在昏黄的站灯下和我们说话，声音从白色的口罩里“嗡嗡”地发出，苍重而有些嘶哑。
后来，我们知道，他感冒了很多天，他一直在发烧、咳嗽，他本不能来参加会的。那时，省城到塞外，火车没有卧铺，一律的木板座，且不能直达，要在北京永定门车站等候三个小时中转。千里之路，晨起夜落，要在路上摇摇滚滚十二个小时。然而，他来了，他和省城的几位老师朋友们来了。来了就是鼓舞，就是冬天里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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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再往前推两年，我的150行的长诗《他当了矿长》经省作协主席尧山壁推荐给了韦野先生，韦野先生那时在河北日报主持文艺副刊，副刊的《布谷》版大块大块地发表着各类文学作品，我的长诗就在1983年1月发在了《布谷》版头条，很显耀很光彩的位置。那时，我真还是一个一点也不起眼、一点也没光彩的“丑小鸭”呀；那时，我是一个披头散发上班、买菜、买粮、在老镇的窑洞里哄儿子吃饭、睡觉、然后才学着写诗歌的女人呀。后来，我9000字的报告文学占据了《布谷》整整一个版面；后来，我那么多诗歌、散文发在了《布谷》版上；后来，韦野先生亲自撰写的评介我散文的5000字的评论也发在了《布谷》版上……我至今不疑，我的文学是在韦野先生主持的省报文学副刊开始了新的梯级的出发。我也至今认为，那块杜鹃啼血、《布谷》声声的田野是我文学的处女地。我在这块土地上庄稼一般成长，韦野先生就是这块土地上戴着斗笠、拄着锄把浇水锄草施肥的农夫，我相信是他最早谛听到了我成长拔节的声音的。
那时，每发表我一篇文章，韦野先生大都给我写一封信，指出我的长处与不足。1986年我写汉水女儿命运的散文《女人河，美丽的忧伤》在《布谷》版发表了，但韦野先生并不因此而放弃对这篇作品的指点，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女人河》不错，但情溢于事，有点淹没心的亮度了，心再闪烁些为好。”
1986年秋天，我想写丁玲。我到涿鹿温泉屯采访，韦野先生听说后来信：“听说你要写丁玲，要写好，要突出人性，不要图解政治，深刻些。让人思考一个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在想什么，表象的和内心的。”一个月后，他又来信叮嘱：“丁玲的稿，写好后交我，要写出特点来，可以是对一个杰出的女作家的追思、怀念，也可以是反映一个时代的一个女人的脚印……”
后来，丁玲的稿没能写出，我自责了很久，我觉着辜负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太多的关心。
后来人们告诉我说，韦野先生18岁当编辑，一当就是35年，35年为人做嫁衣，35年含辛茹苦。35年有许多活跃在中国文坛的作家在《布谷》版发表了处女作，有许多省内外知名的中青年作家得到过韦野先生的帮助。韦野说，35年间因文章和他交往过的人不下千人。于是我想，这千人排起来是什么景观呢？是山峦上“呼呼”作响的森林？是田野里“突突”拔节的庄稼？
是森林对于山峦的依存，是土地对于庄稼的给予。望着车窗外广袤无垠的冀中平原，我想像着播种、收获，再播种、再收获的属于土地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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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市合作路韦野先生的家。
先生很长很瘦地躺在卧室的床上，犹如一棵伐倒的树。
他不断地在打呃逆。韦嫂告诉我说，他手术还算成功，打呃逆可能是化疗引起的反应。又说，医院条件很差，房间很乱。他患了感冒，昨天他们从医院回家了。
没有任何装修的简陋的家，很旧的床单，很旧的被子，韦野先生躺在那里。
我大约有两年没见韦野先生了，他的眼窝更深了，他的眼神没有一点力气了，他原本很高的鼻梁和颧骨更加棱峻了，他的头发白了那么多。
很旧的床单，很旧的被子，韦野先生躺在那里，犹如一颗倒下的树……
这棵树站着的时候是伟岸的，苍郁的，是有浓荫遮盖的。韦野先生一生酷爱散文创作。他当报社编辑35年，日子晨昏颠倒。即使这样，他病倒之前，已出版了五部散文集、三部诗集，还有杂文集、评论集、戏剧什么的。百万多字的作品兴许能说明一些什么，但我更看重的是他溶进创作里的那种生命状态。记得八十年代中期，颇有才气的青年诗人兰小宁曾在上海《文学报》撰文戏说《韦野的“散文癖”》。他说，“癖也，病入膏肓也”；他又说，“他（指韦野）谈起他的散文，如同年轻的母亲谈起自己溺爱的独生子。”
那些年，韦野先生和几位文学前贤率领着河北一群懵懵懂懂的散文男女，呼着喊着在散文路上摇摇滚滚。那些年，他五十五六岁吧？但散文人聚在一起，他便传染给你无法遮拦的青春气息。这种传染有弥漫性。一见面，他就像小伙子，异常亢奋地告诉你，他刚刚发表了什么作品；他就声高八度地向你讲述或背诵他的作品；他就迫不及待地将窝在他心中的三个五个散文题目，一股脑儿端出来，然后强迫性地给你划出一个两个或三个题目，鼓吹着让你去完成。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也不管你是否感兴趣。但你无法不被他感染。
他告诉你他的散文《酒花的喜剧》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时，原本很大很阔的嘴巴笑得更大更阔；他告诉你他的《灵脂米》被收进中学语文教材时，他一边用手指拢着他的背式长发一边高兴得就地打转。于是，我相信兰小宁的话：如果爱散文是“病”的话，那么，韦野先生已是“病入膏肓”。
1985年10月，河北省散文学会成立。他一举被推选为会长。做了会长的他绝对是在其位谋其政。他一边继续晨昏颠倒地编报纸，一边风风火火地创办《散文家》（后演变为《散文百家》）；他四处化缘，弄到钱，就带着河北散文队伍西进太行，南下卧牛城，北上康巴草原……浩浩荡荡，轰轰烈烈；采风，笔会，研讨，评奖，请南方北方的报刊编辑来作指导，辛辛苦苦，呕心沥血。他高兴起来，就仰首大笑；抑郁起来，便低头沉默。偶有文友相遇，他便将希望与失望，得意与受挫，抑或是愤懑、伤感、失落，抑或是对文坛的是是非非，对对错错，或抨击或诅咒或评说，一顿痛快淋漓地宣泄之后，他依然率直，依然抑郁，依然烦乱，依然苦闷。唯有散文能拯救他。当一篇接一篇的散文题目挤满他的脑子时，他就忘掉世上所有的不快。
有一次我去拜访韦野，看到他窄小的客厅的墙壁上有一幅阔大的装裱好的字画。“甘为人梯”。我略知这位送字画的青年女作者。我想对于无数接受过韦野先生文学牵携的人，这四个字应该是一种涵盖；对于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的韦野，这四个字应该是一种人生慰藉；而对于河北散文创作本身，这四个字无疑是一种象征——我们许多人不都是沿着这把“梯子”一步一步攀援了上去么？
“你来看我，我很高兴……但愿手术后不再出问题……我想我还能多活几年。我今年66岁，我还能写。病好后，我还想写随笔与杂文，因为我现在还主编着《杂文界》月刊……”韦野先生躺在床上，说着上面的话便哽咽了起来。泪水窜过厚重的镜片，顺着他的脸颊滚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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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篇文章落笔的日子，塞外突然普降大雪。雪下得很大，数小时之后，塞外的城市山川便一片苍茫洁白。每年，塞外落雪的日子，我就突兀地产生着庄严，也产生伤感。我想，这雪是我心灵的一种感应了。
望着窗外满世界的苍茫，我有一种冲动。我翻找出在过去的年代里，韦野先生写给我的十几封信件，在雪天的静寂里，我阅读着这些信件。我的目光落到5年前韦野先生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我只相信你是一位从苦难中挣扎成长的具有朴实美德的人，你比任何人似乎都尊重感情，尊重友谊，更尊重人格。怎能忘记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动力——相互帮助呢……可是，我给予你的太少、太轻了。我有时力不从心，有时环境不利。在今后的道路上，我仍将尽心尽力，帮助你办点力所能及的事，尽一位老同志的赤诚之心。”
写这封信时，韦野先生好像已从他的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
这是一个一生苦闷多于快乐、失意多于得意的先生给予我的最后安抚。我曾在这种安抚的声音里，一天天想像着对自己做最好的完成。此刻，这声音在屋外的雪天里苍重地弥漫开来，遥远而逼近。雪天里的声音赋予我一种叙事的伤感，如同里尔克在《杜伊诺悲歌》中所叙述的对夜色的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