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以前，带有原始共同体色彩的部族兵制占兵制的主导地位，这在军政、军民合一的户口编制中反映得比较清楚。那时候当兵既是一种义务，更是一种权利。从现有资料看，商代的军队大致分为常备军和临时性征兵两种。常备军以商族人员为主，在早期基本上是兵牧、兵农合一的全民皆兵式的武装。临时性征兵，其对象范围可能不限于商族，在特殊情况下，奴隶也可成为“登人”的对象。西周的“国人”，原则上都是军人，《周礼》中的国人比、闾、族、党、州、乡的各级户口编制，与伍、两、卒、旅、师、军的军事建制完全相应，表明这时仍然实行寓兵于民、军政合一的部族兵制。当然，类似周宣王“料民”那样的临时性征兵，也可能不限于周族人口范围，但当兵（尤其是常备军）基本上是本族人口的特权。后代少数族立国之初，也都实行过部族兵制，如金代的猛安谋克制、清代早期的八旗兵制等。
秦国变法的主旨是富国强兵。富国靠耕，强兵要战。鼓励耕战成为当时变法的主要导向。与之相应的“户籍相伍”，首次打破从前的种族区别，使全体人口一律编入什伍组织之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皆兵”。商鞅规定，不论出身如何，只要立有军功，都可授爵，奖励田宅、服饰、奴仆等。虽然贵为宗室，如果没有军功，就不能再入宗室户籍。加上连坐法、告奸法，使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很强，号称“虎狼之师”，而军人的社会地位也相应较高。好男当兵，是当时的社会风尚。汉承秦制，实行类似秦朝的征兵制。汉初曾规定，凡是成年男子，从23岁起服兵役两年，其中一年在本郡当兵，学习骑射，称“正卒”，一年守卫京师或屯田戍边，称“卫士”或“戍卒”。
征兵制下，原则上凡成丁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且费用要自理。这在农户都有田产的情况下是可行的，一旦土地兼并加剧、农户破产后，普遍的征兵制就难以为继了，故两汉中晚期的征兵制已出现危机。到北魏创行均田制后，与均田制相应的府兵制应运而生。这一制度始创于西魏、北周，隋唐时逐渐完善。如唐代规定，男子20～60岁受田，同时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在普遍实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在全国各地设立600多个军府管理府兵。应役年龄段的府兵，平时散居务农，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并轮番宿卫京师或戍守边防，战时奉命出征。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不相统属。府兵服役期间的资粮自备，包括兵器、服装秦兵马俑、口粮等。府兵的挑选，是在各地上报的户籍中由县令直接负责拣点。其标准有家中田产、财力、丁口等三项，但以财产为主。原则上只拣点六品以上官员子弟和富裕农户子弟。唐代三年一定户籍，府兵也是三年拣点一次，补充缺额。由于拣点的三项标准都要依据户籍，而户籍的管理属于地方政府，故拣点府兵属于地方政府职责，只有在被拣点的府兵名单确定后才隶属于军府。这一时期，府兵的社会地位较高，家中可免赋役，征战有功者可以受勋，死亡者家属可受抚恤。传世很广的《木兰诗》，讲的就是北朝时期实行府兵制，60岁以下的男丁随时都要应征服兵役，花木兰见父年迈，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多立军功，直到返乡，仍无人知是女儿身。该诗虽然用了文学作品的夸张笔法，但历史背景和主要情节是真实可信的。
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唐中期以后，均田制名存实亡，府兵制也发生变化。由于均田农户大量破产，府兵逃亡、缺额严重。据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连到京城宿卫皇上的兵士也凑不够数。这时宰相张说建议，在全国招募兵士，一部分为“长从宿卫”，主要在京师守卫；一部分为“边防健儿”，主要到边境服役。招募之人，大都是社会上的无业者和流浪汉，“好男”不多。到“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宋代，也实行募兵制，其中朝廷直接管辖的禁军从全国各地招募；守卫各州的厢兵在本州范围内招募；守卫边境地区的蕃兵从当地少数秦战袍武士俑群族中招募；保卫乡村的乡兵由各地按户籍抽调壮丁组成。与府兵制相比，募兵的主要特点是兵、农分离，当兵由从前的兼业变为专门的职业。另外，既是雇佣，募兵的装备应由国家承担，但每当国家财力紧张时，装备只能一切从简，而各级军事机关及其长官，又常常克扣军饷。因此，募兵制下招募的兵士，质量越来越差，战斗力也越来越低。有时实在没法，就干脆强迫罪犯当兵，真的是“好男不当兵”了。
征兵和府兵都属于义务兵制，募兵则属于雇佣兵制，虽然二者之间的社会地位已有差异，但从户籍制度史的角度看，义务兵也好，雇佣兵也好，都还没有脱离本色户籍，只是有时在原来的户别中加以特别的注记而已。与此不同的是，在世袭兵制下形成的“军户”，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户口类别，其社会地位也是每况愈下。
早在汉末三国时，由于长期战乱，兵源短缺，为了保证兵源，曹魏及吴、蜀等国先后建立了“士家制度”，即为士兵及其家属设立专门的户籍，规定士兵本人不能脱离士籍，士的子女称“士息”、“士女”，士息必须世代为士，士女必须婚配士家，永为士妇。孙吴还有将领世袭领兵制，被领之兵，与普通民户分开登记，集中居住，不受州县管辖。为了解决士兵及其家属的生计问题，又实行军事屯田，且耕且战，以耕养战，“士户”和“军屯户”就成为独立的户口类别。除世代为兵、自相嫁娶外，士户还要为领兵将领从事各种繁杂的苦役，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成为实际上的奴仆，于是，逃亡、反抗事件一再发生。为了收买人心，一些将领就用“焚兵籍”的办法来拢络士兵，这与先秦时期族兵制下“野人”不得入伍形成鲜明的对比。
元代的户口，有军、民、匠、站四大类，军列首位，这显然与蒙古族早期仍实行族兵制有关。元初规定，15岁以上、70岁以下的蒙古族男子均服兵役。入主中原后，因兵源不足，又规定汉人20户出1兵丁，凡当过兵的壮丁及富裕有力之家，都列为军户。军户有专门的户籍，一经签发，必须让家中成丁男子到军队服役，父死子替，兄亡弟代，世代相袭。官府只发口粮、食盐和衣裳，马匹、兵器和其他费用要自备。军户又分为“正军户”和“贴军户”，家中有人当兵的为正军户，无人当兵但要出钱津贴者为贴军户。按规定，军户可免一定的杂役和四顷地以内的税粮，但由于军人征戍在远方，装备和日常费用很大，常因负担过重而出卖家产。各级军官又以种种名目对军人及其家属敲诈勒索，迫使军户破产逃亡，朝廷虽三令五申，不能禁止。到元朝后期，不得不下令罢免专管军户的“特鲁奥”，军户制实际上崩溃。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又承袭元制，规定国内一部分人户固定服兵役，称为“军户”。洪武二十一年（1386），编造专门的军户图册，下分为二：一为收军册，记载各地补充到军事卫所的军丁；一为清勾册，军队卫所以此向地方官府清查住在当地的军户，追拿逃兵。后来发展为四册。一为总册，也叫“军黄册”，是专门设立的军户户籍，与“民黄册”并列。在总册之下，又分三册：一为兜底册，详细开列各军士本人及其家中父辈、祖辈的姓名，本人充调来历，籍贯，接调军丁等情况；一为类卫册，按军士所属军队卫所，把军户划分入卫；一为类姓册，不拘卫所，把本地区所有军户都按姓氏归类登记，便于查寻。军户的户籍编造有总有分，设防不可谓不严。但因军户一入军籍，须世代相袭，加之待遇不高，像前代一样，逃亡现象比较严重。于是，在明代的户籍史上，“军逃”与“勾军”（即军人逃亡与官府追捕逃兵）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史称每当官府“勾丁”，都要大动干戈，乱捕无辜，弄得百姓家破人亡，鸡犬不宁。
清初的八旗兵制，实际上是带有族兵制色彩的世袭兵制。当时规定，凡16岁以上的八旗子弟，“人尽为兵”，世代相袭。后来又招募汉人当兵，称为“绿营”。清朝中晚期，八旗兵因腐败不堪，丧失战斗力，招募汉人的绿营，待遇不高，战斗力也不强。清朝的软弱与此不无关系。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大都实行募兵制。1933年6月，国民党政府曾颁布过一个《兵役法》，规定实行征兵制。但由于政府腐败，难以依法推行，大部分地方盛行抓壮丁，于是就有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现实的电影《抓壮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