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举
费孝通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中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创始人。早在学生时代即凭一本《江村经济》一举成名，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国外许多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把它列为必读参考书之一。他才华横溢，学贯中西，怀抱“志在富民”理想，开创社区研究之风气，在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均有重大建树，是倡导和实践中国由传统乡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的重要代表人物。
一、生平简介
费孝通1910年11月2日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就读于苏州振华女校、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4年开始发表文章，1928年进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学习，后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受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山东邹平参加乡村建设工作，不久，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成为我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学硕士的青年学者，1935年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获博士学位。1938年至1946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期间，于1943年赴美国学习访问，1946年1月访问英国，1947年到清华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清华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务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国家的民族事业和教育事业。“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和吴文藻、谢冰心等翻译海斯及穆恩的《世界史》和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78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等多项职务。1985年费先生创建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1987年他创办了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他通过实地调研和思考，不断提出事关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思想与理论，1987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1990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和谐观点，1995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强调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对话与文化包容，在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上的卓越成就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1980年费孝通先生获得了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斯基纪念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1988年获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1993年获日本亚洲文化大奖，1994年获该年度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1998年获霍英东杰出奖。此外，他还先后获得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的荣誉院士，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博士，香港大学文学博士等荣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发表的《小城镇四记》被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推荐给全党学习，并在1987年获得北京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荣誉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990年获得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行行重行行——乡镇发展论述》1995年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荣誉奖。2004年集费先生学术研究之大成的《费孝通文集》（16卷本）出齐，费先生的学术研究卓有成效地体现了人类学社会学的巨大应用价值。
二、代表作及其内容
（一）《江村经济》与中国人类学
1938年费孝通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对开弦弓村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读期间，获导师、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教授鼓励，用开弦弓村的调查资料，写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江村经济》，被马林诺斯基称之为人类学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并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人类学乃至国际人类学界的地位。马林诺斯基的推荐和赞誉，使费先生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亦称《江村经济》）一书蜚声国际，几乎成为全世界各大学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必读参考书。《江村经济》之所以被马林诺斯基称之为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主要是因为《江村经济》把人类学引入了本民族、本社会、发达农业社会的研究；把人类学引入了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研究领域；把中国农业发达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命运与来自发达国家的机器工业甚至国际市场的影响联系了起来。《江村经济》作为社会人类学的著作，对该学科传统的突破主要在于，（一）它没有拘泥于异民族，而是用社会人类学来研究自己熟悉的本民族，并把功能方法从原始社会推广到文明社会，如果说马林诺斯基提出了人类学必须“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那么《江村经济》则是非常出色地实践了这一要求。（二）它改变了社会人类学者以往那种好古、猎奇和不切实际的单纯研究者的学究面貌，而树立了一种力图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社会改革的爱国主义变革者的新形象。正因如此，马林诺斯基在该书序言中称赞它“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不仅是一个标志着“新的发展”的人类学的实地研究，也是一种特定视角的经济社会学即社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费孝通的独特贡献在于开创了经济社会学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视角。他通过对一个农村社区即江村的经济体系与其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及其变迁的研究，发展出了三个中层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即经济生活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理论、乡村工业改革理论及城乡关系理论。费孝通不仅开启了将社会人类学方法引入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先河，而且在此过程中还对这种传统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方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视角虽难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主流视角，但它对于改进经济社会学中的经验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
（二）《生育制度》与功能主义
《生育制度》一书是费孝通根据抗日战争时期自己在云南大学讲授有关家庭问题的讲义整理、编写而成。商务印书馆1947年初版，1981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作为《社会学丛书（旧著丛刊）》再版。
全书约14万字，计16章，依次论述了种族绵续的保障、双系抚育、婚姻的确立、内婚和外婚、夫妇的配合、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居处的聚散、父母的权力、世代间的隔膜、社会性的断乳、社会继替、交代参差、单系偏重、以多继少、续绝、亲属扩展等问题。
书中指出，生育制度就是一般所说的家族制度。这种群体可说是一切的基本群体，它的功能复杂，不仅是规范男女性欲的满足，在传统社会中，“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具体而微的自足社区，一个小工厂，小朝廷，小教堂”。本书主要是讨论家庭所担负的有关生育子女的若干理论问题，故称为《生育制度》。书中围绕人们怎样通过新陈代谢使社会体系维持和延续这个中心问题而展开，突出的特点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生育制度。认为人口的消长并不是单纯的生物现象，也不单纯决定于食料的多寡，而是“决定于社会结构的性质”。每个人或每群人的生活需要的适当满足，离不开社会结构的完整，即离不开一定的人口数量及其适当的社会分工。但人总是要老死的，为了保持社会结构的完整，或为了保持种族的绵延，不得不生育孩子来继替，又不得不建立婚姻与家庭。本书提出的观点，正是传统观点“性爱―结婚―成家―生育”的倒叙。
《生育制度》亦可被看作是费孝通功能主义分析的典范。用大卫？阿古什教授的话说“这是最能体现费孝通功能学派观点的一本书”，“表明他对文化和社会如何起作用的总的看法。同时也表明功能学派这类论述是如何通过推理得来的”。费孝通在该书中强调，家庭的基本职能是为了延续香火、传宗接代，为“填补社会结构准备继承人”。他又强调“男女儿童之所以需要双亲，是由于他们需要成年男女分别培养他们的社会职能，至少在现在，劳动基本上按照性别分工”。费孝通认为，中国联合家庭的形成，不能用文化传统或伦理价值来解释，因为农民虽有传统思想，但并未付之实践，只能从经济效益方面解释：大家庭的联合，有利于发家致富。费孝通是以研究中国农村、农民而蜚声国际学术界的，他的学术成就获得了世界性声誉。费孝通所实行的农村社区研究方法有着深厚的科学基础，并且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渊源很深。诚然，他本人并没有提出“农村社区研究”这一名词，但已对农村社区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生育制度》是以生育制度为核心，探讨中国微观社会结构的著作，是一部家庭社会学专著。《生育制度》一书从社会本位文化观来分析中国的婚姻、家庭、生育与性等各种问题，基本上符合当时乡土社会的现实。它也是比较全面地体现功能学派人类学的分析方法的一部重要著作。
（三）《云南三村》与类型比较研究方法
在《云南三村》序言中，费孝通点明了由《江村经济》到《云南三村》的写作思路和运用的方法。他抱着认识中国、为了在战后建设好中国的赤子之心去进行社会调查，这就是为什么在伦敦学习两年后匆匆回国后不到两个星期就投入到实地调查的原因。更何况当时国民政府退守昆明，抗战进行到艰苦的相持阶段，在海外学成归国的费孝通的爱国情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具体而言，广西大瑶山和太湖边上的江村是费孝通的试调查。“《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云南三村》是对其的发展。换句话说，单单调查一个江村不足以解释“中国农民生活”。费孝通构想的理论假设是现代工商业势力侵入、传统手工业崩溃导致了以离地地主为主的土地制度。研究方法上，费孝通用的是类型比较法。它的含义是：首先，要抓住典型，解剖“麻雀”，弄清楚一个具体社区的结构和造成这个结构的条件，得出一个“类型”或一个“模式”；然后，研究其他社区时，比较它们的相似条件和不同条件，即可认识该社区了。运用类型比较法的目的在于识别中国农村的各种类型，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更大的面，由局部接近整体。在《易村手工业》的序言中，费孝通后来提出的农村工业化以致农村城市化的思想在此处埋下了伏笔。费孝通在做农村社区研究时，看到的是农民生活艰难的重大社会问题。怎么解决呢？不同于西方人类学家的是费孝通是一个中国人，他在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着自己的祖国。他在传统文化影响下认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有责任去改变家乡面貌，改变中国农村落后的状况。这种作法是不同于经典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后者只是要求调查者能“进的去，出得来”，而不让调查者“有所作为”地去帮助调查地的现代化进程。费孝通认为，是乡村工业帮助着中国养活了大量的农村人口，而目前农村问题在于乡村工业的凋敝，出路在于复兴乡村工业。乡村工业在当时分为两类：家庭手工业，即解决生计困难的工业和作坊工业。前者用的是劳力，后者用的是生产工具。因为生产工具价格不菲，只被乡里富人所有，利益大部分归他们所得，造成的后果是：拥有作坊工业的人在“掠夺”当地的土地权。由于抗战的需要，大量军需品的生产不得不分散到农村进行，乡村工业也得以复兴。费孝通的小城镇建设和区域发展思想也由此而来。
（四）《乡土中国》的和谐思想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之一。通览全书，可以感受到一股浓厚的乡土气息，费先生提出了几个非常鲜明的观点，即中国的基层是乡土性的，“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实行“礼治秩序”、“长老统治”。
费孝通在书中指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农村和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层，农民离不开土地，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只有靠土地谋生的人才明白土地的可贵。乡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非到万不得已，绝不流动。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聚集的社会，在分析这种社会结构格局的时候费先生提出了一个概念——差序格局。这个概念被认为是对中国传统人伦的一种精妙的概括。费先生认为西洋社会的单位是团体，团体常常由若干人组成明确的界限，这种社会类型可以称为团体格局。他将中国乡土社会的类型称为差序格局，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按亲疏远近向外扩开一圈圈的社会圈子，就像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的波纹。在差序格局中，个人与他人的交往就是以“人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伸缩能力，人们往往根据其需要和地位相应地扩大或缩小其社会圈子的范围。费先生在书中认为社会权力共有四种形式，一是在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在社会合作中所发生的同意权力；三是在社会继替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四是在社会变迁中所发生的时势权力。在乡土社会中，既有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有着民主的同意权力。除此之外，长老权力也是重要的权力类型之一。作为传统的象征，长老往往由年龄长的人来担任，长老权力的一个很大作用是教化作用。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在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如果我们把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那么可以说乡土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维持社会秩序的不是法律，而是伦理道德和社会习惯。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而礼治依靠的是传统的力量。法律是从外限制人，不守法所得到的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礼是靠个人习惯所维持的，人服从于礼是主动的，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合、不成。礼是合成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形成主动性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