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贫困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在这种生存状态中，人由于不能合法地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机会，以至于不能维持一种个人生理和社会文化可以接受的生活水准。①浙江省武义县8万多人因居住在高山、深山和石山区，生活处于贫困状态，“七大难”问题“出门行路难、儿童上学难、有病求医难、青年娶亲难、用水用电难、邮电通讯难、发展经济难”无法得到解决。但是自从1993年以来，武义县实施了下山脱贫政策，已使4万多贫困居民搬迁下山，摆脱贫困，走上了富裕的康庄大道。这一成效令世界为之震撼，也创造了世界扶贫史上的奇迹。
我们获悉武义下山脱贫的成就缘于“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课题，2006年7月12日至8月27日，徐杰舜和徐桂兰带领4名博土生和2名硕士生在浙江省武义县进行“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课题的田野调查。当时任《金华日报》记者的蒋中意采访了徐杰舜，于2006年8月2日以《新农村建设吸引了人类学家》为题作了报导，并配发了照片：
近年来，我县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受到各级领导及新闻媒体的关注。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先后到武义考察、调研。日前，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中国都市人类学会副秘书长、中南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执行主编徐杰舜教授与一名教授、四名博士生、两名硕士生专程来到我县进行调研。目前调研组成员在我县调查新农村建设的工作已接近尾声，徐杰舜给他们的调研报告想好了一个题目，叫《新乡土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武义经验研究》。
研究武义不是一时冲动
7月中旬，徐杰舜教授与一名教授、四名博士生、两名硕士生来到武义县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调研。对武义这个地方，籍贯在余姚的徐杰舜并不陌生。20多年前他曾在武义一中学、武义三中教书。1985年初，他离开武义。他至今已编撰了40多部人类学着作，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今年“五一”节前，他的武义籍老伴对他说，武义近几年来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人类学家，你为何不回去看看？平时徐教授的工作挺忙，常在北京、武汉等地跑。“五一”节期间，他放下手里的工作到武义走了一趟。对武义的发展变化，他感触颇深，就写下《重读武义》一文：“20年后的今天重读武义，武义确实变了，变美了，变富了，变文明了。借用孟浩然的问话，如果现在‘鸡鸣问何处’，那么，下一句就可续接为——-‘新农村是武义’！”
“武义是浙江省25个欠发达的‘后发县’之一，在这里研究新农村建设应该说在全国来讲都有典型意义。”徐杰舜说。他把这种想法告诉国内其他着名专家后，得到了其他专家的赞同。
每天要写《田野日记》
对徐杰舜一行的到来，武义县领导很重视，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跟徐杰舜调研组相对应的领导小组。
徐杰舜对成员要求严格，还要求博士生、硕士生每天都要写《田野日记》。孙亚楠博士主要负责武义文化教育方面的调研。她在7月14日的日记中写到：“今早搭乘航班由青岛飞往杭州。起飞时的青岛晴空万里，温度适宜，正是游人旅游的好时机……飞行至浙江省上空，飞机穿越云层开始下降，始见地面种种，浙江的地面看起来好绿，这种绵延浓重的绿对于在北方长大，见惯秃山恶岭，又长期生活在城市，看惯了钢筋水泥建筑的我来说俨然是一种涤荡！江南这种水渠和农田相互交融的景致很是醉人。”
在7月18日的日记中，她还记录了徐杰舜教授对武义的看法：“今日武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国意义在于：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又治理了环境，建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互协调的个案；新农村建设中‘以人为本’，藏富于民；发展经济的同时又不断释放文化底蕴，提高人民素质。武义在新农村建设中形成了协调发展，和谐建设的模式。”
孙亚楠博士还写到：“这里的山青、水美、人淳朴，处处体现浓厚的人文气息。正是这种传统文化氛围的熏陶，郭洞乃至武义给人饱满的历史感。一个充满历史积淀的地方是浸淫在文化长河中的，这是武义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也是赋予武义人历史骄傲情怀的文明。它曾经、现在和将来都会渗透在武义文化中，历久弥新，吐露古朴的芳香。”
吃住在农村
到我县后，徐杰舜就组织人员到20多个部门和企业收集资料，然后选择了下山脱贫的九龙山村、工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东皋村、一般村落上夫岭下村和高山蔬菜专业村陈弄村等多个村庄，每个村庄选择多个农户进行访问调查。
中央民族大学的罗彩娟博士生和广西民族大学的吴桂清硕士生都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位从小生活在平原，一位从小生活在城里，从未爬过高山。7月24日，她们首先来到高山蔬菜专业村——-陈弄村。白天村民忙于采摘四季豆和田间管理，她们只好等到晚上找农户访问。
走访农户时，陈弄村党支部书记叫她们等会儿到他家洗澡，但访问结束已是晚上9时30分。回到临时住处，她们发现水管已坏了，不得不到捧着没有提把的水桶到外面去提水。第二天早晨6时她们就起床了，前往已下山脱贫的九龙山新村的旧址。居住在海拔1041米九龙山上的村民下山脱贫已有10年，上山的路已长满杂草，叶缘锯齿状的茅草将一条山路挤得仅能容纳一人通过。下山时，罗彩娟博士发现自己的双臂上长出了成片的红疙瘩。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故的费孝通先生曾出版《乡土中国》一书。徐杰舜说，他们创作的《新乡土中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跟费孝通眼中的“乡土中国”对应起来，想让更多的人看看改革开放后的“乡土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就是在这次田野考察中，我们得知武义下山脱贫工作取得的辉煌成绩已闻名中外，吸引了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前来考察研究。更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武义下山脱贫的成功范例，被收入《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10年》画册；作为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地球峰会”的交流材料；200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球扶贫大会上作为典型向全世界进行推广。武义下山脱贫工作取得的这些成就使我对其产生了极大兴趣，特别是认识了原武义扶贫办的董春法主任后，被他对下山脱贫工作的热情和激情所感染，从他那里听到了许许多多有关下山脱贫的感人故事，这些故事在我们看来像是神话般的，但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武义的高山上，使我们为之惊讶。因为众所知的是异地移民成功的案例如凤毛麟角，几乎还没有听说过。
对于这样一个典型案例，实在是一个人类学研究的好课题。于是在徐杰舜的指导下，黄兰红选择了九龙山村展开了人类学的考察。2007年7月黄兰红从广西出发前往浙江省武义县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田野考察，以下山脱贫村——新九龙山村为调查点，在该村进行入户调查，了解他们的整个搬迁过程，包括他们与政府人员是如何达成协议，如何做通接纳地村民的思想工作，思想观念是如何转变，新居是如何建成等等情况，即调查新九龙山村的的文化变迁过程；其次是调查村民下山后对新的环境和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如何适应并能够很好的居住下来，过上富裕而幸福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是要调查武义下山脱贫农民为何没有出现“返潮”现象，即深入调查村民的文化适应过程。
二、移民扶贫相关研究回顾
1．国外对移民的研究现状及水平
国际上对移民的研究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宏观层次，认为移民现象主要是因经济因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而导致，迁移是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回应，因而移民又被看作是对较大范围内人口失衡的矫正，在此过程中国家政策应发挥积极作用；第二个层次是微观层次，认为移民在迁入后一般表现为马赛克般的群体分割、文化多元化主义和远离主体社会三种生存状态。国际移民理论认为，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在迁入地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整合”现象。这种现象又常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由于文化的过分差异，移民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从而形成了下层阶层，或“贫民窟”现象；二是移民将其原有的文化带入后在迁入地形成了真正的多元文化社会。
根据W·F·奥格本（W·F·Ogburn）的“文化堕距”理论，移民在迁入新区后，在经济收入方面可能会有较快的提升，但是精神层面往往与物质层面存在着“堕距”，即思想观念滞后于经济水平的发展，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移民将会产生很大的适应性问题。
雷文斯坦（Ravenstein）在他1889年发表的《迁移规律》一文中总结出几条人口迁移规律，其中一条就是：“每一个主要的迁移趋向都产生一个补偿性的逆向迁移趋向。”一个反向迁移流的出现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迁入地的有利因素可能消失或变小，一个是迁移者意识到原住地那些以前尚未开发利用的机会，迁移者在迁入地的所获（诸如技术、财富）使他们回到原住地时占有某种优势。
人口学家E·S·李（E·S·Lee）在其《人口迁移理论》一文中将影响迁移行为的因素概括为4个方面：（1）与迁入地和迁出地有关的因素；（2）与迁出地有关的因素；（3）各种中间障碍；（4）个人因素。迁入地和迁出地因素都包含吸引因素、排斥因素以及中性因素。其中中性因素对迁移不起作用，吸引因素和排斥因素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中间障碍主要是指移民限制以及迁移距离等因素。个人的年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收入水平等都影响到一个人对外界信息的判断和迁移的决策，因此对迁移也起重要作用。
赫伯尔提出的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的：第一个假设认为人们的迁移行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第二个假设认为迁移者对原住地及迁入地的信息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只有这样，他才能根据两地之间的推力－拉力从比较利益角度出发作出相应的选择。由于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的共同作用，会出现人口的迁移现象，这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每个国家和地区都会出现的情况。根据“推－拉理论”，移民会依据对迁出地与迁入地的利益比较而作出迁移选择，如果迁入地的自治条件和社会资源与其原住地相差无几，即不存在高强度的吸引因素，而迁移者在迁入新区后有一个相对较长的环境适应过程，在这一段时间内，移民很容易产生“归家”的倾向。
［以］哈伊姆·格瓦蒂1996年着有《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1880－1980年）》一书，详述了1880年至1980年间犹太人回归巴勒斯坦人事定居和农业开发的历程，内容涵盖犹太人回归的历次移民潮和安置开拓的各个特定时期，如围栅与岗楼时期、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独立战争时期，以及建国后的各个阶段。详细介绍了莫沙瓦、基布兹、莫沙夫等独特的乡村社区组织的诞生、发展的全过程。还记述了移民开发中产生的各种组织和机构的渊源与运作等。
［美］托马斯，［波］兹纳涅茨基着的《身处欧洲的波兰农民》（2000）是移民史的第一部经典着作。作者通过波兰移民与其家庭成员之间的通信，揭示了移民心态的变化。
2．国内对移民的研究现状及水平
移民与中国历史同时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讲，移民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人类以原始农业与渔猎为生的原始社会，因其对自然界的完全依赖，人类原始群落常生活在移动迁徙之中。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有序的山区移民始于秦朝。明清时期，山区移民运动逐渐成熟，移民根据不同地形，采取相应开发方式。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移民，葛剑雄和吴松弟在1997年着的《中国移民史》6卷书中完整、系统的论述了自先秦时代至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运动，对其中主要的移民运动，一般都说明其起因、迁移对象、迁移时间、迁入地、迁出地、迁移路线及方向、定居过程和产生的影响，并尽可能作定量分析，总结其规律。2004年定宜庄等着的《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一书介绍了清代辽东最重要的移民群体即编入八旗制度的汉族移民群体和由他们构成的社会。2004年闫天灵着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以汉族移民及汉族移民社会的成长为中心，对移民的原因、方式、类型、过程、数量、移民的定居化与本土化、移民过程中的蒙汉关系、移民社会的社会问题进行全面考察。1999年郑守来，黄泽岭主编《大槐树寻根》以翔实的资料叙述了洪洞大迁民的历史。2004年苍铭着《云南边地移民史》一书对云南边疆民族人口迁徙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分期研究；探讨了疟疾对边疆移民活动的影响；揭示了云南边疆历史上民族人口迁徙的规律；归纳了民族人口迁徙对移民社会文化影响的一般性特征。此外还有郝正治编着《汉族移民入滇史话：南京柳树湾高石坎》（1998），林国平、邱季端主编的《福建移民史》（2005），王胜今着的《伪满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研究：兼论日本帝国主义实施的移民侵略》（2005），杨国桢等着《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乐才着《日本“满洲移民”研究》（2000），钱皓着的《美国西裔移民研究：古巴、墨西哥移民历程及双重认同》（2002）等。
3．国内移民扶贫的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缓解农村贫困，中国政府做出了不懈努力，颁布了扶贫政策，把扶贫工作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国的扶贫开发大体上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78－1985年）；第二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1986－1993年）；第三阶段：扶贫攻坚阶段（1994－2000年）；第四阶段，扶贫开发阶段（2001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