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王叔铭回南京后，国民党政府又使用阴险毒辣的手段，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这当然是试图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把董其武架空，使董其武在绥远失去兵权，以便操纵。
董其武针对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发了一份这样内容的电报：“请选派贤能来接替我的一切职务。”
绥远的军队，除了董其武外，谁也驾驭不了，国民党政府对董其武又有幻想，这样就使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再次破灭。
南京政府不甘心失败，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于是又任命孙兰峰为第9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9兵团副司令官，实行各个击破的分化伎俩。南京政府这一招还真起了作用，刘万春被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为兵团副司令官后，开始起劲反对起义，并千方百计阻挠中共驻绥远联络处进驻绥远。
7月10日，中共联络处的何树声同志由旗下营出发，在傅作义派去的工作人员、原华北总部总务处课长肖如芝的陪同下，来绥远与董其武联络。他们到达白塔车站附近的毫沁营子村时，肖如芝给董其武打电话，报告联络处代表准备进城。董其武问怎么不提早来个信说明。肖如芝说：“信早已发出，怎么还未收到？”董其武命肖如芝查一下信的下落，并派人去接何树声等人。经查询，信被刘万春扣下了，未交给董其武。后来董其武考虑内部复杂情况和中共人员的安全，派康保安在归绥城东门迎接何树声同志，向他说明情况并一起去旗下营，与联络处的鲁志浩、曹文玉等同志商谈进绥问题。
7月15日，董其武派寿跃南、李竭忠前往丰镇商谈联络处具体进城日期，确定7月20日进驻归绥。次日，李竭忠先行返绥。傍晚偕同王克俊向董其武汇报，说联络处由潘纪文、鲁志浩率领，一行40人，3天后到达，让做好准备工作。
董其武即让人打电话请刘万春也来听听汇报，因为他负责治安工作。刘万春驱车前来，听完后即说：“联络处的人，要把武器集中起来，由我保管，不许随便上街，否则出了问题我不负责。”又说：“这些日子，《奋斗日报》登载很多新华社的消息，简直成了共产党的报纸，有人要砸它；共产党员李健生（党的地下工作者，曾是董其武部连政工员）又跳得不行啦，有人要收拾他。”
在座的四人听了，都不禁一愣。董其武从团结刘万春出发，解释说：“人家是客人，是来工作的，不能那样对待，一定要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刘万春却二话没说，扬长而去。
中共联络处人员来后，住在西落风街6号，这是一座青砖灰瓦的官宅，有三幢厂共20多间房子。稍作安顿之后，联络处便与董其武将军做了第一次谈判。这次谈判，主要是研究如何贯彻绥远和平协议的具体措施，并有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商业贸易往来，确定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等工作。董其武原则上同意联络处的意见，并委派康保安、张国林等人与联络人员经常联系。
在反对和平的逆流里，中共联络处自然成了顽固分子和特务分子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时时刻刻都想拔掉这个“钉子”，有的向联络处投寄恫吓匿名信，有的则公开制造摩擦。
有些上层的顽固分子，利用联络处工作人员对上层人士做工作的机会，公开挑衅。有这样一个家伙，一天，何树声和曹文玉正在联络处研究工作时，他走了进来，自称是和林县的县长，没说上几句话就嚣张地对何树声他们说：“你们的凉城县县长就是我打死的。”
何树声曾在绥远做过政工工作，对敌人团县以上人物的底细知道得很清楚，因此回敬他说：“你过去做了些什么，我们知道，绥远人民更知道。”
接着又告诉他：“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向全国胜利进军，绥远不多时就要全部解放，你应好好考虑今后该做什么了。”
几句话，打掉了这个狂妄家伙的反动气焰，不得不灰溜溜地走掉了。
困难和恫吓没有吓倒联络处的干部，联络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像一个优秀的游泳运动员，敢于在惊涛骇浪中腾跃；都决心像一颗坚韧的钉子，深深插入敌人的心脏里。他们一面同敌人做不屈不挠的斗争，一面抓住每一个时机，向绥远国民党的军政人员讲解革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鲁志浩、曹文玉和何树声还经常去一些上层人物家中访问。通过联络处，人员的工作，绥远上层军政人员迫于大势所趋，在我党“爱国一家，既往不咎，妥善安置，量才录用”的政策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和平解放绥远的道路。省参议长张钦征拒绝国民党特务头子的拉拢和收买时，明确地说：“八年抗战，人民颠沛流离，胜利后，本应休养生息，但几年来战火仍频，民不聊生。国事如此，何以慰孙总理在天之灵。本人年事已高，愿借此有限年光，斡旋和平，以期对绥远父老有所建树。再不能与人民为敌。”
联络处除注意做好上层人员的工作外，还在其他各阶层人士中积极开展了工作；向他们讲解、宣传和平解放协议的精神，鼓励他们为和平解放绥远多做贡献。经过工作，一些学校的老师、进步的知识分子、报社的记者等，都利用不同的形式，如读书会、演讲会，学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在社会上积极宣传，扩散影响，促进绥远当局贯彻协议些进步记者在《绥远晚报》成立了理事会，利用报纸这块阵地，发表进步文章和一些讽刺当局弊端的小品。
一时间，教育界、文艺界、青年界、妇女界的进步力量，在联络处与地下党的领导下，迅速行动起来。蒙古族女教师云华两姐妹，无论在妇女界还是在进步的知识分子当中，都是优秀的代表。云华是何树声在师范学习时的同学，学生时代就思想进步，有高度的爱国热忱，才貌出众，勇于进取。她曾因参加抗日活动而坐过监狱。现在又在共产党的影响下，积极起来参加妇女界为和平解放绥远的斗争，热忱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着她的才智。从她身上，可以看到在党的光辉照耀下各民族团结的缩影！
由于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努力，和平解放绥远的声浪越来越高。我联络处和地下党在工作，敌人也在做最后的挣扎。他们看见进步力量在发展，也相应地把他们的太太、小姐、公子哥儿、反动记者、文痞和一些乌七八糟的特务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了什么妇女会、青年会，嚣张地同进步力量唱对台戏。而顽固分子之最者，要算是鄂友三了。
鄂友三是骑兵师师长，一爱嫖娼，二爱杀人，凶残成性，人称“鄂毛驴”。大青山的老百姓有这样一句话：“不怕跳得欢，就怕鄂友三。二尺麻绳脖子拴（指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把人勒死），不高兴时栽旗杆（把人立在坑里活埋）。”他曾在武川的一个山村里，一次活埋了17个人。解放军在归绥北山上坝口子村一次战役中，打垮了他的部队，他靠着狡诈成了漏网之鱼。这样一个欠着人民累累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这场光明与黑暗决战的时刻，不能不跳出来做最后的表演。
一次，何树声和曹文玉到董其武处商洽工作，正逢他在那里。
董其武把何树声和曹文玉介绍给他时，他把头一扬，傲慢而嚣张地说：“我是鄂友三。
咱们在大青山打过交道。”
何树声、曹文玉二人立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一面抖了他一些底，一面正告他，走和平解放绥远之路，是他惟一的出路，谁要想螳臂挡车，那只能粉身碎骨。
董其武见双方唇枪舌剑，有些惊骇，忙把话题岔开。鄂友三不得不灰溜溜地走开了。
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在归绥新、旧城之间的大马路上，一群身着便衣持有手枪、冲锋枪、手榴弹的特务和凶手，把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秘书王士鑫和另外几名同志团团围住。
开始，他们推揉谩骂王士鑫等人，王士鑫等据理力争，揭露他们的阴谋。这伙人恼羞成怒，竟然开枪并拉响了手榴弹，王土鑫当即倒在血泊中，为绥远的和平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自古以来，“两国交兵，不杀使者”，而那些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到底的顽固分子，竟然在接受和平协议的地区，杀害了负有和平使命的革命者，这不能不激起广大绥远人民的愤怒，不能不叫我联络处人员义愤填膺。
工作人员即把董其武和王克俊（国民党华北“剿总”副秘书长兼政工处处长，傅作义派来帮助董其武工作的）找到联络处，向他们严正指出：这是反动派破坏绥远和平解放而制造的严重事件，绥远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要求绥远当局立即追查并严惩凶手。
董其武和王克俊听后十分震惊，当即表示歉意，并答应立即查办。后查明，杀害王土鑫烈士的主谋者是刘万春的部下、师政工处处长赵元德，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考虑到此时的形势，我联络处认为董其武暂时无法驾驭局势，为了减少牺牲和更有利地斗争，向董其武提出了暂时撤出归绥的要求。
董其武看出了事态发展的极端严重性，如果联络处撤走，他将被顽固分子所挟持，和谈必然决裂，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立即驰电北平请示傅作义，然后到联络处来，请求联络处继续留下，并表示将进一步采取措施，确保我工作人员的安全。
联络处经过慎重研究，认为造成流血事件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激怒我党，使和平解放绥远不能实现。如果联络处全部撤走，正好中了他们的诡计。因此，决定留下鲁志浩、曹文玉、何树声三人继续坚持斗争。
董其武得知后，十分感动，诚恳表示：“这太好了，我一定采取措施，保证他们的安全，坚决贯彻北平协议。”
绥远起义过程中，董其武经常不断地打电话向傅作义汇报工作情形，傅作义也经常派人去，或者打电话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和他的意见。关于绥远工作的情况，傅作义于1949年7月14日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
党中央、毛主席十分关心绥远起义的进展情况。傅作义向毛主席汇报了绥远的情况后，毛主席即委托傅作义和邓宝珊等人，携带大批现金到绥远慰问全体将士，推进绥远起义。
对毛泽东的这一重大决策曾有人提出异议，说这样做是“放虎归山”。毛泽东高瞻远瞩，批评了这种疑虑，说：解铃还须系铃人。相信傅作义去绥远只能对进一步统一绥远各界的认识，彻底粉碎南京政府的阴谋，加速起义的步伐起重大作用，不会发生其他问题。同时，毛泽东命薄一波安排傅作义去绥远事宜。
8月28日，傅作义从北平乘专列出发去绥远。随同傅作义去绥远的有邓宝珊、王克俊、李世杰、张溜清、秦丰川、李竭忠等人。中共华北局派潘纪文专程护送傅作义到丰镇。
列车一路安全行驶。车到丰镇，绥东中共党政领导人员均到车站迎接，彼此会见，互相致意，并派鲁志浩由丰镇护送傅作义至归绥。车到集宁，绥蒙军区司令员姚酷等领导同志都登上列车会见傅作义。
傅作义来绥远的事已电告给董其武。接到电报，董其武感到极度欣慰。对傅作义来绥远，董其武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并派康保安代表他到集宁迎候。接着董其武又派卫景林代表他，率领一个营，乘铁甲车到旗下营迎接，交换警卫任务。傅作义到归绥的第二天，就分别接见了军政干部和地方各界代表，并向官兵们发放了慰问金。在董其武的陪同下，他检阅了驻归绥的部队。此后，傅作义移驻到美岱召。董其武随傅作义接见了驻萨拉齐县二带的部队和行政干部，发放了慰问金，并把部队集中在美岱召附近，接受傅作义的检阅。
9月10日，董其武随傅作义进驻包头。傅作义首先召集军、师、旅级高干到包头，分别进行了谈话。傅作义这次来绥远，使傅作义在北平被软禁的谣言不攻自破。那些蓄意破坏起义的人，更是慌了手脚，不知所措。
傅作义来绥远亲自了解掌握了许多情况，于9月12日给薄一波、聂荣臻发了一份电报，详细说明了绥远起义的准备情况和今后的意见。
就在绥远起义将要大功告成之际，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的贼心不死，又演出了一幕幕丑剧。
就在傅作义离开北平来绥远慰问部队，促进起义之时，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风密电潜伏在绥远部队中的军统特务头子赵思武说：“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让出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任务完成，本局当有重赏。”
当傅作义刚到美岱召不久，张庆恩也从包头乘压道车赶到，径直闯进傅作义的住处——一座小教堂，与傅作义见面。傅作义的随从秘书阎又文见此情况，马—命令几个卫士护卫在傅作义的左右，寸步不离。张庆恩见此情况，感到无下手之机，就拿出几份电报交给傅作义，说是广州政府让转交的。傅作义接过电报，立即唤人：“赶快送张主任上车站，别误了去包头的火车。”明是送客，实是逐客，张庆恩只好无可奈何地回了包头。
1949年9月15日，国民党中央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又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乘飞机来包头，抱着很大的决心企图把傅作义拉到广州去继续为他们效劳。蒋介石给傅作义亲启信的大意是：傅作义这次回到绥远正像他当年西安事变后回南京一样，要求傅作义接受历史的经验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
傅作义向徐永昌详细介绍了他所以要举行北平和平起义的情况。义正辞严地说：“蒋政权丧尽军心民心，大势已去，任何力量也不能挽回，我即使去广州也无能为力。不只北平、绥远，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这是历史的必然！”此时，董其武等人经过多次商研，已拟好了起义的通电稿。徐永昌见他的任务完不成，不好回去复命，便耍了诡计。徐永昌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于9月21日在北平开幕，傅作义必须于会前赶回北平参加会议，绥远就不便起义。于是，便佯说他拉肚子病了，要住医院。
傅作义见此情况也发了愁，对邓宝珊说：“次辰（徐永昌的号）病了，要呆在这里不走。
他不走，我们就不便起义，不是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吗？这怎么办呢？”这时，原傅作义部参谋长李世杰在座。傅作义、邓宝珊、李世杰计议一番后，想出一条妙策，便由邓宝珊去找徐永昌。邓宝珊见徐永昌后说：“怎么病了？这里气候不好，要多注意。宜生已让董主席给你安排医院。就请马上搬进医院里去吧。”邓宝珊接着又说：“宜生还说，你能在包头住下来也好，那就请你领衔，率领绥远起义吧，不要再回去啦。起义后，我们一同去见毛主席。”
徐永昌一听这话，一下就愣住了，意识到处境不妙，连声说：
“我的病不要紧，不要紧。我现在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明早我就动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
邓宝珊越是“挽留”，他越是不肯。于是，徐永昌于19日晨离包头飞返广州。徐永昌临行前还对别人说：
“我是来说服傅宜生来的，不但没说服了他，反而让他给我讲了一番大道理。”
徐永昌上了飞机，胆子大了，也狂妄起来，很不服气地对左右说：“三年后再见吧！”9月18日，绥远省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也来到包头，住在包头福生茶庄。晚9时许，董其武和他的办公厅主任李忠带着起义通电稿，坐车来到福生茶庄后院客厅，征求张钦、于存灏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