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首先确定了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以恢复国内和平的正确方针。1946年7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只有在自卫战争中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中国人民才能恢复和平。”“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尽管提醒全党“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作持久打算。”但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比较乐观的，认为在五至六个月以内是能够取得战争的胜利，恢复国内和平的。
因此，制定了一个以主力向国民党统治区实行外线出击、力争“以打促和”的战略计划。6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关内各战略区首长的关于准备对付蒋介石大打的作战部署的电报中指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
6月2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的电报中，对争取和平前景的可能性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指出：“国民党危机空前扩大；大城市人民对国民党极大不满，酝酿反战运动；各省灾荒甚重；杂牌军动摇者多；美国舆论已开始批评国民党；如重新爆发内战，估计打不长久，半年之后，可能议和。”
怎样去“战胜蒋介石”呢？基于对形势的这种乐观估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自6月19日至28日，先后对各战略区作出了当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后，立即向国民党统治区举行大规模自卫反击作战的战略部署，即在关内的南、北两战场举行外线作战，北线夺取三路四城（三路，指平汉路北平至石门段、正太路和同蒲路；四城，指保定、石门、太原和大同），南线出击津浦线。为此，毛泽东又明确地提出了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是打运动战的作战方法。
他说：“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指出：
“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这个旅（或团），应当是敌军诸旅中较弱的，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其驻地的地形和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这种作战方法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在敌军武器加强的条件下，这是我军必须特别强调的。
然而，面对美帝国主义支持的飞机加大炮的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打得赢吗？当时国内外有许多人表示忧虑和怀疑。
为了使人们进一步认清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的虚弱本质，树立起战胜蒋介石的信心，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来访的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斯特朗是一位美国籍的进步记者。她1925年首次访问过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又两次来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和人民军队的英勇抗战，可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1946年初，她又以61岁的高龄从旧金山来到上海转往北平，7月31日，经过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乘军调部的飞机来到延安采访。
在延安，首先接见斯特朗采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朱德。
朱德向她介绍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计划，并说明蒋介石正在占据原来已经解放了的许多城镇。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原则是，以对方的伤亡和武器辎重的损失为代价而放弃这些城镇。朱德还形象地解释说：“国民党军队就好比一只大船，而我们则像大海。大船来临时，大海不平静。但是，船过后，大海又恢复平静了。”
8月5日，应斯特朗的请求，毛泽东决定在延安杨家岭会见她。但是不巧，由于天下大雨，延河洪水暴涨，根本无法通过，会见只好推移到第二天。
8月6日，延安雨后初晴。上午，斯特朗搭乘美军观察组的一辆大卡车过了延河。卡车在泥泞不堪的河堤上滑动，从砾石中择路行进，越过一条深谷，爬上了另一边，下午3时，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地——杨家岭。来迎接斯特朗的是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和马海德医生。他们一道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听到斯特朗来了，毛泽东走出了窑洞，来到院里欢迎。为了表示对客人的礼貌，毛泽东特意穿了件稍好的蓝布衣服。他的小女儿李纳紧抱着他的腿站在旁边。
8月的延安，天气已经热了，他们就在窑洞前小院子的一棵苹果树下，围着一张石桌坐了下来。
已是傍晚时分，落日的余晖照在贫瘠的山坡上。毛泽东对斯特朗不辞辛苦来到延安表示欢迎，又对她前些时候访问华北解放区所写的一些公正的报道表示赞赏。
接着，毛泽东询问了美国的一些情况，这使斯特朗感到十分惊讶，原来毛泽东对美国的事情，比她还了解得多。
斯特朗从和平问题谈起，提出了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作战等问题。毛泽东一一作了精辟的回答。当斯特朗问起美苏能否发生战争时，毛泽东摆弄起石桌上的茶杯，他在桌的一端放上一个大茶杯比作美国反动派，另一端又放上一个茶杯比作苏联，中间放上了一些小茶杯和火柴盒，算是美国人民和美苏之间的一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时，他面对斯特朗说：“你看，美帝国主义现在怎么能进攻苏联呢？首先，他们必须进攻美国人民。人民不需要战争。美国反动派已经在进攻美国人民了，废除了战时物价管制，向国外市场倾销美国货，而不管美国人民对这些货物本身的需要。要对苏联进行战争，反动派还必须更进一步加紧迫害美国人民。他们还必须把法西斯主义引进美国。没有法西斯制度来统治美国人民，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的。”
此时的斯特朗想起来了，今天正好是日本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一周年的日子。于是，她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你们怎么办时，毛泽东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那件新式武器。”毛泽东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纸老虎”，该怎么翻译呢？陆定一把它翻译为“稻草人”，以使斯特朗好懂些。但是，稻草人是插在稻田吓唬小鸟的，并不是吓人的。斯特朗仍然不能理解，陆定一也觉得这样翻译不准确。坐在一旁的马海德插话说：“不，不是稻草人，而是纸老虎，paper tiger。”
“很对头”。毛泽东对马海德的话感到满意，说：“纸老虎不是插在田里的死东西。纸老虎是吓唬小孩子的，它看样子像是一只可怕的野兽。”说到这里，毛泽东笑了起来。他接着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很可怕，但经不起风吹雨淋。从长远观点来看，力量在人民这一边。蒋介石——纸老虎。”于是陆定一采取了直译的方法，告诉斯特朗，就是paper tiger，the tiger made of paper。这一下斯特朗听懂了，高兴得很。毛泽东又作了解释，说他家乡有很大的纸做的老虎，吓人的，不是吓小鸟的。它看起来像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硬纸板做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淋坏了。毛泽东讲得生动，斯特朗听得津津有味。最后，毛泽东又谈到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前景。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
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
吃饭后，他们又接着谈下去，直到午夜。
谈话快要结束了。斯特朗说：“请等一下，我是个记者，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纸老虎？”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答：“不要只是那么说，”说到这里，他笑了起来，又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就会被雨水冲跑。”
毛泽东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的论断，很快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对增强人们战胜蒋介石的信心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大规模内战的战火，首先在中原地区燃烧起来。与此同时，蒋介石又集中了19个旅20万人的兵力，对陕甘宁解放区继续包围封锁并伺机发动进攻。
陕甘宁解放区，东临黄河中游，西抵环江，南至渭北山地，北傍长城，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宁夏东部共20余县，面积约9．8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拥有城市19座。解放区境内属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平均海拔800至1200米。由于洛河、延河、无定河等河流的长期侵蚀，形成沟壑纵横的多种复杂地形，山岭交错，道路稀少。早在土地革命时期，这里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创建的老根据地，也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陕甘宁解放区的首府延安，自土地革命战争末期以来，一直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是全国各解放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政治影响极其重大。
当时，国民党军的部署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的12个旅14万人，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南线；晋陕绥边区总部主任邓宝珊部1个军2个旅1万余人，驻守榆林地区；西北行辕副主任马鸿逵部5万余人，驻守陕甘宁解放区的西线。包围陕甘宁解放区的主力胡宗南部除不断袭扰和进犯外，还妄图用偷袭的手段，大举进攻延安。
现在延安的气氛已和抗战胜利的时候迥然不同了，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整个山城，笼罩着整个陕甘宁解放区。此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只有5个旅，2．8万余人。
面对日益严重的战争威胁，陕甘宁解放区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战备热潮。1946年6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了《关于紧急动员准备战争保卫边区的指示》，揭露了国民党军企图进攻延安的阴谋，号召解放区军民作好粉碎敌人进攻的准备。8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社论，指出在蒋介石破坏和平民主协议，点燃内战火焰的情况下，全解放区军民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夺取自卫战争的胜利。
7月初，中原军区右路突围部队之一、由王震率领的第359旅越过平汉路封锁线，突破国民党军包围圈，多次粉碎国民党军的追堵合围计划，连跨汉水流域的唐、白二河，远远摆脱了刘峙的追击。
蒋介石闻讯大骂刘峙无能，严令刘峙继续追击，同时令胡宗南派兵速到鄂豫陕交界的荆紫关一带堵截，严防王震率第359旅进入陕南。
7月11日，王震率359旅进至豫陕交界的淅川附近，突然与胡宗南的堵截部队遭遇。王震没有想到胡宗南的动作如此迅速，当即决定抢占淅川西北险要山隘荆紫关，并相机夺取淅川县城，以便迅速打开向陕南进军的通道，争取尽快进入陕南的秦岭山区。为了亲自指挥前卫部队的行动，王震带了20几人的警卫部队，突破敌人的封锁，在淅川城南的马蹬附近，突然出现在第359旅的前沿阵地上。
王震很快找到第359旅旅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向他们了解了敌情和部队情况，决定首先打退堵截的胡宗南部，然后抢占荆紫关和相机夺取淅川县城，为后续部队扫清进入陕南的道路。
淅川是豫陕边界地带的重镇之一，城内守敌是盘踞豫西南20余年的地主武装刘廷芳的嫡系，城墙坚固，戒备森严，几米宽的外壕水深没顶。经一夜激战未能攻克。同时，攻占荆紫关的第718团在中途与敌遭遇，得悉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占领荆紫关，其先头部队正沿丹江南下，向淅川推进。此外，刘峙的追击部队也相继逼近，大有与胡宗南部队合围第359旅于丹江东岸的趋势。王震看到情况危急，便决定迅速抢渡丹江，然后沿丹江西岸的鲍峪岭一带进入陕南。
7月14日夜，王震指挥第717、第718团首先强渡丹江。丹江水宽50米，又逢连日暴雨，山洪暴发，水势猛涨，水深流急，江上既无桥梁，又无渡船，涉水、泅渡相当困难。这时，敌人又紧追而来，只有在第二天凌晨前全部渡过丹江，才能摆脱敌人的围堵。当天夜里，指战员们开始了强渡丹江。他们紧急解下绑带拧成一条条长长的布索，把一头固定在沿江石头上。王震心急如焚，为了争取时间，激励士气，他脱下衣服，在漆黑的雨夜中大声喊道：“同志们，跟我来！”毅然跳下了激流率先涉水泅渡。就这样，拂晓时分，胜利渡过了丹江，进入了西去的高山丛林之中。
王震率第359旅历经数次血战，胜利地进入陕南地区，与巩德芳领导的游击队会师，开始了创建以陕南为中心的豫鄂陕根据地的斗争。由于敌情严重，部队处境危险。王震请示中央军委，要将部队带回陕甘宁地区。8月15日，中央军委为使第359旅摆脱险境，增加陕甘宁边区粉碎胡宗南等部进攻的兵力，批准第359旅北上返回陕甘宁边区。从8月19日起，第359旅分左、右两路纵队，经三天两夜急行军175公里，突破国民党军的追堵，由宝鸡、凤县间通过川陕公路，强渡黄河，穿越陇海路开始北进。
胡宗南发觉第359旅北返意图后，急调九个团的兵力进行阻击，企图将第359旅聚歼于千阳、陇县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