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前线总部，那张几乎占去了整面墙的地图上，两只鲜红的箭头拖着扇形的尾巴戳向塘沽、天津。
林彪脸上的表情有几分不悦。他静坐在桌前的藤椅上，一双眼睛似幽深的井，仿佛埋伏着百万雄兵，却悄然无声。
罗荣桓、刘亚楼也在无声地工作着。
这种沉默已经持续了一个时辰。
林彪的脑袋转动了一下，目光射在了地图上的那两只红箭头处，在天津、塘沽之间缓缓移动。还是不说话。
林彪：“塘沽、天津两地之敌，我们都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歼灭，这是含糊不得的，也是不允许含糊的。否则，就要出错。但是，第一枪打向哪里，是塘沽，还是天津？依我看，这里面有文章可作！”
罗荣桓的手里捏着一张纸，那是中央军委发来的关于东北野战军攻打天津的部署电令，是经毛泽东同意签发的。电令到前线司令部后，林彪是第一个受令的，其他几位领导也都看过了。电令在谈到攻打塘沽、天津的步骤时指出：“先打塘沽，后取天津。”
这是命令，军委没有给东北野战军留任何商量的余地。
现在，三个人都把目光落到了电令上。庄严的目光。空气骤然带上了几分紧张。
尽管林彪只是提出了先打塘沽，还是先打天津的问题，并没有肯定谁先谁后，但是罗、刘二位还是已经隐约感觉到林彪要说话了：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把实际情况报告给军委。
罗荣桓：“我也想到了，打塘沽，还是打天津，这个先后顺序不弄好，势必影响整个平津大战。”
刘亚楼：“形成决议的东西也是可以改变的，只要我们有改变它的充分的理由。”
三人不谋而合。
塘沽、天津，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哪里是第一枪的射点？
前线、总部在思考。总部里的首脑们在研究。
“不能先攻打塘沽。”林彪的口气异常肯定，“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消息，塘沽守敌侯镜如把他的指挥部早已设在了军舰上，他的五个师随时都能逃跑。这就决定了我们很难全歼塘沽之敌。另外，在我们攻打塘沽时，北平、天津之敌有很大可能实行突围。一头跑了，一头惊了，打塘沽还有什么实际价值？”
刘亚楼作为野战军的参谋长，也许比别人更明白突破口选在哪里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更多地掌握着战场上的各种情况。所以，林彪把目光投向他时，他马上领悟了那目光的含义，补充说：“我完全同意林总的意见。
先打塘沽确实难以行通，困难很多。塘沽背靠渤海，附近地形开阔，周围都是河流、沼泽和大大小小的盐田地。由于碱性大，现在虽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也不结冰。在这一片汪泽里作战，不但我们的步兵、炮兵、装甲兵施展不开，连构筑工事也无法进行。这样，从何去谈四面包围敌人？从何去谈切断敌人退路从而全歼呢？”
林彪赞同地点着头，眼睛似乎也变亮了。
罗荣桓也点了点头。
夜幕合拢了平津大地。
不熄的灯光在夜色中闪烁。
东北野战军的领导人连夜起草了一份紧急电报，发给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他们提出改变原定攻取塘沽的计划，建议：
“我军拟以五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
林彪的心一直悬吊着，他毕竟是这份电报的发起人。
他忧虑……
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中的痛快。毛泽东完全同意林彪等人的建议。军委立即复电：
“放弃攻打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照例是林彪最先看了电报。他如释重负地长出了口气，然后慢腾腾地在屋里兜了一圈，脚步是轻快的。
指挥战争最有发言权的人应该来自第一线，他们的决策理所应当地受到尊重；而那些尊重第一线上决策者的意见的人，同样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
罗荣桓、刘亚楼看罢电报后，望着林彪。
林彪：“按照军委的电令办！”
伟大的部署总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人们显示它的威力。
刘亚楼率领五个纵队、22个师及两个炮兵师共34万余人，转兵包围天津，气势磅礴：
一纵队向杨柳青挺进；
二纵队向王庆坨挺进；
七纵队向欢蛇挺进；
八纵队向汉沟挺进；
九纵队向大任庄、大寺挺进；
炮纵队向杨村挺进……
林彪乘坐吉普车来到了杨柳青以东的桑园。从即日起，平津大战指挥所就暂时转移到了这里。林彪发出了他到达新指挥所后的第一号命令：
派十二纵队主力去军粮城附近，严密监视塘沽之敌。
这位平津战役的总指挥在简陋的木凳上落座之前，先伸了个长长的懒腰。他已经有好几个晚上没有很好地休息了。
他明白，指挥即将开始的攻打天津这场硬仗，对他来说，仅有个机动、灵活的脑瓜不行，还要有一个非常健壮的身体。因此，他告诉身边工作人员，从现在起不让人打搅他，他要好好地睡一觉……
大战之前
天津战役是一场异常艰巨的作战，拿下天津困难很多。但是，东北野战军没有被困难吓倒，全体指战员以高昂的斗志和坚强的决心投入这场他们还没有经历过的最大的一次攻坚战。战斗任务一经下达，各纵队立即行动，军事准备和政治工作齐头并举。一方面要做好周密的军事部署和攻坚准备，一方面要进行强有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工作，发挥高度的战斗顽强性和旺盛的攻击精神，保证作战胜利。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毛泽东在献词中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1948年7月～12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
毛泽东宣布：“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毛泽东的伟大号召，极大地鼓舞了东北野战军全体将士，部队上上下下深入学习，热烈讨论。
“啥叫将革命进行到底？”
“就是打下平津，再回家种地！”
“不对，国民党还在长江那圪塔蹲着呢！”
“那就打到长江再回家种地！”
“还有全中国呢？咱得解放全中国！”
“那就等解放了全中国再回家种地！”
“将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解放全中国，消灭所有的国民党军，叫他们一个不剩！”
“到那会儿，就能回家种地了？”
“等全中国都解放了，所有的穷人都有地种，都有房住，没有地主老财，不再是兵荒马乱的年月，庄稼人就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了！”
“不光种地，还要开工厂，干社会主义！”
“哎呀妈呀！那可太好了！”
胜利的希望鼓舞着每一个勇敢的战士，美好的憧憬激励着每一个年轻的生命。人人充满坚强斗志和必胜信念，大战之前的准备工作忙而有序地进行着。
打一个漂亮仗，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二纵在位于安光的纵队指挥所召开了会议。纵队司令员刘震作战斗动员并布置各项任务，他说：“天津战役是在新形势下进行的，对解放华北具有新的意义。中央军委、毛主席和野战军首长一再指示我们，随着全国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来阻止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了，于是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积极地策划‘和平’的阴谋。我们要学会把政治的、军事的斗争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孤立打击顽固的敌人，分化争取动摇敌人，以尽可能小的损失来取得最大的胜利，这就是天津战役的新意义。现在我军能够十万、几十万地歼灭蒋军精锐兵团，在敌人大量被消灭、一天天瓦解崩溃的大好形势下，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也一天天地增加了。这次解放华北，军委、毛主席制定了军事打击配合政治争取，战斗消灭与和平解决两种斗争方式并用的方针，强调执行这一方针必须立足于打，只有以军事打击为后盾，才能达到和平争取的效果。天津战役是关系到能否和平解放北平的关键一步棋。我们纵队担任主攻任务，一定要走好这步棋，打一个漂亮仗，才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一纵本来部署在北平外围廊坊一带，阻北平之敌向天津突围。
天寒地冻，泥土特别坚硬，战士们燃起稻草，烤化冻土，构筑工事防北平敌人突围。接到打天津的命令后，部队以急行军的步伐奔向天津外围。全纵队立即展开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政治工作人员向部队作战斗动员，军事指挥员则提前奔向天津外围前沿，熟悉道路和地形。
司令员李天佑亲自率领各师师长到主攻方向和平门外侦察敌情。
李天佑虽然才三十几岁，但他身经百战，赫赫战功已在全军闻名。长征开始时，他已是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了。他率部担任军团前卫、阻击和掩护任务。在新圩阻击敌人两个师，激战三昼夜，掩护中央机关纵队安全渡过湘江。到达陕北后，他又率部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卢沟桥事变后，他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开赴抗日前线。在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斗中，他率领的六八六团和杨得志率领的六八五团担任中间突击主攻任务，与兄弟部队配合，歼灭日军精锐部队1000余人。随后，担任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代旅长，转战吕梁山地区，开辟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长期的极端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使李天佑的健康受到严重的损害，身体极度虚弱。彭德怀得知他的病情后，命令他回延安治病。随后，组织上决定他去苏联治疗，然后学习。1938年底，李天佑取道新疆赴苏，途中辗转周折半年多，到达莫斯科。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治疗，于同年10月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特别班学习。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特别班的学习提前结束。8月，李天佑等十几名中国同志由一名苏军上校护送回国，先到蒙古乌兰巴托，然后计划经沙漠地带，越过中蒙边界，经大青山和黄河进入陕北。
但这条路线已经被日本人封锁，一行人只好又返回乌兰巴托。这时，滞留在乌兰巴托的中国同志很多，因供应十分困难，共产国际派的人也不管他们的生活了，大家都不得不自谋生计。他们当中，袁牧之去导演话剧，冼星海去教唱歌，杨至成去农场锄草，钟赤兵去戏院卖票……李天佑和李世英很想回国，但迫于生计，也只好靠喂兔子暂时维持生活。李天佑从1941年11月底滞留蒙古，于艰难竭蹶之中过了一年多。他日夜渴望回到祖国，重上疆场，痛杀敌寇。
但由于战时困难，党的交通员久去无音。困守异国他乡的李天佑，心急如焚，度日如年。经历了漫长而寒冷的冬日之后，夏天又来到了。可这已经是1943年了！李天佑再也不能等下去了。他终于打听到了一条回延安路线，从乌兰巴托向西，绕过日军控制的中蒙边界，从额济纳旗进入中国内蒙阿拉善盟，再经宁夏、陕西到延安。这条路线迂回曲折长达三四千里，要经过沙漠无人区和国民党统治区，还会有许多设想不到的困难。李天佑一天也不愿意等待了，为了早日回国，重返前线，他宁愿再来一次万里长征。于是，他和李世英扮成蒙古商人，请了向导，每人三匹骆驼，走进茫茫大漠。风沙、干渴、寒冷、暴晒、雨雪冰霜……所有最恶劣的天气向他们袭来，他们风餐露宿，日夜兼程，经过13天搏斗，终于走出沙漠无人区。接着，又机智勇敢地应付过国民党统治区内数不清的盘查和关卡，到达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办事处又等了大半年，才于1944年4月28日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在延安，李天佑参加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聆听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抗战胜利了，他和刘伯承、张际春、陈赓、薄一波、滕代远等同志一起乘一架美国运输机离开延安到达太行山，又从太行山启程，靠两条腿走到了濮阳。就在这时，中央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他不去山东改赴东北。于是，他冒着绵绵秋雨，踏着满路泥泞，昼夜兼程奔赴新的战场——东北战场。
此时，东北全境解放，他率领部队来到华北作战。作为解放军的一名高级指挥员，他知道，全中国的彻底解放就在不远的将来了，而他们现在面临的每一次战斗，都将为那最后的胜利奠定基础。他告诫自己，告诫身边的同志，绝不能掉以轻心，敌人越接近失败就越疯狂，解放天津的战斗，将是一次最残酷，最激烈的战斗。
李天佑带着师长和作战参谋们来到距离敌人前沿工事只有一千多米的李家坟。两军对垒，兵临城下，稍一走近，敌人就拼命打枪打炮。
缩在工事后面的国民党兵只顾着朝外面拼命射击，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摸到他们鼻子底下的这几个“当兵的”竟是解放军的纵队司令员和师长。
李天佑和师长们利用敌人射击的死角，紧贴地面，爬到护城河附近的坟堆中间，拿出望远镜观察他们的攻击目标——和平门及其两侧。眼前的和平门紧贴着护城河，城门被层层迭迭的沙袋封住。城门前有座石桥跨过公路，桥面上堆放着厚实的沙袋。这段城墙伸在两翼的前面，格外突出。城墙上碉堡、暗堡林立，十步一小碉，百步一大碉。各段城墙还有火力支撑点伸出来，火力可以相互交叉支援。判断护城河外是布雷区，雷区外有好几道鹿砦、铁丝网、木桩。和平门内，敌人拆毁了许多民房，造成大片的开阔地，街道上的各种火力可以对着开阔地射击，形成立体火力封锁。
“总攻前，敲掉它！”李天佑当即命令说。
“是！一定敲掉它！”第二师师长贺东升豪迈地回答。
打下了天津，就等于勒住了敌人的脖子天津前线指挥部作战会议后，七纵和八纵领导立即在军粮城七纵指挥部聚会，共商津东方向攻城计划。他们进一步研究了中央军委《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和天津前线指挥部的作战部署。认真分析了津东方向敌军分布情况和地形特点，区分任务，划分分界线，研究作战指挥和协同问题，并要求部队针对敌情、地形特点，抓紧做好思想、组织和物质等一切准备工作。随后，各纵队又分别召集师级干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