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为北宋欧阳修等人所修撰，共225卷，记载起迄年代同《旧唐书》，对风俗的记录更为详尽。如《食货志》由旧书两卷增至五卷，增加了有关屯田、和籴、矿产、职田、俸科等方面的记述，丰富了唐代生产风俗的内容。《地理志》则由旧书四卷增至八卷，大量记录了唐代全国各地沟渠陂堰的开凿和灌溉，以及各地土质和物产情况，如卷三八《地理二》记曰：“河南府河南郡……土贡：文绫、缯、丝、葛、谷、埏填、盎缶、枸杞、黄精、美果、华、酸枣。”这些资料都是研究唐代生产风俗的基本资料。
政书是概述有关典章制度的书籍，代表着作有《通典》、《唐会要》等，许多风俗事象在政书里得到了系统记叙。
《通典》，唐杜佑撰。杜佑（736～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累任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宰相，封岐国公。《通典》从大历元年（766年）开始编纂，先后费时30余年，是我国现存的有关典章制度最大而且很有价值的综合性文献。书中分门别类地叙述了历代典章制度，其中也包括不少隋唐风俗方面的内容，诸如婚姻、丧葬、礼仪、服饰、饮食等。尤其是在该书《食货典》中，记叙了田制、社会组织、赋役制度、户口盛衰、货币流通以及唐代包储、天宝计帐等情况，这些资料对研究唐代经济风俗很有帮助。
《唐会要》，宋王溥修撰，是一部专门记述唐代各项制度沿革变迁的史书。全书一百卷，体例与《通典》相近，大致可分帝系、礼等十五类，每类之下又分若干条目，其中包括许多唐代风俗的详细情况。如卷八十三《嫁娶下》曰：“太极元年，左司郎中唐绍上表曰：士庶亲迎之礼，备诸六礼，所以承宗庙、事舅姑，当须昏以为期，诘朝谒见。往者下裹庸鄙，时有障车，邀其酒食，以为戏乐。近日此风渐盛，上及主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辄万计，遂使障车礼贶，过于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威，既污名教，又蠹风献，违紊礼纟互，须加节制，望请勒令禁断。至十一月十二日勒：王公以下嫁娶，比来时有障车，既污风教，特宣禁断。”有较高的风俗史料价值。原本《唐会要》在传抄中脱误甚多，今流行的《唐会要》系清乾隆年间的校订本，其中第七至第十共四卷为校订时所补。
类书近似于现代的百科全书。唐代所修的类书中，现存较有名的有《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中往往搀杂有一些已散佚的古籍中所载的风俗内容。其中的《初学记》，唐徐坚等撰，是唐玄宗时官修的类书。全书共30卷，分天、岁间、地、州郡、帝王、礼、乐、人、道释、居处、器物等二十三个部分，三百多个子目。全书取材丰富，内容宏博，所记风俗资料颇多，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岁时、节令、祭祀、婚姻、丧葬、礼仪、宗教、居住、器用、饮食、服饰、娱乐等，皆有详细叙述。
2．私家杂记对风俗的记载
杂记为私家着述，包括野史、故事、笔记等。在隋唐数量可观的杂记中，所涉风俗范围广博，无所不包。而且私家与民间百姓联系密切，记录又少有隐讳，史料价值较高。隋唐杂记现存较着名的有《酉阳杂俎》、《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开元天宝遗事》等。
《酉阳杂俎》20卷，《续集》10卷，是唐代段成式所撰的一部笔记。《酉阳杂俎》以其前集记述的风俗为多，举凡婚丧嫁娶礼仪、服饰梳妆、宴饮酒食，乃至信仰禁忌、吉凶预兆，以及少数民族和域外风俗，均有记载。其中所记婚嫁、丧葬之俗，尤为完备，对古代举行婚礼、葬礼的时间、场所、过程等均详为描述。风俗研究价值不可低估。
《朝野佥载》是唐代张鷟记载朝野见闻的一部随笔。书中记有不少有关唐代风俗的情况，诸如迷信、服饰、饮食、丧葬、礼仪、祭祀等，记载言简意赅，通畅明了。如记服饰，“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氆帽，天下慕之。其帽为赵公浑脱，后坐事长流岭南，浑脱之言于是效焉。”由于作者曾流放到岭南，所以对南方风俗有所记录。如卷一记载了南方崖葬风俗：“父母死，于村外阁其尸，三年而葬。打鼓路歌，亲属饮宴舞戏一月余”；“尽产为棺，余临江高山关肋凿龛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柩，弥高者以为至孝。”另外，是书还有关于能工巧匠鲁班的神技及其衍化故事，反映出鲁班传说到唐代已被神化，也颇资参考。
《大唐新语》，唐刘肃着，全书13卷，分三十类，所记起自唐武德初（618年），迄大历末（780年左右），多记太宗、武后、玄宗三朝事，内容以各朝官宦人物事迹为主，兼及其它，包括婚姻、丧葬、礼仪、岁时节日、服饰和游艺等风俗事象。其中以记载服饰和丧葬尤详。如《厘革》第二十一记服饰曰：“故事江南，天子则白恰帽，公卿则巾褐裙襦；北朝杂以戎狄之制，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裤袄子，朱紫玄黄，各随其好；天子多服绯袍。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纹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后乌纱帽渐废，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至贞观八年，太宗初服翼善冠，赐贵臣进德冠。”较详细的记载了当时服饰的沿革情况，为研究隋唐风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撰。是书除记宫中琐事轶闻外，笔触多涉宫外风土人情，诸如节令、游戏、婚姻、饮食、崇尚等，如记婚俗：“李林甫有女六人，各有姿色，雨露之家，求之不允。林甫厅事壁间，开一横窗，饰以杂宝，缦以绛纱。当日使六女毁于窗下，每有贵族子弟入谒，林甫即使女于窗中自选可意者事之。”是书所录风俗，因材料多采自民间传闻，末能详核史实，故疏失舛错之处，亦所不免。但书中所披露的宫室内部之习尚，它书多无记载，为研究上层贵族的风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外，《杜阳杂编》、《独异志》、《宣室志》等对当时汉族社会的风俗也有所载录。《杜阳杂编》，唐苏鹗撰。全书共三卷，主要记载唐朝皇帝佚事、神怪异闻和寺观庙宇等，也兼及社会风俗，如居住、服饰、饮食、宗教、杂技、艺术、俗信等。《独异志》李冗撰令书共3卷，除杂录古事外，也收录不少如礼仪、丧葬、婚姻、道德风范等风俗方面的内容，为风俗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资料。《宣室志》，唐张读撰。该书成以记载有关神仙鬼怪的奇异故事为主，兼及历史遗闻和风俗史料，诸如婚姻、礼仪、宗教、俗信等也有记载，对研究当时社会风貌、民俗风习颇有价值。
《岭南录异》和《北户录》则对旧时岭南地区的风俗民情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岭南录异》，唐刘恂撰，乃作者在广州期间收录民事风俗而成，所录事项涉及风俗范围颇宽。如记广南舂米：“广南有舂堂，以浑木刳为槽，一槽两边约排十杵，男女间立，认舂稻粮。敲磕柄舷，皆有启遍拍，槽声若鼓，闻于数里。”又如记岭南饮食曰：“容南土风，好食水牛肉，言其脆美，则柔毛肥彘不足比也。每军将有局筵，必先此物。或包或灸，尽此一牛。既饱，即以圣齑消之。”这些记载对研究岭南一带唐时民间习俗均有重要价值。《北户录》，唐段公路撰。该书为作者游历广州时作，对岭南风土人情记录颇多，而以饮食、居住等风俗事象为主。如卷三记广州人食俗曰：“广州俗尚米饼，合生熟粉为之，规白可爱，薄而复明，亦食中珍物也”；“广之人食品中有团汴、蚁子酱”，如此等等。
另有《教坊记》，唐崔令钦撰，是一部记载盛唐时期伎艺，兼及音乐、舞蹈、戏剧的专门性着作。书中记一些乐曲的制定、演员的服饰、点戏的讲究等风俗事象及三百多个曲名，是研究唐代娱乐风俗的基本史籍。
唐陆羽撰的《茶经》，则在系统总结唐以前我国劳动人民种茶的经验和作者自己体会的同时，对唐代以前汉族社会的饮茶风俗有所采录。《茶经》全书共3卷，内容包括茶之源、之具、之造、之器、之煮、之饮、之出、之略、之图十节，论述了茶的起源、种类、特性、制法、烹煎、茶具、水的品第、饮茶风俗、名茶产地以及有关茶叶的典故和用茶的药方等，是研究唐代饮茶风俗的重要资料。
3．各地方志对风俗的载述
在隋唐，因政治、经济和中外文化广泛交流的需要，方志学有了很大发展。这方面影响较大的着作有《隋州郡图经》《元和郡县图志》及《诸郡物产土俗记》《诸州图经集》等。这类地志着作较为真实，系统地描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成为研究这一时期民俗史的基本依据。
《隋州郡图经》，又名《隋诸州图经集》《隋图经集记》，100卷，郎茂撰，字尉之，恒山新市人。北周时为卫国令，入隋，官太常少卿、尚书左丞。原书约亡于北宋末年。清代王谟有辑本。据可辑的百余条佚文来看，记及北海、博陵、永安、信都、上谷、灵武、新宁、玉林、江都、雁门、上党、常山、河东、太原、龙泉、绎、魏、涿等十七郡属县的有关情况。按其内容可归为十类，大都为风俗或与风俗有关。如记水体者曰：“（太原郡）毕发水，今俗亦名妨女泉。大车如轮，水色青碧，百姓祀之，妇人不得艳装衣新彩，临这必雨雹，故云妨女，介子推妹也。”又如记物产者曰：“高邑县房子城出白土，细滑膏润，可以涂饰，兼用濯锦，呆致鲜洁。”记民情风俗者如：“并州，其气勇、亢诚、信，韩魏赵谓之三晋，骠悍盗贼，常为他邦惧。”记祭祀者如：“（武安郡）今赵氏数百家每有祭祀，别设位以祭公孙杵臼及程婴二氏。历代相传，号曰祀客。”
《元和郡县图志》，李吉甫（758～814年）撰。李吉甫字弘宪，唐赵州赞皇县（今河北赞皇县）人，曾任忠州、彬州和饶州刺史等官。是书是我国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的全国性地理着作，对唐代各地的一些风俗人情和社会民俗亦多记载。如书中载唐宪宗时使人治瓠子金堤，“值王尊为东郡太守，河水盛涨，泛滥瓠子金堤，以为神之所致。王尊率民众，沉白马祀水神，并亲执玉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后水涨决堤，吏民皆奔走，独尊屹立不动。如是，水不久自行消退。”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抗灾过程中的巫术活动。
此外，隋唐期间大量涌现的佛道经典，也保存了许多有关时人宗教、俗信、饮食、服饰、礼仪等方面的风俗资料，颇有研究价值。
（第二节）隋唐汉族生产风俗
中国古代物质生产的发展在隋唐达到一个鼎盛阶段。由于隋至中唐社会安定，四邻友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远远超越了前代。《新唐书·食货志》曰：玄宗时“海内富实，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唐朝农业发展确已达到空前水平。农业上去了，又可以使更多的人去从事非农业的物质生产，这样，隋唐的手工业和商业及其他部门也得到同步发展。《新唐书·吐蕃传》引杜佑曰：“今大率百人才十人为农，余皆可它技。”由于农业、手工业等各类物质生产的发达，相应地，生产风俗也就较之前代更为丰富。
隋唐两代疆域广大，各地区社会经济和生产情况皆有差异。《隋书·地理志》曰：河北“人性多敦厚，多在农桑”，长平，上党“人多重农桑，性尤朴直”，“汉中之人，多事田渔”，“汉阳、临洮”“皆务于农事，工习猎射”，“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这种相异的生产环境，必然造成此期生产风俗的的丰富而宠杂。
一、农业风俗
隋唐政府重视发展农业。唐代劝农官员的设置，中央有司农卿一人，少卿二人；地方道、州、县的副长官主要职责是劝课农桑。此外还深入乡里，以百户为里，每里设里正一人，专掌按比户口和课殖农桑。《旧唐书·职官志》。武则天时又删定《兆人本业》一书，颁行天下，宣传推广农业技术。《旧唐书·德宗记》、《文宗记》。这是中国官修的第一部农书。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再加上朝廷的重视，隋唐时期的农业生产比过去有了较大的发展，农牧风俗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
1俗重垦辟
隋唐时期虽然实行了均田制，但对于受田之外的荒田的开垦，切不仅不加以限制，而且予以鼓励。《唐律》规定，荒废耕地则要予以处分；占田过限的，只属开垦荒田，则不算犯罪。《唐律疏仪》卷十三解释曰：“若占于宽闲之处不坐。谓计口受足之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其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由于政府的鼓励，为了缓解人口增多的压力，隋唐民间的垦辟之俗颇为流行。隋唐之前，汉族社会对土地资源的开发，一直呈如下态势：由南而北，逐步推进；由中原向两淮，由两淮向江南，由江南向岭南。至唐时，则已扩展到南海之滨；而且，由原先的垦辟平地，而发展到围水造田、开山辟田。肇始于南朝的围田或圩田风俗，在唐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它比过去“决湖以为田”的方法更为科学，既垦辟了沃土，有利于种植，又保留了水源，便于灌溉。到五代时，圩田风俗已普遍流行，成为南方诸国的主要造田手段。
与此同时，在人口压力日益加大，平原可耕地开发殆尽的情况下，垦山之俗应运而生，并于开元天宝间发展到一个高潮。唐代诗人元结说：“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元次山文集》卷七。关于垦山的方法，则与前朝无异，仍为“烧畲”。“烧畲”又称“火田”、“火耕田”，即用畲刀砍到草木，然后纵火焚烧，在草木灰中候雨下种，三年之后，地力衰竭，则另选一处重复开垦、播种。对唐时烧畲的场景，唐诗中多有描绘，如“烧畲晓映远山争，伐树瞑传深谷声”李商隐：《赠田叟》，《全唐诗》卷五四一。；“起来望南山，山火烧山田。微红火如灭，短焰复相连。自言楚越俗，烧畲为旱田”温定筠：《烧歌》，《全唐诗》卷五七七。；“水种新秧粮，山田正烧畲”岑参：《自褒城同行至利州道中》，《全唐诗》卷一九八。等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畲耕风俗。这种耕法尽管简便易行，但毁林开荒，耕作粗放，作物完全依靠自然生长，往往是“火种山田薄”刘长卿：《寒食从刘八丈登近仁楼》。而且破坏了生态平衡，给后世带来了无穷的危害。尽管如此，烧畲垦山的风俗在唐代却一直在发展着。唐代许多在荒山僻野中新设置的县治，就是山地开垦、人口发展的结果。据《元和郡县志·江南道下》记载，南州、汀州，及福州的古田县、尤溪县，渝州的壁山县，合州的铜梁县等，皆系开元、天宝和长安年间山地得以垦辟，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后新设置的。
2南稻北麦格局基本形成
隋唐时期作物的种植的结构比魏晋南北朝时已有了较大变化，唐末韩鄂《四时纂要》载作物品种比北朝时《齐民要术》有所增加，其中粮食作物除传统的粟、麦、稻、黍、菽外，又有薯蓣、荞麦和薏苡等。薯蓣即山药，可能很早已被人们利用，但唐以前未见有记载，可见即使唐以前已有栽培，但也分布不广。荞麦是一种生长期短，适应性和耐旱性强的粮食品种，我国最早的荞麦标本出土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中，甘肃武威也有汉代的遗存发现，但直至唐时，才开始见于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和《四时纂要》中，可见，荞麦在唐时已分布很广。薏苡，其籽实即菰米。在唐人的诗作中，对菰米已有较多的吟咏。如王维《送友人南归》诗曰：“郧国稻苗秀，楚人菰米肥”《全唐诗》卷一二六。说的是今湖北一带水稻秧苗青青时，薏苡即将成熟，菰谷颗粒饱满。可见，薏苡在唐时在南方已有较多的种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