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分，是中国人在论及某种内在关系时常常喜欢使用的一个关键词。应该也是缘分吧！使我在偶然向必然的转化中，在离开武义20多年后又回到武义，完成了《新乡土中国——新农村建设武义模式研究》（以下简称《新乡土中国》）的课题研究。说实在的这是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但事实上却实实在在地完成了。所以，当最终成果摆在课题领导小组诸位成员面前时，我心里想：这不是缘分又是什么呢？
2006年9月28日本课题通过专家评审后不久，我心中怀着对武义无限的感慨之情，带着《新乡土中国》的书稿到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一边给博士生上课一边对书稿进行最后的修改和润饰。
在徐桂兰，以及我在京的博士生海路、孙亚楠、林敏霞的协助下，经过近10天的努力，今天终于杀青，放下文稿方知入夜已深，从留学生公寓5楼窗口，俯视中关村南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望见红光闪闪的汽车尾灯、大大小小的远光灯近光灯与街对面湖北大厦高耸楼顶的霓虹灯、乐圣大楼的招牌灯、大道两旁的广告灯箱交相辉映，组成的北京都市夜景，让我一下子想到了在武义进行田野考察时，近2个月的日日夜夜。特别让我想起武义县城紫金五圣广场、熟溪江畔的大小商店闪烁的红、绿、兰、白、黄五彩霓虹灯，与江滨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在江滨路两岸绿化带及花园广场的映衬下形成的那一幅美不胜收的夜景。虽然一个是首都北京夜景的一角，另一个是县城夜景的一侧，可从城市图像视觉的冲击来说效果是一样的。武义真的变了，20多年前我离开时，留在我记忆中贫穷落后、荒山秃岭的景象，而今天我离开时，留在我记忆中的却是欣欣向荣和山清水秀了！
说是缘分，其实细究起来，都是有内在联系的。虽然这次我与徐桂兰，我的博士生罗彩娟、海路、孙亚楠、林敏霞，硕士生黄兰红、吴桂清，以及武义县的高济敖（县委办副主任）、陈宗瑞（县府办副主任）、王文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金福喜（县农办副主任）、陈先林（县农业局副局长）、钟朝辉（县委办室务会议成员）、张良光（县人大原办公室副主任）等同志组成的课题组，在县委、县政府，以及各有关单位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而有秩序的田野考察，撰写了近40万字的《新乡土中国》，拍摄了2千多张照片。8月28日，又经以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教授为评审委员会主席，由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曹锦清教授，浙江省农办副主任、浙江大学顾益康教授，《三农中国》主编、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贺雪峰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社科处副处长陈华文教授等6人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对《新乡土中国》进行了评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专家们认为《新乡土中国》“既可作为武义县的一份历史的总结，更可为全国乃至世界提供一个新乡土中国的图像”。其实，这一切并不是我们有什么超人的能力，正如顾益康教授在评审中所言：不是徐教授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恰恰是因为他在武义工作和生活了20年，这20年就是他的功底。没有这20年功底，不可能有这个课题，也不会做这个课题，也做不了这个课题。
事实正是如此，这个缘分的内在联系就在这里。这次田野考察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稿成后修改仅花了一周时间，但其内在联系就在于20年与1个月的关系。从1965年到1985年，我在武义工作和生活了20年，作为一个非武义人，20年的生活经历，从20岁出头的年青人，在这个非正式的田野中，一方面是我作为一个异文化者进入武义，对武义的方方面面有了切身的体验和深切的感悟；另一方面是武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对我的熏陶和涵化，用武义人的话说我是武义人的女婿，可以说20年来我生活在武义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尽管离开武义20多年了，但2006年一回到武义，看到发生了巨变的武义，一下子就把我震撼了！20多年来从事乡村研究，见到大多是贫困落后的乡村。近几年来我在探索中国农村何处去的问题，在大有千金难求一答案之时，一见到山清水秀、欣欣向荣，人民富起来了的武义，冲击我大脑的第一印象：这就是我心中的新农村！这就是我梦中的新乡土中国！
正因为有了这种文化的震撼带来的文化冲动，我被武义人正在进行的建设新农村的伟大事业深深地感动了。大脑中所记忆的武义与现实的武义形成了强烈的对照。比较研究本来就是人类学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所以，在今昔武义的比较之中，使我具有了洞察武义新农村建设经验的能力，才有了概括、归纳、提炼、升华武义经验的能力，才有了全力做好武义课题的激情。正是这种20年与1个月之间的内在联系，才使得我与武义的缘分有了从偶然向必然转化的可能。真的要深深地感谢武义给我那20年的生活磨炼和积累。为了纪念这个缘份，我特意请县外宣办主任，我20年前的学生章军，给我在曾经工作过的武义一中校园内，以武义的祖山——壶山为背景，照了一张相，以作纪念。
当然，在此，还要说明的是，我们之所以能在一个月内完成考察，顺利地写出研究报告，更得益于团队精神的发扬。在课题组中，徐桂兰、黄兰红、吴桂清不仅积极投入田野考察，还担负了有关章节的撰稿任务，罗彩娟、海路、孙亚楠、林敏霞4名博士生分别承担了武义模式十个元素的考察和撰稿任务，他们白天考察，晚上整理材料，撰写田野日记，常常到凌晨二、三点钟才休息。真的是一天当作三天用！在撰稿最紧张的几天里大部份人都工作到凌晨，有一晚大家一直工作到天亮。同学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奋战的精神？他们都说：“我们被武义的新农村建设成就深深地感动了！”
县委、县政府参加课题组的几位同志同样如此，他们不仅积极地，主动地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认真审阅提纲，以及研究报告草稿，更是动脑筋，勤思考、善分析，为研究大纲的完善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下山脱贫、村务监督等都是他们提出的好建议。特别要提出的是高济敖撰写了“革命老区：建党与开辟革命根据地”一节；陈先林对“特色农业”一节进行了仔细的审读修改，此节第二稿就出自他之手。王文政对“教育优先”、“文化活力”两节作了仔细的审校，为本书把了关。张良光一边提供了许多相关的资料，一边亲自带领研究生进行考察。钟朝辉不仅随时为我们联系相关的单位，还认真审读了部分书稿；高济敖、金福喜两位对全稿作了认真的审读，大大降低了研究报告的差错，保证了书稿的质量。
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领导是决定因素。本课题之所以能非常顺利地完成，县委、县政府的重视是关键。县委副书记陈增加亲自担任课题领导小组组长，对课题的考察工作作了周密的布置和安排，为课题的完成铺平了道路。县委书记李一飞刚到武义上任不久，十分重视新农村建设，大力支持考察工作，并在评审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县长傅利常还接受了我的采访，十分有见地地畅谈和分析了武义新农村建设的体会、思路和经验。与此同时，对书稿作出贡献的同志还有：
应慧英副县长，在审读了研究报告后，对“教育优先”一章中统计数据的准确问题提供了最新的资料。
冯兴良副县长对“温泉旅游”和“城乡统筹”两章亲自动笔作了修改，并提供了新村设计规划图的光盘。
杨霄雁副县长，专门抽出时间与考察组作了探讨研究，听取了我对武义县打造休闲产业城的意见。
县委外宣办主任章军主动担任起了本课题研究的图片策划工作，曾早上四点钟起床去拍有关照片，更令人感动的是，他不遗余力地把县里几位摄影爱好者的照片搜集起来，刻成光盘提供给我们使用。朱连法、唐桓臻、郎一刚都无偿地把他们拍摄的好照片提供给了我们。
原县科委主任田民主动把自己获得浙江省科研三等奖的研究武义生态的科研成果提供给我们参考。
县继续教育中心的副主任丁耀明，从课题一开始就与他的夫人徐真英一起成了课题组的编外成员，他们为我们当响导、跑图书馆查找资料、解决我们后勤工作的一些困难，丁耀明还与课题组一起参加了对教育系统的考察。
县经贸局的朱晓伟积极配合课题组的调查，协助我们很快地掌握了武义工业园区兴起和发展的基本情况。
县工交科科长徐伟虽然不是课题组成员，却愉快地承担了“工业园区”一节的审阅和修改任务，此节的第二稿就出自他的手笔。
县档案馆馆员巩慧芝、县博物馆馆长董三军等积极地为课题组提供了许多相关资料。
县统计局统计科的同志和明招小学孙广斌老师完成了两千份课题问卷的统计。
孙桂球、朱菊兰，以及畲族老师兰云建为课题组考察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
要列举的同志和朋友还有很多很多，在此只能向所有支持、关心、帮助过《新乡土中国》课题研究的武义父老乡亲们道一声谢谢了！
凡此等等，正是由于武义全县上下、课题组内外相关人员的积极努力和无私的奉献，形成了一个紧密协作的团队，加上课题组所到之处，所遇之武义人无不为本课题的进行不遗余力地提供方便，这也正是武义新精神的外延和展现，才有了本课题顺利地进行，结出了《新乡土中国》的硕果。
《新乡土中国》一书的提纲由徐杰舜提出并确定。各篇章撰稿人为：
（第一章）徐杰舜、海路；
（第二章）徐杰舜；
（第三章）徐桂兰（解读武义：地理与建制、乡土情结：壶山与熟溪、以农为本的人文特征），吴桂清（畲族聚居：柳城畲族镇鸟瞰），高济敖（革命老区：建党与开辟萍革命根据地）；
（第四章）黄兰红；
（第五章、第八章）林敏霞；
（第六章）罗彩娟、陈先林；
（第十二章、第十六章）罗彩娟；
（第七章）徐伟、海路；
（第九章）徐杰舜、徐桂兰、海路；
（第十章、第十三章）海路；
（第十一章、第十四章）孙亚楠；
（第十五章）罗彩娟、吴桂清；
全书由徐杰舜统稿、定稿。
最后，我要衷心地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以及李煜萍编辑精心制作《新乡土中国》，使本书能以亮丽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呈现给2008年将在中国昆明召开的第十六届人类学民族学世界大会。
徐杰舜
二00六年九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