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
我常常在人声嘈杂的地方，偷偷地看着她。比如下课后热闹得像菜市场一样的教室。我的眼光可以被很多人的身影遮盖，放心地落在她身上。她还是老样子，只不过麻花辫又长了些。她以前喜欢穿小圆领的白衬衣，今年跟学校里的很多女孩子一样换成了大领口。我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打量着她，没有我的日子还算平静，她跟吴莉聊天，她歪着头故作用功状，她像最开始那样每天跟周雷一起吃饭，一起回家。现在我得费很大的力气来回忆，认识她之前，我是怎样生活的。这是个苦差事，尤其是在准备高考的时候。
黄昏的教室里弥漫着一股花香，还有隐隐约约的肖强店里的音乐。灭绝师太在教室里兜圈子。“江东你发什么呆？你是不是已经特别有把握了？不然怎么这么闲得无聊？”周围一阵窃笑。师太的声音永远悠然自得，特别是在整人的时候。
记忆里异常清晰的，永远是这些没有意义的片段。那些日子，1997年3月1日，我对天杨说：“咱们还是算了吧。”之后的事情，我自己也很糊涂。可以肯定的只是在那段时间内，大街小巷都在放任贤齐的《心太软》。我对肖强说：“求你别跟着起哄行不行？至少我在的时候你别放，我实在受不了那个人。”
其实那段日子，我受不了任何音乐。难听的自不必说，好听的也不行。那些声音，那些流畅的声音就像是某种液体，不费吹灰之力就钻到我心里一个最软、最疼的地方去。我还以为我已足够坚强。至少我可以装得若无其事。至少我可以对别人的语言、动作、表情或者别的什么无动于衷。可是在音乐面前，我却手足无措。因为这东西不是尘世中的东西，它从天而降，任何铜墙铁壁的防守也奈何不得它。任何音乐，在那段时间，古典、爵士、华语歌，甚至琵琶独奏，都让我心生畏惧狼狈不堪。我怕它们。
某个午后，我路过音乐教室。音乐老师正在辅导我们高三一个准备考音乐系的女孩弹钢琴。跟她说这儿快点，那儿慢点。两秒钟后，我就听见一阵音乐，不知是贝多芬，还是莫扎特，夹着音乐教室好得不能再好的共鸣，在狭长的走廊里华丽地注视着我。我咬了咬牙，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就该下楼了。走到楼梯口却终于忍不住，像逃命一样地往楼下冲，直冲到完全听不见一点声音的那一层，喘着粗气对自己说：丢人。
那天晚上我又梦见了我的火车站。天杨穿了一条鲜红色的连衣裙，坐在火车顶上。汽笛悠长，我说天杨你要去哪儿？她说你没看见我的红衣服吗？我要结婚了。我会寄明信片给你的。火车开了，我醒了。一身的汗，电话铃就在这个时候响起。我“喂”了好几声，那边一点声音都没有。
“天杨。是不是你？”我说，“天杨，我知道是你。天杨你怎么不说话。天杨，我想你。我真想你天杨。”不管了，我终于说了。然后我听见一个老头儿的声音：“不好意思，我打错了。”
要是我今年不是十八岁，而是二十八岁就好了。我就有更多的办法，更多的力量。那时我常常这么想。不过我现在才明白，你永远没有足够的办法和力量，因为永远没有一件事是等你完全准备好了以后才发生。举例说，那天下午，我又碰到了方可寒。
那是星期六的傍晚，老地方──篮球馆的地下室，我看见方可寒和隔壁班的一个男生打得正热闹。那男生扭着她的胳膊，她也不是个省油的灯，用剩下的一只手在那男生脸上留下五条美丽的血道子。那男人没种，惨叫一声把她推开，一转脸看见了我，就狼狈地拎起书包蹿了出去。她缩在墙角，头发滑下来挡住了脸。
“方可寒。”我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还真是有缘分，我想。不仅是和她，还有和这个地下室。她抬起头我才发现，血从她的鼻子里不断地涌出来，衬得她脸色惨白。
“把头仰起来。”我说，“要不要紧？”
“没事。”她的声音有点哑，“是刚才那家伙一推我，我撞到墙上去了。”
很多张可怜的餐巾纸变成了桃花扇。“要多仰一会儿头。”我对她说。从我站的角度，正好看见她漆黑的眼睛。
“拜托你帮我看看，我衣服上有没有血？”她说。
“有一点儿，在裙摆上，不过不要紧。”
“妈的。”她骂着，“这条裙子是我今天刚刚换上的，得干洗。”
“你还来干什么？”
“你以为我想来这鬼地方？”她瞪着我，“那个家伙在我这儿赊了Ｎ次账，我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结果他还要和我耍赖。我就说我要去跟校长讲你也是我的客人，我是诈他的，他就急了，真是个傻×。”
“上楼去洗个脸吧，”我说，“要不怪吓人的。”
“不用。”她说得很干脆，“不想撞见人。”
“那你就这样走到大街上会影响市容，不信？”
她笑了。
我们穿过走廊的时候，夕阳西下，让许多投在我们身上的惊讶的眼光变得不再那么刺眼。她今天没有化妆，很简单的黑色上衣和粉红色的半身裙，看上去没有平时那么妖。
“你有什么打算？”坐在麦当劳里的时候我问她，“你准备考大学吗？”
“当然要考。”她笑，“这个地方已经快把我憋死了，我现在做梦都想去座大城市。”
“我也是。”
“而且要是我考上大学再去坐台的话会赚很多的──女大学生嘛，你知道吗？在北京有些夜总会，比如‘天上人间’，一晚上三千不算什么。”
“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打趣她。
那天晚上我们就这样聊了很久，气氛不可思议地平和，一点儿没有我们往日的那种剑拔弩张。我们聊的都是筒子楼里的伙伴，她告诉我谁当兵了，谁考上大学了，谁在酒店做服务员，还有那个小时候总是联合所有女孩子孤立方可寒的“小特务”，她曾经跑来求方可寒“带她入行”。
“你知道‘小特务’那时候为什么那么恨我吗？”她笑着问。
“小的时候哪个女孩不恨你？”
“才不是。”她故作神秘地停顿，“因为‘小特务’喜欢你。可是每次都是我去你们家写作业。”
“有这事儿？”
“怎么，动心了？这容易，我有‘小特务’的呼机号，不过她现在比我混得好，跟她睡一晚上可贵了。”
“别胡说八道，我他妈不是公牛。”
“就是，让你的宋天杨知道了还不吃了你。”她说，“忘了问你，宋天杨小朋友好吗？”
“散了。”我勉强地笑笑。
“为什么──”她大叫一声，惹得邻桌的人都看她。
“没什么为什么。”我胡乱地应付着，“就是没意思了。”
“你哄鬼。”她打断我，“别拿我当傻子，你才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她紧紧地盯着我。我低下头，拨着杯子里的冰块。
“江东，你跟我说实话。”她不依不饶，“是不是跟我有关系？”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不敢看她的脸，只是注视着她略略痉挛的手指。我还以为她会把她手里的汉堡对着我的脑袋扔过来，但是她半天没有声音。
两行泪从她的脸上滑下来，她看着我，慢慢地说：“妈的江东，你怎么这么傻？”
｛天杨｝
我坐在台阶上，台阶很凉。晚自习的铃声响过，走廊里寂静了下来。我没有跟着人流回到教室，变成这寂静的百分之一。我知道这种行为叫“逃课”。可是我得等他。下午上课前他出去了，就一直没回来。
“天杨。”他站在十几级台阶下面望着我，“你怎么不上课？”
“你不也没上课吗？”
不对。我不能第一句话就搞出这种氛围。我说：“我等你。”
“等我？”
“星期六的时候我看见你和方可寒在一起。”
他不说话。
“这就是真正的原因吧？你可以跟我分手，但是你不能拿我当傻瓜。你必须告诉我，你是不是因为她才──”
“是。”他干脆地承认。
我笑笑，“还好你没骗我。你是真的喜欢她，对不对？”
他说：“天杨。”
我问：“那你还喜欢我吗？”
他说：“天杨，实话告诉你我今天特别累，我现在不想说这些。”
“你必须说，我有权利知道，你还喜欢我吗？”
他艰难地点点头，“当然。”
“你喜欢我，可是我爱你。这就是咱俩的区别。”
“天杨，你这样说，你想让我回答什么呢？”
好问题，我到底在等待什么？
“天杨，要是我真像你说的拿你当傻瓜的话，所有的事儿就没那么难办了。肖强就说我傻，说我为了打苍蝇打碎了花瓶。我本来可以撒谎，对你撒谎也对我自己撒谎，但是我不愿意。因为我和你的……事情，是我心里最干净最珍贵的东西，我宁愿不要也不能弄脏它。信不信由你，天杨。”
“我信。”我笑笑，“我还没看出来你这么伟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吧？然后你就这么伟大地把我牺牲掉──为了你心里最干净最珍贵的东西，这样你就平衡了、满意了。因为你已经付出代价了，而且还是挺大挺疼的代价，很多年后你回想起来也可以自我安慰：毕竟你自己惩罚过自己了。可是你怎么知道我愿不愿意当你的‘代价’？你们男人就是这点贱，明明是自私没用还非要硬逞英雄。”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天杨？”他停顿了一下，“你这叫自说自话。”
“随便你怎么说。其实我早就发现了，你可以没有我，我不行。不管你心里多难过，你也还是可以没有我，就像你自己说的：宁愿不要也不能弄脏。可是我和你不一样。我是宁愿怎么样也不能‘不要’。你知道我看见你和方可寒在一块儿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吗？我想：这下好了，我终于找着一个理由去跟你再说两句话，吵架也好，哪怕对骂也行。这些日子我想和你说话想得整个人都快爆炸了。”眼泪突然涌上了我的眼眶，我咬着牙把它咽了回去，“江东，我要你回来。”
他从楼梯下面走上来，紧紧地搂住了我，那么紧，也不管这还是在学校，也不管要是让老唐或者其他老师撞见的话绝对吃不了兜着走。他说天杨我们一起死吧，他重复了很多遍这句莫名其妙的话。我狠狠地咬他的肩膀、他的胳膊，他也不放开我。
“你知道我这几天多想你吗？”
“知道。”
“可是你不能体会。”我抬起头，看着他。
“天杨。”他捧起我的脸，“告诉你件事儿：方可寒她可能快要死了。”
｛江东和天杨｝
那天晚上从麦当劳出来的时候，方可寒异常的安静。晚风吹上来，这座城市难得有一点闲适的味道。她把头发扎起来，冲我一笑，眼睛亮闪闪的。我以前从来没有这么细致地观察过她──我是说在床上的时候。
我送她回家。穿越最繁华的商业街，路过北明，抵达没有人的堤岸。曾经你只要走上这个堤岸就能听到工厂里机器的轰鸣，不是那种刺耳的轰响，那声音远远的、沉沉的，好像来自地心，听惯了之后还觉得它很家常。
“江东你还记不记得？”沉默了很久的她突然开了口，“高一的时候，地理课，讲城市布局，老师就拿这间工厂举例子。”
“怎么不记得，”我说，我到现在也能想起那个老师的语气，“开什么玩笑？河边也能盖印刷厂？幸亏那厂子如今倒闭了，否则让来旅游的外宾看见，笑话不笑话？”那年我们这儿办国际旅游节，来了好多鬼佬和小日本。
老师话音落下，大家哄笑。在我们学校，大家嘲笑起我们所居住的这座城市都是毫不犹豫的。哄笑声中我环顾四周，突然发现原来没有人认为自己属于这个地方。
“那时候我才突然发现，”方可寒继续说，“所有同学里只有我是从那间工厂的子弟中学来的。”她微笑。
“子弟中学那年考来北明的，是不是只有你？”
她点头。我突然想：要是那天，在哄笑声中环顾四周的我撞上她美丽的眼睛，那我高中三年经历的，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筒子楼里的灯光悠长，走廊里堆得满满的旧报纸、大白菜、自行车零件、蜂窝煤。水房的管道一定是又堵过了，地板上还是湿湿的，凹陷的地方汪着一摊一摊的水。小时候水房堵塞的日子是大人的灾难、孩子们的节日，在大人们污言秽语的诅咒声中，我们高兴地脱了鞋袜，踩着运气好时能淹没到脚踝的水在走廊里一边追逐一边喊：“水灾──发水灾了──”
方可寒那时不屑于跟着我们疯，只不过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我无意中开门看见了她。那天水房堵的超常的严重，直到晚上脏水还不退。漂了一地的烂菜叶菜帮，还有一楼道的潮气。她走出来，左右看了看，长长的走廊寂静无声，她没发现我，然后她拎着她那双红色的小塑料凉鞋，轻轻地但是兴奋地踩进了水里。刘海儿垂下来，遮住了她专注的眼神，那个场景就像做梦一样。
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站在走廊里，用称得上是警惕的眼光看着我们。方可寒笑笑，“你能不能认出来她是谁？”我当然认不出。方可寒说：“她就是戴明和武艳的女儿。”戴明和武艳，是我们筒子楼里的“梁祝”。那时候他们俩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年纪，戴明很英俊，武艳很丰满。戴明为了武艳腰里别了三把水果刀单枪匹马去和七十二中的一群人叫板。那天晚上静静的楼层中回荡着他们两家大人打人骂人的声音。后来他们俩一起离家出走，又一起被大人捉回来；再后来，我就不知道了。
“那个时候。”方可寒说，“我做梦都想长大以后像武艳那样遇上一个戴明。”
“他们俩现在在干吗？”
“开始都在工厂，现在戴明就在楼下开了间小卖部，武艳好像是在饭店上班，他们住的是你们家原来那间房。”
“噢。”
“进来坐坐吧。”她打开了日光灯。
“你爷爷奶奶呢？”
“爷爷前年死了，奶奶现在常常住我姑姑家。”
“噢。”
“喝水吗？”
“行。”
她倒水的时候突然弯下了身子，蹲在地上一动不动。我说：“方可寒？”然后看见一滴血滴在地上。
“没事。”她仰起头面对着天花板，“都是那个狗杂种，推得也太狠了。”她洁白成苍白的脖颈上有一抹血痕，延伸着，直到她美丽而嶙峋的锁骨。
“要不还是去医院看看吧，可能是碰伤了，得上点药什么的。”
“哪儿那么娇气。”她笑笑，“我又不是你的宋天杨。对不起我忘了，不该戳你的痛处。”
“去死吧你，”我说。
“江东。”她把一团卫生纸塞进鼻孔，“我会记住，你是第一个为了我跟自己女朋友分手的男孩。”
“夸我呢还是骂我呢？”我笑，“有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儿。”
“妈的你取笑我──”她大笑，一小股血又溅出来，那团卫生纸一下就变红了。
日光灯在我们头顶嗡嗡作响，那响声由无数声音的斑点构成。急诊室年轻的小医生躲闪着方可寒热辣辣的眼神，“要是像你说的，你最近还常常发低烧的话，星期一来查个血象。”
“血象？”方可寒绽开了她注册商标式的微笑，“那是什么东西？”她特别把声音调整到一个微妙的角度，完全是出于职业习惯，就像某种本能。
我们都在肖强的店里，我、江东，还有肖强。方可寒不会再来了，至少近期内不会。
肖强已经抽到第五支烟，还是一言不发。
“就像演电视剧一样。”江东突然奇怪地笑笑。
室内寂静，只有蔡琴在唱歌。
“当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是那样万般无奈的凝视，渡口旁找不到一朵相送的野花──”
我又感觉到了那种巨大的寂静。江东的手突然摸索着伸了过来，扫着我的指尖，最后终于抓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还是那么大，可是很凉。
周雷的手很细致，但绝不娘娘腔，它有种烘干机里的热气的质感，让人舒服。虽然“幸福”和“舒服”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但至少这舒服令人快乐。
我说：“周雷，张雯纹死了。”
他问：“谁是张雯纹？”
我原谅他。他最近被简历、面试、招聘会搞得焦头烂额找不着北，总是喜欢把头枕在我的腿上装死。
“什么记性？就是那个《蓝色生死恋》！”我一点一点抚弄着他的头发。他闭着眼睛，很舒服的样子。“想起来没有？”我问。
不回答。原来睡着了。这人真有福气。
病房里的楼梯很长，有时候我总觉得只有音乐才能把这种长描绘出来。我站在楼梯的拐角，身后是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多年前，方可寒就是从这儿离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