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他真的神经出了问题？午饭时杨宪益看到这个他痛惜已经死了的同事有说有笑，显然比自己活得更好，他迷惑了，为什么他听到的声音是那样真真切切呢？“会不会有阴险的坏人藏在外文局某个角落里，用无线电发射只有我一人才能听到的信息？”杨宪益反复分析着，却找不出确切答案，他甚至后悔年轻时没有好好学习科学。虽然中学时学过生物、化学，成绩也不错，但他从未学过电学或电子物理。他突然想起了学化学时遇到的“同位素”（isotope）一词。虽然他并不清楚它的真正含义与用途，但他知道它来源于希腊文的isos（同等的）和topos（位置）。杨宪益心头一亮，既然无线电发射与接收需要同等波段，那么也许有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食物或饮水或其他他无法知晓的方法将“同位素”注入他的体内，使他们可以通过自己手中掌握的“同位素”，向他发送只有他才能听到的信息。但这究竟是为什么？他百思不得其解。是那些阴险的坏人想像操控木偶一样，指使他犯罪，却不暴露他们自己的嘴脸？还是要把他逼疯，让他自己做出疯狂的举动？
杨宪益开始同幻觉中的声音辩论，试图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以便从他们的险恶计谋中挣脱出来。但在别人看来，他确实有点精神失常，因为他常常自言自语，有时是悄声低语，有时则高声争辩。一天晚上，戴乃迭和孩子们都已睡觉，杨宪益独自坐在客厅里冥思苦想。突然，他听到一个声音，一个既熟悉又神圣的声音在说：“杨宪益不是坏人。”他一下子站了起来，激动无比，充满感激地对着空中的声音说：“主席、主席，您说得对，我不是坏人……”
说话声惊醒了戴乃迭，她走出卧室，看到自己的丈夫站在客厅中央，目光迷离，眼含热泪。“你在跟谁说话？”戴乃迭问道。现实的声音倒是让杨宪益吓了一跳，当他定下神来，认出眼前的戴乃迭，他忙说：“我听到毛主席说杨宪益不是坏人，他老人家说我不是坏人！”杨宪益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似乎生怕妻子不相信自己听到的圣言。
此时此刻，戴乃迭从杨宪益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什么？她心里又想到了什么？她害怕自己的丈夫精神失常吗？她担忧他的生命安全吗？戴乃迭自己尚未受到红色风暴的冲击，即便她对这场革命有任何怀疑和害怕，她也丝毫没有表现出来。在一封接一封的家书中，戴乃迭只是客观地、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报道着她的所见所闻。
“外文局在文革中经历了一场大动荡，各个部门的老领导都被打倒、靠边站，由普通群众取而代之，”戴乃迭在1967年2月的信中写道，“你们也许已经从报纸上看到，小学和中学的孩子们下星期就要复课了。家长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这些孩子们已经自由放任了七个月没有上学。”戴乃迭及时地、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中国历史，为外界了解那个闭关锁国、大搞革命运动的中国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她告诫母亲切不可完全相信西方媒体，“尽是些耸人听闻的故事，虽然有些是真实的，但从整体看是有些歪曲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戴乃迭自己也看不到运动的全貌，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一次，杨宪益批斗会在食堂举行。造反派们把三张餐桌摞起来，命令杨宪益爬上去，弯腰、低头、后举双手做“喷气式”。“老实交代，你同赫鲁晓夫什么关系？为什么支持他？”三张叠加的桌子摇摇晃晃，杨宪益站在上面离地面足有七八尺高。他生怕革命群众一时情绪高涨，推了桌子，那他难免会断胳膊断腿甚至断脖颈子。他一直在想，一旦有人动粗，如何才是最佳坠地姿势，能免受重伤。所以革命群众的严词声讨，振臂高呼，他几乎一句都没有听进去。试想，如果戴乃迭也在批斗会现场，她能不为丈夫担惊受怕吗？
3月份，戴乃迭写道：“外文局的事务有些混乱，夺权的造反派没有得到大多数革命群众的支持……”4月份，“外文局仍然没有稳定的领导，其他派系拒不承认二月份夺权的一派。”那时全中国都是如此混乱——夺权，反夺权，派仗从文斗上升到武斗，甚至动用了真枪实弹。
各派忙于互斗，杨宪益受到“冷落”，被分配打扫厕所。打扫厕所好歹也是个工作，让他有事情忙碌着，有了责任。本就是个责任心强的人，杨宪益对新工作一丝不苟。马桶、小便池中经年累月积淀的厚厚污垢都被杨宪益一点一点地用小刀刮掉了。很快，臭气熏天的《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厕所就变成外文局最干净的厕所了。连不同派别的造反派们都对杨宪益的清洁工工作点头称是。
后来，杨宪益的工作岗位又从厕所升级到厨房，他被派到食堂捡煤核。这本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但食堂在外文局办公楼后，堆成小山似的煤灰堆又在食堂外的角落，这里是远离运动喧嚣的一隅，杨宪益喜欢它的相对清静。每天在煤灰堆里扒，挑拣尚未燃尽的煤核煤渣；活儿虽脏，但杨宪益喜欢户外的空气，又无人干扰，有时间遐想。杨宪益从捡煤渣想到灰姑娘。这个西方家喻户晓的童话有着种种不同版本，杨宪益对其了如指掌，甚至四十年代在北碚编译馆工作时他就考证过灰姑娘的故事早在八九世纪就已传入中国。他幻想着有一天，也会有个仙母娘娘降临，给他变出一架南瓜马车，把他从苦难带进王宫。
五十三岁的杨宪益为自己如此沉浸于童话故事感到可笑，但又忍不住对童话世界的憧憬。直到有一天，一辆当代吉普车驶进他的生活，把他带走了。虽然没有带进王宫，却也把他带进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自红八月开始，在一年零八个月的社会大动荡中，戴乃迭始终相信不久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很多餐馆都被革命群众接管，并且关闭了，”运动初始时戴乃迭向母亲报道，“这并非因为缺乏食品，而是他们认为去餐馆吃饭是资产阶级生活习惯。我想过不了多久这些餐馆就会重新开放。”
她也总能找到一些趣闻逸事报告给家人。1967年2月，戴乃迭给姐姐希尔达的信中描写了一段批斗陈毅的故事：革命群众命令陈毅背毛主席语录，陈毅从命，说：“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小将们大怒，“嘿，我们从没有在毛主席著作中看到这句话！”他们拨通了总理办公室电话，周恩来总理证实毛主席的确说过这句话。
再乏味的生活，她也总会从中发现美好。1966年10月的家书中，戴乃迭写道：“这是北京最迷人的季节——一个阳光灿烂的金秋。不过今天雾蒙蒙的，有点像英国。我的花园里夏、秋两季花卉争相盛开，有大丽花、百日菊、金盏花、月季、菊花。每天天刚蒙蒙亮，我就会出门，沿着外文局大院外的马路捡驴粪，回来后把驴粪同树叶混合起来做肥料。前两天，住在外文局大楼的几个外省红卫兵看见一个外国女人大清早拾粪，看得目瞪口呆。然后他们向我跷起大拇指，大声叫道：好！”热爱劳动是党教育孩子们的美德之一，所以见到清早拾粪的戴乃迭，吃惊之余他们会大声叫好。
家庭雇用阿姨在“文革”中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也被废除。戴乃迭这样报告了家里的变化：“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阿姨了，大家都学会了做家务，家里比从前还干净……孩子们强调要自力更生。”自力更生是党给年轻人培养的又一美德。
“春天说来就来了，一卷风、一阵土、一片花开。”戴乃迭在1967年4月的家书中先报告了造反派之间的内讧，然后就转向了春天。“我园子里的紫罗兰都开花了，月季、鸢尾、菊花也都发出了新芽。”
当时，养花种草都被列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遭到批判。戴乃迭的小花园在席卷全国的红色风暴中得以幸免，无疑是个奇迹，这也许得益于戴乃迭的特殊身份。但这种置身于运动之外的境况很快就结束了。
1967年8月27日，戴乃迭告诉母亲她很快要去延安、大寨学习参观，并向母亲介绍了大寨的先进事迹。后来，当她为自己房外的花花草草积肥时，她会说，我在向大寨学习。
1967年9月5日，戴乃迭在给希尔达的信中说，小学校终于要复课了，“今年春天计划复课时，纪律成了大问题。缺乏纪律，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是这场全民‘大民主’的副产品。”她还不失时机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混乱状态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补偿，因为“年轻人学会了自我思考，挑战权威——这样的思想从前在一个强调统一和服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正如毛主席说的，共产党人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刘少奇却倡导大家做党的‘驯服工具’，这是一种奴性心态，完全是有害的。”
戴乃迭自己是一向注重独立思考的。
1967年10月8日的家信，戴乃迭向母亲报告“文革”有了很大进展，实现了两派的革命大联合。“几个月来不断升级的派仗终于偃旗息鼓了，高音喇叭的对擂——简直让我烦透了——也终于消停了。”新的运动方向是“斗私批修”，戴乃迭觉得也许很快外文局就会出现得到群众支持的领导班子。
戴乃迭还向母亲报告了自己国庆前夕出席人民大会堂国宴的细节，还有国庆节在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国庆游行：“五百多人的游行队伍整齐划一地从天安门前走过，其中就有烨和荧。尽管今年的游行准备得仓促，但仍然五彩缤纷，毫不逊色。”
戴乃迭还利用国庆假期骑车去郊外曾经下放劳动的大队访问老乡。这是戴乃迭节假日常做的一件事，她与曾经“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农民结下了诚挚的友谊。这次下乡访问戴乃迭又和社员们一起下地劳动了半天，“他们从来不让我干重活，我这次干的是收割芹菜，再捆成捆儿，好运到城市。每次社员们都会特意为我准备一个小板凳，因为我不会向他们那样长时间地蹲着。”
1968年3月25日的家信，戴乃迭详细报告了孩子们的情况：荧每周都要回家住几个晚上，因为清华大学的两派仍然没有联合，每天晚上10点钟两派大喇叭开始高音战，吵得大家没法睡觉，荧只好回家补觉。荧回到家里会帮助打扫卫生，做好多家务；小女儿炽则认为追求干净是资产阶级的缺点，对此表示不屑。“但她也忙着做好多事情，比如她正在为初学者编一本英文课本，里面尽是些革命词语，如‘我们热爱毛主席’‘工作是什么？工作就是阶级斗争’‘他们正在教室里进行阶级斗争’等等。”
戴乃迭还说烨的毕业班正在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班一结束他们就会奔赴各自分配的岗位去工作。这些本应1966年夏毕业分配的毕业生们，已经从去年10月开始领工资了。
就在前一天，3月24日，周日，戴乃迭还骑车又去了她曾经下放劳动的公社，她的房东现在负责养猪，要清猪圈，社员们都坚持不让戴乃迭跟去干活；“他们一定认为这活对我来说太脏了，派我去割韭菜、捆韭菜，后来又去擦保温育苗的玻璃罩，除黄瓜苗地里的草，总之都是些轻活，很适合聊天。”好几家社员都争着请戴乃迭去吃午饭，最后戴乃迭还是去了房东家里。有一个正在休产假的邻居让戴乃迭下次来带着相机，给她和她的婴儿照相。戴乃迭说：“我虽然不是个好的摄影师，但我春节期间为他们拍的照片大家都很喜欢，很珍惜。我很高兴能为他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小事，因为他们对我实在太好了。”社员们都亲切地称她“戴大姐”。
戴乃迭和孩子们的生活似乎一切如常。
然而不久后，戴乃迭两周一封的家书突然中断。
再之后，便轮到戴乃迭自言自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