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早在解放前就十分反感国民党，以至于为共产党收集情报这么危险的事他也做，所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解放后会蹲共产党的监狱，而且是连妻子也一同身陷囹圄。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的反复洗涮，早已使杨宪益身心俱疲、精神难以承受，所以入狱时能够无动于衷、平然面对；出狱后则反而庆幸虽身在高墙之内失去自由，却也避免了更无规则更不可测的灭顶之灾。
“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这是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第二部的卷首题词，他是想用这样的话来说明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巨性，这当然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来说的，而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看来，这话就不免带有嘲讽的意味。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杨宪益的日子过得虽然并非全无烦恼，但毕竟还有欢乐，有舒心，可是1955年以后，生活就开始越来越不顺心，一直到他被捕的灾难降临。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国范围内的“肃反”运动由此正式开始；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对运动的深入开展做了进一步的强调。运动内容一是社会镇反，打击公开的敌人；二是党政军民等机关内部肃反，清查钻入革命队伍内的敌人；同时对一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进行审查。运动在秋天进入高潮，运动中出现了斗争面过宽甚至逼、供、信的问题，于是10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群众已经发动之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健康的指示》。
这年夏天，连续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杨宪益在后来的回忆录里提到过，中国作协召开全国大会，他是常务委员会委员之一，自然接到参加大会的邀请，可是大会召开之前，有关方面却又通知他不必与会，并要他将入场券交回。
杨宪益说这件事使他的心情“极为沮丧”。当然原因并不是杨宪益对作协及其会议非常看重，而是由此传达出一种信号，预兆不祥。
之后杨宪益准备与妻子到北戴河去避暑，又突然接到通知，说由于他有些历史问题没有搞清楚，需要接受审查，所以不得外出度假。一个星期后，单位办公室又来通知说，考虑到戴乃迭是外国专家，他还是可以去度假的。
有了这么一个插曲，杨宪益度假的兴致当然会大打折扣。夏天去度假，问题并没有解决，想想之后的秋天是算账的季节，身虽在度假胜地，心情还会轻松吗？
杨宪益自解放前开始，结交了许多外国朋友，有各国使馆人员，也有其他人员，原因即与他夫人是外国人有关，也与他的工作及趣味有关。后来他在牢中，曾被审讯坦白交代社会关系，他竟一口气列了五十来个外国友人的名字。组织上讲他有历史问题，主要指的就是他的这些“复杂”关系。组织上针对此开展调查，虽然并未找到什么涉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当然也就意味着未找到他完全清白的证明。
杨宪益发现自己的身份地位悄悄起了变化，首先是他的专家待遇被免去了，变成了一般翻译；党的一些会议不再请他参加了。在1960年前后，组织上又翻出他在解放前说过的“狡兔三窟”这句话，大加玩味。尽管杨宪益解释说那是因为当时生计艰难，他既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又在几所大学兼课，这句话指的是这个意思。可是组织上仍然怀疑不已，他们更倾向于相信他是脚踏三只船：国民党、外国帝国主义、共产党。
“你是不是同时在为三方面工作呢？”他们问他。
杨宪益对此完全没有思想准备，骤听之下，震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对方却以为击中了他的要害，于是趁热打铁，再进一步，说：
“现在该是你彻底交代自己所作所为的时候了！”
杨宪益暗想，噢，原来你们一直怀疑我是个双重间谍，表面上装出一副忠于中国共产党的样子，实际上是为外国某个秘密机关工作的一名间谍！杨宪益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这感觉使他非常愤怒。可是对方却不理会，竟派人给他送来一大沓稿纸，让他写交代材料。杨宪益气愤地在第一页纸上写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十个字，就把纸张退了回去。
杨宪益从此感觉头上笼罩了一团他称之为“政治疑云”，到眼下确认自己已被当作了一名“政治可疑分子”，因此非常沮丧，情绪低沉。好在工作如旧，同事们对他的态度未变，他才稍感安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单位新领导在审查本社以前出版的图书中，发现一本国内作者写的中国古代简史，原著的每一章的结尾处都整段整篇地引用毛主席语录，以至占了全书的一半篇幅。在文章的前后整段整条引用毛泽东的话，是当时流行的做法，以表明用毛泽东思想统摄一切、指导一切，但像此书如此大篇幅引用还是比较少见的。
杨宪益在翻译时，认为这种画蛇添足完全不可取，既会使外国读者不解，也可能使他们笑话，因此在征得编辑的同意后，把这部分毛主席语录统统删掉了。
这件事可不得了！单位领导觉得无比严重，但最后把责任加在了编辑头上，竟把他定为反革命分子，下放农村改造。杨宪益虽然侥幸逃过一劫，但也出了一身冷汗、窝了一肚子气。
不知是什么，触动了戴乃迭的思乡之情，是在大跃进期间，戴乃迭忽然想回英国一趟，若无特别缘故，一般原因总不外乎是她母亲年事已高，而她自己自四十年代初跟着杨宪益到中国来之后，就一直未曾回过英国，算起来也将近二十年了！她打算带着小女儿一块儿走。
杨宪益身为英国女婿，理应陪同妻子回国，拜见一下岳母，述一述职；英国是他的留学之地，他在那里曾有过那么美好的时光、那么美好的回忆；打下了学问的基础，有过那么丰硕的收获。暌违多年，也该旧地重游，回首人生，感慨一回岁月，感慨一回人生。可是当向组织上写申请报告时，他却放弃了。他想到这几年来他遭遇的麻烦，如果申请夫妻俩一同出国，很可能会被打回票，反倒连累得妻子也走不成了，而妻子单独申请的胜算比较大。
事实上，戴乃迭的单独申请也大费周折。单位领导找出许多借口，不肯同意。戴乃迭被逼无奈，竟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这才得以成行。
直到二十年后，政治空气已不同了的1979年，英国的中国研究协会在里兹大学举行年会，杨宪益才借受邀与会，偕妻子回英国探亲。同时受英国学术委员会的邀请，在伦敦进行一次有关中国当代文学话题的演讲。那是他一别英伦四十年后，第一次故地重游。
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到六十年代中前期这段时期，虽然杨宪益不时遇到种种不愉快的事情，但因对他的“问题”一直未定性，也就一直未有一件具体的什么事情给他戴个什么帽子、定个什么罪行，所以尽管不痛快、不顺利，但也总还算平安，工作照常、上班照常、翻译照常。
可是到1965年的时候，忽然有一天，上面来通知杨宪益，叫他把手上正在翻译的《红楼梦》停下来。解放以来，翻译的题材与政治形势一直结合得很紧，杨宪益最初还以为是《红楼梦》不合形势了，谁知不是。因为不仅是《红楼梦》，还叫他把所有的翻译工作都停下来。原因呢？杨宪益心知不妙，仍忍不住要问，可是领导不说。杨宪益这才感到，悬在头上已久的达摩克利斯剑，终于要落下来了！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洪水似地涌来了。许多稀奇古怪、闻所未闻的事情一夜之间，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人们面前。
几年前，杨宪益他们在北京东城区一个叫八宝坑的地方住过。那是反右运动过去不久的一天，一位陌生的身份神秘的年轻人来见杨宪益，说他们了解到他在解放前曾为地下党做过工作，为中共收集过一些国民党的情报，组织上对他那时为党所做的工作成效予以肯定，现在来找他，是想把昔日的那些渠道恢复起来，为党收集消息和意见。并说他们可以提供在北京城东的一所带庭院的房子给他们居住。
杨宪益欣然同意，事实上他也不能随便拒绝，何况还有那么适意的房子居住，比住在现在火柴盒般的公寓楼里强多了。于是他们就从西城区的百万庄外文局专家楼搬到了八宝坑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