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舅父庄思缄先生
进学校的一件事，在三十年前——正当前清的末年——是一个破天荒，尤其是在那时女孩子的身命上。我是我家中第一个进学校的人，故所需要的努力更是特别的大。虽然后来在上海所进的学校绝对不曾于我有什么益处，但饮水思源，我的能免于成为一个官场里的候补少奶奶，因此终能获得出洋读书的机会，却不能不说是靠了这进学校的一点努力。而使我怀此进学校的愿望者，却是我的舅父武进庄思缄先生。
我的这位舅父是我尊亲中最宠爱我的一位。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舅父便同了舅母和表兄表弟到广西去做官。但因为外祖母是住在武进原籍的，所以舅父也常常回到家来看望她。那时我家已把自己的大房子出赁了，搬到外祖母家的一所西院中住着。（我家虽然仍从湖南的籍贯，但因祖母也是武进人，故她曾在常州置有房子。）
每逢舅舅回家省亲的时候，我总是一清早便起身，央求母亲让我去看舅舅。舅舅向来是喜欢睡晚觉的，我走到外祖母家时，总是向外祖母匆匆的问了安，便一口气跑到舅舅的房里去。舅舅总是躺在床上，拍拍床沿，叫我坐下来。“今天我再给你讲点什么呢？”舅舅常是这样说，因为他是最喜欢把他的思想和观察讲给我听的。那时他做官的地方，已经由广西改到广东。广东省城是一个通商大口岸，它给他很多机会看见欧美的文化，尤其是在医学方面。那时他很佩服西洋的科学和文化，更佩服那些到中国来服务的美国女子。他常常把他看见的西洋医院，学校，和各种近代文化的生活情形，说给我听。最后的一句话，总是：“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的去学西洋的独立女子。”
我是一个最容易受感动的孩子，听到舅舅的最后一句话，常常是心跑到嘴里，热泪跑到眼里。我问他：“我怎样方能学得像她们呢？”舅舅总是说：“进学校呀！在广东省城里有一个女医学校，你应该去学医，你愿意跟我去学医么？”
有时舅舅给我所讲的，是怎样地球是圆的，怎样美国是在我们的脚底下，怎样从我们的眼睛看下去，他们都是脚上头下的倒走着的！又怎样在我们站的地方挖一个洞，挖着挖着，就可以跑到美国去了。有时他讲的，是中国以外的世界，世界上有什么国什么国。我常常是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嘴听他讲话，又惊奇，又佩服。他见到我这个情形，便笑着说我是少见多怪。但在实际上，恐怕他心里是很高兴有这样一个忠诚的听者的。有时我又问他，“舅舅怎能知道这么多？”他便说：“你以为我知道的事情多吗？我和欧美的有学问的人比起来，恐怕还差得远呢。”他又对我说，他希望我将来能得到他没有机会得到的学问——对于现代世界的了解，对于科学救人的知识，对于妇女新使命的认识等等。
“胜过舅舅吗？”天下那有此事？我就在梦中也不敢作此妄想呵！但舅舅却说，“胜过我们算什么？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没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他父母尊长的脚步走。”这类的话，在当时真可以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
我们这样的讲着讲着，常常直到外祖母叫舅舅起身吃早饭，方始停止。可是明天一早，我等不到天亮，又跑到舅舅那里去听他讲话了。这样，舅舅回家一次，我要进学校的念头便加深一层，后来竟成为我那时生命中的唯一梦想。
在我十三岁的那年，我父亲被抽签到西南的一个省份去做官。我因为那地方来得僻远，去了恐走不出来，又因进学校的希望太热烈，便要求母亲，让我不到父亲那里去，却跟着舅舅到广东进学校去。那时父亲已经一个人先到做官的地方去了，母亲正在收拾行李，预备全家动身。她是一位贤明的母亲，知道我有上进的志愿，又知道舅舅爱我，舅母也是一位最慈爱的长者，故并不怎么反对。可是，又因为我年纪太小，又不怎么赞成我离开她。每当我要求她让我跟舅舅到广东去的时候，她总是说：“让我想想看，慢慢的再说吧。”
那年秋天，舅父回来省亲之后，又要回到广东去了。临走的那一天，我跟着母亲送他到外祖母家的大门外，我说：“请给舅母请安。”
舅舅说：“你不是要到广东去吗？你自己亲身去请安吧。”
我回头问母亲：“我真的能到广东去么？”
母亲说：“你自己想想能吗？”
我说：“能！”
我就对舅舅说：“我一定亲身到广东去给舅母请安。”
舅舅说：“这是你自己说的啊，一个有志气的孩子，说了话是要作准的。”
我说：“一定作准。”说完了这句话，我全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了，眼泪像潮水一般的流了下来。我立刻跑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伏在桌子上哭了一大场。这哭是为着快乐呢，还是惊惧，自己也不知道。但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决议太重要了，太使我像一个成年的人了，它在一个不曾经过情感大冲动的稚弱心灵上，将发生怎样巨大的震荡呵！孩子们受到了这样的震荡，除了哭一场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呢？
就在那年的冬天，母亲同着我们一群孩子，离开了常州，先到上海。那时我们有一家亲戚正要到广东去，母亲便决定叫我跟着他们到舅舅家里去。在上海住了几天，母亲同着弟妹们上了长江的轮船，一直到父亲做官的地方去。我也跟着母亲上了船，坐在她的房舱内。母亲含着眼泪对我说：“你是一个有上进心的孩子，将来当然有成就；不过，你究竟还是一个小孩子呵！到了广东之后，一切要听舅父舅母的话，一切要小心，至少每个星期要给我和父亲写一封信来，好叫我放心。”我不待母亲说完，已经哭得喘不过气来。母亲见了这个情形，便说：“你若是愿意改变计划，仍旧跟我到父亲那里去，现在还来得及，轮船要到明天一早才开呵。”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心中的为难一定是很大的。可是对于这心灵上自相冲突的痕迹，现在却一点也记不得了。所记得的，是不知怎样的下了一个仍旧离开母亲的决心，一面哭泣着向母亲磕了一个头，一面糊里糊涂的跟着我的亲戚，仍旧回到那个小客栈里去。回去了以后，整整的哭了一晚，后悔自己不曾听着母亲的话，仍旧跟着她去；但似乎又有一种力量，叫我前进，叫我去追求我的梦想。
舅母是我自小便认识的，因她和母亲的友好，我们和她都很亲热。但是，一位从前常常和我一同游玩的表兄和一位比我小两三岁的表弟，现在却都死了。我到广东时，舅舅的家庭中是有了三位我不曾见过的表妹和表弟，故我便做了他们的大姊姊。其中最大的一个是二小姐，下人们便把我叫做“大二小姐”——因为我自己也是行二——而他们三人也都叫我做“大二姊”。这一个称呼，看上去似乎无关轻重，实际上却代表了这个家庭对于我的亲爱。我不是表姊，而是两个二姊中的大的，这分明是舅父舅母把我当做自己的女儿看待了。这对于一个刚刚离开母亲的十三岁的女孩子，是给了多大的温情与安慰呵！至今舅母家的下人们，还是把我叫做“大二小姐”，表弟表妹们也仍旧把我叫做“大二姊”。而我每听到这个称呼时，也总要立刻回想到幼年在舅舅家住着时，所得到的那一段温情与亲爱。
因为这三位表弟妹都是生在广西的，舅母家的下人，说的又都是桂林话，而小表弟的奶妈，说的又是桂林化的湖南话，故我最初学习的第二方言，便是桂林化的国语。至今在我的蓝青官话中，常常还带有一点西南省份的口音，便是由于这个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