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诒没办法不忧伤，因为他的官丢了。这事儿，还得从他刚刚失宠那会儿说起。
话说袁世凯开始对梁有所猜疑之后，有一天曾语重心长地告诫他：“燕荪你如今身居要职，对来京的师旅长切不可轻予颜色。”这话本已说得很重，但仍是治病救人的态度，奈何此时的梁士诒有点忘乎所以，愣是没听进去，依然我行我素，这就犯了大忌。
等到讨论改革政体的时候，梁士诒更是不仅反对设政事堂，甚至反对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却一力主张扩大自己的秘书厅——梁秘书长其实不蠢，是官当大了才变成这个样子的。
这时袁世凯就已经想动他了，在商量召开约法会议时，袁曾提议让梁当这个有名无实的议长，以作为安置，不想杨度故意误梁士诒奉命组建的“公民党”为国民党，说：“燕荪是国民党头领之一，国民党势力遍布全国。”搞得袁世凯一阵恶心，事情就此作罢。
杨度这是打击报复，当初熊希龄受命组阁之时，本计划请他当交通总长。作为交通界的幕后老大，梁士诒深知杨度桀骜不驯，便在袁世凯面前说了句：“皙子善作诗，哪里懂什么交通？”结果熊希龄只好改请他当教育总长，杨度看不上这个冷衙门，回了句“帮忙不帮闲”算是回绝。杨度很明事理，他并不因此恨熊希龄，但恨死了梁士诒，有了机会，自然要痛打落水狗。
杨士琦一看杨度出手了，立即大力支持，两人聚在一起一商量，想出了一条毒计，要捧杀这个梁财神。于是由杨度亲自执笔，写出一篇华丽文章，杨士琦找人，花重金给登在了上海《字林西报》上，该文很牛，我们不妨共赏之：
中国今日所恃以存在者，是为袁总统，而将来所恃以存在者，实为梁秘书长。梁士诒者，在中国财政上最有势力之第一人也。其人赋性坚定，才具极圆滑，不喜大言高论，但求着着踏实，步步为营，以至水到渠成，一举而收其成，此等性格，极似袁总统之生平。
总统府中，重大财政事项，袁总统恒倚如左右手，譬如行军者，袁大总统为前路先锋，梁士诒为其后路粮台。彼又得最好接济之交通部，富源无穷。周学熙去后，彼已运其妙腕，至于财政部，近且大见成功。且更进而着眼于全国实业。现在实业开放政策实倡始于梁士诒。熊希龄等不过随声附和，而收其功者仍为梁士诒。
故吾人论中国财政上之实权，除梁士诒外，殆寻不出第二人焉。且梁士诒财政上之势力，非唯于国内占到实权，且于国际上更具有最高之信用，近来各种借款，虽名义上为某某签押，而内幕皆有梁士诒其人在；且往往他人磋商不成，而梁士诒一经手即完全成功。
盖梁士诒今日，其本身已具有能代表袁大总统之资格，而对外又能迎合实业投资之趋势，故任其所往，无不如意，在中国政界，或有议梁士诒事权过重，甚或有谓袁总统大权旁落者；语虽不无近似，然曾不思中国财政上若无梁士诒其人，不但行政方面不得支撑，恐袁总统赫赫一世之兵威，亦未免小被其影响。外人之信用梁士诒者，此亦为一最大原因。
总之今日世界各国政治上之势力，财权几占全部，兵力不过其残影，此论若无谬论，则中国继兵力而掌政柄者，必在财权，即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此梁士诒所以为中国政治上最有望之才也。
袁世凯看到此文感想如何我们无从知晓，反正一向以太子自居的袁克定读到“继袁总统而统治中国者，必梁士诒”这一句，真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待到梁士诒之父梁保三读完该煌煌大作，不禁大惊失色，赶紧给儿子写了封信，劝他急流勇退。
事实上此时已不容梁士诒恋栈，政事堂刚一成立，袁世凯便撤销了总统府秘书厅，总算考虑到老梁善于理财，而给他安排了一个税务督办的差事。
秘书厅没了，但袁世凯不能没有秘书，他的办法是设立一个新机构，叫做内史监，派原副秘书长阮忠枢为内史长，曾彝进、王式通为副，内史则有夏寿田、张凤台、闵尔昌、刘春霖、董士佐等十余人。
秘书改称内史，复古的味道很浓，其它如“监”、“少监”、“丞”、“郎”、“舍人”等古色古香的官称也都纷纷出炉，再联想到政事堂、国务卿，样样似乎都在和皇帝相匹配，于是就有聪明人在蠢蠢欲动了。
更强烈的信号随之出现。徐世昌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命令他所能管辖的全国文职官吏——5月9日，袁世凯设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与政事堂并列，专管全国军事——在呈送履历片时，必须开具清朝的旧官衔，此官职与在民国的经历同样视为资历；到了5月23日，他又下了一道命令，宣布各省民政长一律改称巡按使，观察使则改为道尹，恢复了一大堆前清的官名不说，还恢复了前清官场中的旧习惯。与此同时，袁世凯指示陆军部通令各省军事机关，公文上或私函，一律禁止互称“先生”，于是“大帅”、“大人”、“老爷”等称呼重新流行开来。
5月29日端午节，徐世昌头戴红顶花翎，身穿前清官服，前往宫内，以“大清朝”太傅的身份，参加了逊清小朝廷的节宴，并且向废帝溥仪叩头拜节。徐世昌身为民国的国务卿，做出如此不同寻常的举动，顿时引得谣言四起，甚至有传说袁世凯不忘清室，将要还政于大清，并重用满人。
一些旧事又被重提，比如上一年2月隆裕太后去世之时，袁世凯不仅派出荫昌、段芝贵、孙宝琦、江朝宗、言敦源、荣勋等数人前往宫内帮助料理治丧事务，尊之以外国君主最优礼待遇，并且亲缠黑纱，举哀致祭，对大清朝的缱绻之情令人感叹。等到4月3日“梓宫奉安”之期，袁世凯特派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带领全体国务员前往致祭，徐世昌、赵尔巽、劳乃宣等不食周粟的遗老们也专程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场面好不热闹。
遗老里有一个鼎鼎大名的清室死忠分子梁鼎芬，他是当年第一个上书朝廷、声言李鸿章“该杀”的人。这倒不是他多么孤忠耿直，而是那年年初，碑学名家李文田曾为他看相，说他流年不利，将有大难。梁就想，反正都有大难，不如干一件大事，说不定能化大难为大吉，置之死地而后生。苦思冥想之后，就选定了李鸿章做目标。当时正值中法战争初起，而李鸿章官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仍在事业的巅峰期，梁鼎芬以翰林院的一个小官，居然敢给李大人罗列出“六可杀”之罪名，虽然被慈禧降了职，却也为自己博得大名，所以后来得到了张之洞的大力提携。
进入民国，梁鼎芬不愿在新朝为官，乃以光绪皇帝崇陵尚未竣工为名，奏请前往守陵，被小朝廷宣统皇帝封为“崇陵种树大臣”。
这一天，梁鼎芬等人正悲痛着，突然看见赵秉钧等一干人中竟然有不穿清室袍褂而穿西装者，其中最打眼的赫然竟是民国外长孙宝琦。遗老们不禁大怒，梁鼎芬火气最大，直接冲到孙宝琦面前，指着鼻子傲慢地问道：“你是谁？你是哪国人？”他俩其实认识，以前还是同事，所以孙宝琦有点懵，正不知怎么回答呢，老梁已经气得浑身哆嗦了，劈头盖脸地就骂过来：“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个洋鬼子还有廉耻吗？你不要脸，你是个什么东西！”这时曾当过前清学部副大臣的劳乃宣也已围了过来，附和着骂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场面顿时热闹起来，大家都纷纷靠近围观，却没一人帮孙宝琦说话，跟着指责他忘恩负义的倒是不少。孙宝琦怕吃眼前亏，赶紧低头认错：“是，是，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又过了些日子，1913年12月13日，清室举行光绪、隆裕合葬的“崇陵奉安”典礼，袁世凯特派赵秉钧、梁启超等人代表他前往致祭，赵秉钧身穿清室所赏的孝衣，以“故臣”身份在灵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事在当时就颇为人所津津乐道，事到如今，所有这些往事，经有心人一渲染，又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绝对耐人寻味。
而袁世凯盼望已久的赵尔巽，也终于来京就职了。
原来袁世凯大权独揽之后，便执着于网罗四海名流。当时《盛京时报》报道说：“袁大总统对于海内硕学鸿儒及前清时代贵官大僚，皆委人敦请其晋京。”为了怕那些忠于清室的遗老们不肯出任民国的官职，他特别设立了一些名誉机关，如礼制馆、国学馆、清史馆、考文苑等，其中清史馆的使命是编纂清史，按说应该很对遗老们的胃口。
以当时在学界的地位，最适合干这个差事的应该是章太炎或梁启超，而且这两人也是袁世凯极为敬重的文人，无奈章太炎正在龙泉寺“奉命”读书，梁启超则担任着币制局总裁一职，无暇也无心他顾。
后来袁世凯又打起了徐世昌、陆润庠的主意，可徐世昌志不在此，陆润庠则耻于出仕民国；其他的人选，像樊增祥、周馥等人，也都因为各种原因谈不拢，最后袁世凯就想到了好朋友、在前清当过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并写了亲笔信请其出山，后又特派秘书王延年赴青岛劝驾。
架不住如此的盛情，赵尔巽终于同意受聘为馆长，清史馆终于1914年3月9日开张。可赵尔巽虽然以“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来为自己辩解，却仍被一些遗老斥为“不忠”。比如梁鼎芬就曾写信对他说：“国号虽更，少帝尚在，当此时代，公然编纂清史，对于现今幼主而直书前皇之遗事，宁非不敬之尤者耶？鄙意斯举请即中止，却为稳当。”
赵尔巽是个要面子的人，经不住如此的口诛笔伐，来北京没几天，就又跑回青岛守节去了。袁世凯再次请人前去劝驾，老赵就开了个条件出来，说应该先给他弟弟平反。
赵尔巽的弟弟就是有“屠夫”之名号的赵尔丰，辛亥革命时赵尔丰正在四川当总督，后来被杀，像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被评为烈士，而被直接定性成了反革命分子。
但是，四川之独立，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赵尔丰确实也起过一些作用，他哥哥此时就有了说辞。而袁世凯既有求于赵尔巽，就不得不为其弟“昭雪”，遂顶住压力，说他“赞成共和之心昭然若揭，有功民国确有实证，猝被惨祸，殊堪矜悯”，并给其家属发放抚恤金。
因为反对太力，为赵尔丰建专祠祭祀一节未能实现，赵尔巽对此很不满意，但北京方面催得太紧，后来再一看袁慰庭老弟处处复古，坊间更是传言袁宫保复辟清室用心良苦，其情着实可感，老赵这才于6月初来到北京，拉起一票人马编纂清史。
清史馆这边忙起来的时候，国史馆那边也没闲着。相对于赵尔巽来说，国使馆的馆长来头更大，老先生叫王闿运，极其宠爱的一个老妈子，名叫周妈。王老先生和周老妈子不远千里来到北京，确也不负众望，给我们奉献了不少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