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的话题需要宏大的解释，宏大的解释每讲一遍总会有所不同。千百年来，国家兴衰之根源就是这样一个经过了千百次宏大解释而又一直让人“萦绕于心”的话题。许多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皓首穷经，甚至不惜用尽毕生心力试图解开这个谜题。而这样的话题被人们不断地重复，但人们对这些话题的兴趣却丝毫不会减退。
汤因比在其鸿篇巨制《历史研究》中讨论了具有 ５ ０００ 年历史的文明的起源，文明的生长及文明的衰落问题，提出了“挑战和应战”的历史思考模型。保罗·肯尼迪将分析重点放在公元１５００年以来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军事冲突之上，认为世界格局中领先国家的相对力量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曼瑟·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中一开始就提出这样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为什么能迅速崛起，而英国却处于经济停滞的状态？欧共体六国为什么比其他成员国增长迅速？为什么在美国国内也会出现地区经济增长的巨大差别？并认为，由于存在大量的试图搭便车的分利集团导致了一些国家增长的停滞。保罗·肯尼迪、奥根斯基、莫德尔斯基、吉尔平、金德尔伯格这些大师们几乎都在其著作中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如果阅读这些大师们的著作，你会发现，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到了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对国家兴衰的决定作用上。
古代帝国的崛起几乎与金融无关，没有金融的支持，帝国仍然可以依靠强大的军队、优秀的政治家以及高效的政治制度称雄四方。但４００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史表明，没有一个近现代大国可以不依靠金融制度而确立其国家地位。当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４００年前奔涌而出的时候，任何近现代的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家，必须具有强大的金融实力才能实现古代帝国的光荣与梦想。这里的金融是什么？简而言之，是乔万尼·阿瑞吉等人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所说的“巨额融资”能力。
经济史学家们发现，近现代以来霸权国家的交替都伴随着两大过程：一边是衰落霸权全系统的金融扩张，另一边是新兴霸权金融力量的积聚。当新兴霸权获得了足够的“巨额融资”能力，国际金融中心就会随之改变，霸权地位亦随之改变。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到纽约，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历史一再证明了这种“巨额融资”能力与国家兴衰之间的相关关系。
是什么造就了这些近现代大国的“巨额融资”能力并让它们在世界称雄？是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金融制度。金融中心的转移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市场让位于另一个更为发达的金融市场，一种金融制度让位于另一种更为健全的金融制度。从金本位到美元本位，从英国式的金融制度到美国式金融制度，变化的是形式，而后者比前者更具备“巨额融资”能力才是不变的。
国人依稀还记得，清朝道光年间以来，面临外部战争威胁的大清皇朝无法为抵御外敌筹措到足够的军费。鸦片之耻、甲午之辱、八国联军火烧我“万园之园”———圆明园———的切肤之痛，至今仍无法忘却。这中间固然有皇朝政治腐朽、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原因，但泱泱中华大国在关键时刻竟然拿不出足够的钱来打仗！又岂有不败之理？然而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估计，在１９世纪中后叶，清政府的GDP按当时的可比价格计算却是英国的４倍、日本的５倍。真是可叹、可悲！
创造了文官体系的中华大国，竟然没有创造出一个哪怕是比较初级的金融市场，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资本市场发行国债，把苛捐杂税的盘剥变为政府的承诺，至少在战争时期可以筹措到足够的军费。由于财政收入来源的单一，即便有可御敌之兵，也没有充饷之银，国家无法供养庞大的军队攘外安内。金融市场的缺失不但让清政府自取其辱，还使其自毁长城。国家将组建军队的权力交给了个别大臣，清末民初的地方割据、军阀混战乃至再次遭受外侮的局面早已经在列强到来之时就注定了。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金融市场当然不单为战争而设，其更大的意义则在于通过经济资源配置，增加国民财富和国家实力。在国际格局比较稳定，经济全球化再次掀起巨浪的今天，“巨额融资”能力再次成为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
金德尔伯格在《世界经济霸权 １５００—１９９０》中通过对１５００—１９９０ 年近５００年中世界经济霸权更替现象（从意大利城邦到欧洲低地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再到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的研究指出，国家和人一样，有其生命周期，有幼年、青年和暮年。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一个国家的地位也会随之发生从兴旺到衰弱的变化，并由此决定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它是否处于领先地位，抑或被其他国家代替。国家生命周期演进通常是伴随着一个国家的内部重点产业由贸易部门到工业部门，再到金融领域的转移。金德尔伯格虽然没有在其著作当中说明，但是他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具有生产性，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走过了一条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发展的道路。这就使经济霸权有了生命周期的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
国际金融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金融中心的转移过程中，旧霸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新霸权金融中心发生的危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１７７２—１７７３年伦敦的金融危机让阿姆斯特丹不再是欧洲世界首要的金融中心。１７８０年的危机则使英国成为经济上的胜利者，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英国身上。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发生在纽约的金融危机，让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美国治下的和平”时代，就如同当年先辈们生活在“英国治下的和平”时代一样。由此我们也会很自然地会联想到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以及１９９７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但东京没有出现成为下一个世界金融中心的迹象，相反，日本资本在北美遭受惨重损失。乔万尼 · 阿瑞吉等人评价说，危机使其更加扎根于东亚地区，不再流向北美。这一资本分布巩固了东亚地区其他具有世界意义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巨型城市以及中国台湾。
但是必须得承认，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才短短的半个多世纪。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表明东亚的金融力量超过了美国，这些金融中心依然缺乏从制度和规模上支撑其扩张的能力。然而当今世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元正在坠落。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５日，尼克松终结了美元与黄金本位之间的关系，从此，美元的唯一支柱是国家信用。
放弃了金本位，放弃了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例关系，那么谁在支撑美元？谁在支撑美国的国家信用？是GDP？还是生产率？安迪森·维金说 GDP是最具有欺骗性的，美国实际上充斥着虚假的泡沫经济。而至今依然走贬的美元则从更深的层次上反映了存在于美国的生产率问题。“长久以来，在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制造业的竞争中，美国一直处于劣势，这也是美国国际信用（美元）不断受损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如果要指出一两个经济学家们至今仍然无法说清楚的问题的话，那么“货币”可能是其中之一。有关货币的问题，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它的研究和关注，但也不得不承认，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有很多问题无法解释。
在我看来，美元本位下支撑美元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美军军事基地和游弋在大洋中的航空母舰。设想一下，如果再有一次珍珠港事件，你手里的美元可能会一钱不值。
放弃了金本位制的美元注定要坠落。特里芬两难是对美元及当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最大诅咒：如果世界各国都需要美元来充当国际支付手段的话，美国就必须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资本项目顺差来输出美元。但是随着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扩大，人们就会对美元产生贬值预期，从而抛售美元，加快美元贬值的速度和加深美元贬值的幅度，甚至导致美元危机的爆发。
如果美元坠落，纽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还能够存在吗？谁来取代纽约？谁来取代美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安迪森·维金倒是比金德尔伯格更直接。金德尔伯格只是“预测”说，世界将呈现混乱局面。未来的一些国家可能会崛起于混乱的世界中。美国？日本？德国？欧盟？澳大利亚？巴西？或者是中国？也许“预测”一个混乱的世界的出现比直接指出哪个国家将替代美国更符合作者的感情诉求。对于这样一个结论，或许是作者“善意”又或许是“故意”地忽略。而安迪森·维金则直截了当地认为，“今天，美元的价值对外国货币的价值正在不断萎缩。那么，谁将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领导者呢？毫无疑问，它就是中国，一个在１９７１年正处在共产主义最低潮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投融资体制、监管、市场结构等诸多方面依然任重道远。获得超乎他国的“巨额融资”能力需要具备的条件不外乎四个：高效的市场、健全的监管制度、成熟的机构和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完善的金融市场不仅有助于改变我国企业过分偏重于间接融资的局面，降低银行和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其意义还在于让中国获得巨额融资能力。金融市场有了希望，中国拥有世界的金融中心才有希望，中国的崛起才有希望，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