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市场越发达，就越需要市场监管，且监管的规则越来越细致，监管的领域也越来越深入。从理论上讲，政府的市场监管是为了弥补业已存在并愈发明显的市场失灵：外部性、自然垄断、市场强权和信息不对称。一次次的衰退、萧条和危机一次次地把政府历史性地带进了市场领域。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的股市崩溃和大萧条，造就了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每一次系统性的危机都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考验，人们对政府监管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也就是在应对危机当中成熟起来的。
但凡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成熟的市场监管体系。举例来说，美国联邦政府大约有５６个与监管职能有关的机构，每年出台的规则大约有２ ０００多个。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毫无疑问，美国的监管体系也是非常发达的。监管体系的发达保证了市场高效而公平地运转。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监管会获得收益，当然也要付出代价。监管是否适当，取决于监管的边际收益是否等于边际成本。在此基础上，监管要使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为市场运行维持一个公平稳定的环境，而不是阻碍市场的发展。具体来说，监管的存在要鼓励而不是抑制创新，要提高而不是降低市场的运作效率，要有利于市场信息的充分披露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使投资者顺利地行使其知情权。监管体系的完备性和有效性直接影响着市场的有效性，从长期来看也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效率和质量。
市场是理性的，但是市场的理性却不会明确区分“好的”还是“坏的”。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大公司的 CEO 们在经济繁荣时期赚得盆满钵满，他们是理性的，他们也利用了市场的理性，而为他们的理性买单的却是广大的中小投资者。CEO 们在喋喋不休地强调着，“认为危险是对问题的过度反应，而这将导致过多的管制”。他们对管制的抱怨几乎成了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市场监管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按照美国新生代经济学家格莱瑟的分析框架，当人们反复地叙述某一事实时，他一定能从这一叙述当中获益。当某些人或者组织扮演着管制过度的意识形态的供给者的时候，那他或者他们一定能够从放松管制当中获得好处。毫无疑问，大公司的CEO们是放松管制的最大受益者。安然公司同其他电力市场交易者一起操纵了美国加州电力市场，制造了加州的电力危机。世通公司的银行家们向不谨慎的投资者推销他们的公司债券，而与此同时他们又敦促其贷款部门降低自己的风险暴露。共同基金用“市场择机”的伎俩盘剥了倒霉的投资者。大公司的 CEO 们信奉“先发优势”（First Mover Advantage）和“胜者全得”（Winner Take All），在狂热的放松管制的主流意识形态下进行的狂热的投资形成了巨大的生产能力过剩，造成了繁荣之后的经济衰退。
２００１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在其《喧嚣的九十年代》一书中写道，美国经济的表现明显低于潜在水平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没有能够解决会计、公司和银行丑闻所导致的一系列暴露出来的问题。股东们已经知道，过去由公司所提供的一系列数据都不值得信任，如果没有进行根本的改革，则他们有什么理由去信任新的数据？
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其第一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就曾强烈呼吁对金融体系进行严格监管，制止拿着他人的钱和信任进行追求自己利益而对他人不负责任的投机。他宣告：“这个国家需要行动，需要立即行动。”经济存在的问题在繁荣的时代总是不容易被发现。但是，一系列公司丑闻的曝光和加强监管体系的呼声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政府与市场角色平衡的思考。丑闻曝光了，问题出现了，监管机构该如何面对市场？监管机构的责任在于，必须让任何个人或者组织为其错误付出相应的代价，不管经济是处于繁荣时期还是萧条时期。美国的监管机构做了他应该做的，“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安然帝国轰然倒塌，安达信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世通公司浴火重生，美国国际集团竭力恢复市场信心。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监管当局来说，这或多或少是一种启示：对于市场当中的投机行为，应该毫不客气，舍此难以保持公平与效率的平衡。政府与市场应该有合理的角色定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都应该得到弥补。当市场出现问题时，政府应该毫不犹豫地走向前台。
但是，也应该反思监管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人们总是会发现，我们经常在重复历史上的错误。人们在繁荣的年代抱怨市场监管的束缚，监管者也在狂热地放松管制的意识形态中失去了判断的能力。斯蒂格利茨就批评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SEC）以及美联储没有尽到应有的职责。格林斯潘过多地考虑了政治，而使中央银行失去了应该有的独立性。而美国财政部则过多地考虑了华尔街的意思，而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置若罔闻。同样，人们在经济周期处于萧条的时期经常抱怨监管者过度放松了管制，于是监管的力度加强了。市场监管总是处在摇摆之中，无所适从。因此，引起我们思考的可能还有一个层面，那就是加强对监管体系本身的建设亦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完善的监管体系和竞争性市场的建立都不可偏废。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样板，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国情。比如，巴西政府对市场的适度干预阻止了大公司对消费者的价格盘剥，这一举措让曾经做过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教授非常赞赏。好的经验要学习，但教训也要吸取，同时要建立本国独立而有效的监管体系，不迷信、不盲从外国经验。如果说中国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东西，那么最重要的可能就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