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戴单眼镜的人是谁？”一天早上，我问艾格尼丝。我们住的旅馆里来了个新人物。有那么一两次我和他在走廊照过面，仿佛记到此人膀宽腰圆，甚是魁梧。
“是外国人吗？我不认识，不过我们可以到办公室去弄清他的身份。”
旅客登记本上写的是：“卡普特·斯科特，来自北平的英国大使馆。”由此看来，与外界的联系似乎已经打通了。
“他大概是来照看传教士的。”我推测道。“要不就是来侦察红军行动的，”艾格尼丝正言厉色地说。“你最好去和他谈谈。”她似乎觉得我在两方面都能搭上话。
“Chin Lai（进来）！”听到我的敲门声，传来了一个爽快的声音。然后又道：“噢，对不起——我还当是那个仆役又进来了呢。请进，还客气什么呢？”
我走进了这间烟雾腾腾的屋子，到处乱摆着地图。这位英国大使馆的助理武官透过单眼镜，好奇地凝视着我。我俩是设法冲破封锁，进入西安的仅有的两个外国人。
寒暄了几句后，我提起了大家都最急切想知道的问题：“您是乘飞机来的吗？”
“不是，是在东北军的一位将军陪同下，从潼关坐卡车来的。要是没有他，绝对通不过这段路线。”
“潼关怕有不少政府军吧？”
“到处都住满了。连个像样点儿的住处都没有，我不得不在臭气熏天的战壕里蹲了三天。我发现用这玩意儿熏熏倒还管用；你也来一支试试。”他递给我了一支山西造的土雪茄烟。“每三十支十个铜板，不过倒还能抽。”
他使我大受其害。这支为骆驼夫和老烟枪们预备的土雪茄呛得我一个劲儿地咳嗽起来。
“关于那个美国妇女，叫什么——呃——史沫特莱女士的，你听到什么没有？她多少参与了这儿的事情，是吗？”
“这个么，我不清楚。”我不知道那些传教士都告诉他了些什么，便说：“她来西安写书。我估计她是统一阵线的同情者。我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些。”
“是的，是的，当然是的，”斯科特上尉心不在焉地说。然后，他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在北边的那些共产党——他们似乎正在活动。我听说进展得很顺利。”
“对这些事我真的知之甚少。”事实也正是这样，当然，我也听到过一些传闻，但红军运动得很快，也很隐蔽。“不过，您也许不知道，在这里的军事委员会里有个统一阵线。要是红军真的南下，肯定要与西安的有关人士达成某种协议。”
“嗯，不错。但传教士们对此可不大乐意。他们过去与这帮家伙交道打得够多的了。”
这可真糟了。英国使馆的助理武官，居然跑进了这个“叛乱”的堡垒，调查英国国民在此地的处境。虽说他们目前在西安似乎没有多大危险，但如果南京军队发起进攻，情况可能就会大不相同。一听说“共匪”正在向西安开来，当地的传教士们便精神高度紧张，恐慌不安。从别处的传教士那里，我听到的那些关于“共匪”残暴行径的故事实在够多的了，知道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和观点。
前些年，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红军曾抓获了一位偶然落入他们手中的传教士，不仅没有嫌弃他，而且还从他那里获得了免费的医疗服务。但那些关于红军暴行的谎言——除了两个美国传教士死于安徽的那个著名事件外，都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即便是涉及到一个年轻的传教士和他的妻子悲惨死亡的那个事例，也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残杀他们的“匪徒”就是红军的正规部队。
其他——些传教士被红军俘虏的事例，结局也都各不相同。广西有一名天主教徒，曾和红军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年，并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与共青团员们争论是否有神存在的问题上。他在红军中深得人心，最终死于心脏病发作。
但在最近一年里，红军宣布了一个政策上的转变：为了集中力量进行抗日反帝斗争，他们不再反对在华的所有外国列强了。近几个月来，为了赢得外国对其统一阵线纲领的关心与支持，他们曾做出明确努力，因而在西安事变期间，“苏维埃中央政府”做出保证：红军将不再执行没收外国财产（日本除外）的政策。
关于宗教自由问题，也有了变化。在西北，红军与甘肃和宁夏的伊斯兰教徒建立了联系；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他们赢得了许多宗教狂热分子的支持，并有一些战斗力极强的伊斯兰武装加入了他们的战斗行列。在陕北，某些法国天主教堂是当地的最大地主，如若在过去，早就成了这支工农武装的天然攻击目标。然而，即便是在红军掌握着绝对军事控制权的某些地区，居然也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妥协。例如，在靖边县接近长城的一个叫“临眺梁”的村镇，法国天主教多年来一直维持着一种领主式的统治，拥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法律和由皈教者（或雇拥兵）组成的私人军队。红军占领了靖边县，但既没有没收教堂的土地，也没有砍掉这些外国地主们的头。与此相反，红军坚持承认了这些中国居住者的公民权，以及地方政府授予他们的特权，容许天主教徒们不受干扰地生活下去。
但对于中国红军（以及西安的“叛乱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一直是如何才能把他们政策公布于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我与西安的共产党代表建立了联系，听他们讲述了共产党对外国人和传教士态度的全部声明内容，显然，不愿听到这一切的，正是那些传教士，从而使我们为使他们安心而做出的一切努力，统统付诸东流。红军就是“赤色威胁”，我们只不过是想把在中国报纸上广泛刊载了的那种政策重述一遍，便被非常简单地推定为是在做“赤色宣传”。早上在与斯科特上尉谈过话之后，一位我在北平时认识的教士前来看我，使我深切领略到了这种简单推论的滋味。
他是个年轻人，爱穿灯笼裤，围学士巾，并坚决否认他与教会的联系，而更乐于在公开场合把自己装扮成英美烟草公司的代理人。在西安，他骑着摩托车，戴着黑皮帽，胡子梳理得一丝不乱，看上去活像个哥萨克。即使在早已见到过大多种类型传教士的中国，他也算得上是那种喜欢标新立异的教士。
“从西安播出的英语广播对整个外国社团来说都是个耻辱，”他一口咬定说，“我们应当对你发布禁令”。
我之所以触怒了他们，显然是因为播发了一项共产党的声明。这份声明已经出现在了西安的报纸上。
“可是，该声明为保护传教士们的安全提出了保证。特别是现在，在大家都对红军充满恐惧的时候，这难道不是一条切合时宜的消息吗？我还当你是会欢迎这么做的。”
他显然不这么认为。他满脑子都是什么俄国飞行员已经从新疆那边赶到西安了呀，外国间谍在西安活动呀，以及发生敌视外国居民的暴力活动呀之类的传闻。“这会儿，红军就要过来了，我知道预计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难道你真的相信他们会信守自己的诺言吗？”
“为什么不呢？他们要想使自己的政策获得成功，就必须赢得所能得到的最大限度的信任；对他们来说，针对外国人的任何骚扰，都是天下最糟糕不过的事情。俄国人与这次运动没有丝毫联系——莫斯科的新闻界早已对此给予彻底否认。”。
我的这位“哥萨克”还是不相信。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运动”；所谓“运动”之说，只不过是一伙“赤色”宣传员干的事。在这伙人中间，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形象似乎最为突出，而以我本人作为第二号种子选手。我对“第三国际”的力量和可称之为“彼得·弗莱明思想”（Peter Fleming mind）的流行再度感到惊奇。因为所谓“俄国讹诈者”和“赤色帝国主义”之类吓人的话，便是由此杜撰出来的。由于这些消息传自“鞑靼地区”，（经由喀什），因此，新疆便成了一处为这个阴影所笼罩的地方。
第二天，我和艾格尼丝一道去乡下采访一个群众大会。张兆麟给我们找了辆小汽车，一大早便开到了我们住的旅馆。“你要穿得厚实一些，”他告诫我，“大会将在露天举行。”
天色灰蒙蒙的。远方的小山笼罩着雾气，空中零落地飘洒着雪花。我们驱车出西安东门，沿着通往临潼的那条熟路向前驶去。行至骊山脚下，我们迎着山脉向南拐，顺着一条河谷穿行在有着斑斑积雪的黄土崖之间。所过之处，原野一片荒凉景象，巨大的墓堆耸立在公路两旁。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作“蓝田”的乡镇。
“你估计会有多少人参加今天的大会？”我问这位朋友。
“大约5万人，”他漫不经心地答道。闻听此言，艾格尼丝像嗅到战斗气息的战马一样惊叫了一声。
“全都是农民吗？”
“大部分都是。”
我们已经开始在路上从他们身旁驶过。这些人中的男人们都穿着棉袄棉裤，戴着皮帽；妇女们则身着节日服装，扎着色彩鲜艳的头巾。不时会有一队人从某个村子里出来——他们是民团或农民自卫队的成员，用红缨枪、偶尔也有步枪武装着。这是一次武装大示威，许多农民手执棍棒，或扛着锄头。小学的孩子们穿着制服，举着他们的旗子骄傲地前进。
会场设在蓝田的城墙外。快到县城时，我们便认出了集合地点，在其两端各有一个大帐篷。士兵们那穿灰色制服的熟悉身影，在两个看台之间清晰可辩。蓝田驻扎的是陕西军队，他们的步枪上不仅上有刺刀，还插着五颜六色的小三角旗。越冬作物为褐色原野涂上了第一缕春色，因武装人员的涌来而突然焕发了生机。
在城内指挥部，我们与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交谈起来。指挥这次行动的是杨虎城手下的一名军官，不过，其中也有不少红军。令人沮丧的天气也无法阻挡他们。“周围的农民都被很好地组织起来了”，他们告诉我们说。实际情况也正如他们所说的。
我们一边在炭火盆上烤冻得麻木的手指，一边阅读专为今天大会起草的“告农民书”。这是一篇开门见山、直抒情怀的文件。
我们，中国的农民，过着世界上最贫困的生活。我们终年劳苦，却不得温饱。我们住在牛棚马圈般的破屋内。
眼下，按中国旧历，新年就要到了。可是，我们中谁能有新年快乐的喜气？谁的口袋装有操办年货的钞票？
日本帝国主义天天都在侵略我们，一块块地撕裂我们的国土。它收买政府中的亲日汉奸，从而挑动中国人打中国人。我国人民时时处处受到他们的剥削压榨。我们一定要消灭口本鬼子！
自“双十二”以来，张少帅和杨将军执行民众的意愿：扣留了蒋介石，并以民众的名义提出了“八项主张”，要求改组南京政府。因此，全西北获得了新的自由。现在，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能够自己武装自己，为新的生存之路而斗争。
幸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幸福只能是革命斗争的最终成果。革命是我们大家自己的事，因此我们就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训练自己，武装自己。
不彻底消灭帝国主义，我们就永远不会有活路。乡亲们，让我们立即组织起来，支持“八项主张”，加强国民革命的统一阵线！
我瞥了一眼艾格尼丝。可以看出，她也和我思索着同样的问题。因为，统一阵线的全部力量和不足，在这份宣言中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如何方能使社会革命与全国人民密切相关。
对中国的农村来说，这是它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之一，而中国还仍然是个农业国家。凡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尤其是在像陕西这样的贫困省区农民生活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份宣言所勾勒出的真实情景。可是，如果把这些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他们会不会出于本能地直接把枪口首先对准他们更熟悉的压迫者——地主、税收员、高利贷者和粮商，而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向这位政治组织者提出疑问。他的眼睛敏捷地眯缝起来。
“不错，这是个现实问题。但我们工作的全部重要性也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用事实向农民表明：无论他们现在的生活有多么苦，但如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生活，他们的处境还会更糟。看看成千上万生活在满洲的农民吧！他们被强迫烧掉自己的房子，迁入‘保护村；’他们被迫铲掉自己的庄稼，为的是使‘匪徒’不能利用高梁作为掩护，而这些‘匪徒’却正是他们自己的朋友和兄弟！这就是东北军那么渴望战斗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日本侵略给他们的乡亲朋友们带来的是何等的痛苦。我们能够借此向西北的农民说明，如果不抗日，下一步蒙受这种苦难的也许就到他们了。但是，在进行这种抗日宣传的同时，还必须迎合中国农民要求减轻痛苦的愿望。我们必须降低租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他们明白，过去对共产党的战争使他们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全中国农民都反对内战，因为内战使他们受害最大。我们的民族解放计划，也必然要成为一个社会改革计划。民族革命一旦取得成功，社会革命也就不可避免地将随之而来。”
他几乎像是在宣读辩护辞似地完成了这番解释。我有这种感觉：他只是在做了极其艰难的努力之后，才算充分阐明了他的上述论点。不过，张君还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电话机旁传来了尖锐而异常激动的声音。士兵们从当院涌了过来：在中国，没有什么事情是属于机密的。
与我们交谈的那位政治组织者回来了，有点喜形于色。“注意了！日本向南京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西北运动，以及与共产党结盟者，必须用武力予以镇压。”
“这是什么意思？”
“中央军已经重返陕西。也许，这就意味着内战——这正是日本人所梦寐以求的。不过，现在该去开会了。”
我们从旗帜招展的狭窄街道中挤出一条路，跟着这伙人从城墙下走了出来。集合的那片旷野，现在几乎涌满了人，而模糊不清的人影仍然从平原的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在这片旷野较远的一端，露天场地上正上演着一出中国戏，而远方那白雪皑皑的山丛则是它的幕景。我们能够看见身着艳服的演员身影，很有节奏地在跳着什么舞。
军号声召唤人们集合，引导着成群的人们——五万人的估计一点不过分——朝主席台靠拢。依然打着“新生活运动”旗帜的小学生们，被安置在第一排。在他们后面的是士兵。而拿着梭镖、红缨枪的民团队伍，则在会场上散布成为一个很大的半月形。接下来的是褐色面孔的汪洋大海——中国农民中的“好人杰克”与其家人汇聚于此，其人数之多给人印象至深。妇女和儿童站在人群的边沿，一小堆儿一小堆儿地凑在一起。我从未见到如此众多的农民——夹在两道黄土梁之间的“活的中国”那怦怦跳动着的心。
在如此浩大的场面里，无论那个乡镇传令员，即便声若洪钟，也不可能把声音从人群的这一头传到另一端，而且会场也没有安喇叭。简短的开幕词，通过喊话筒以很大的声音传了出来，此时另外的三个讲台也匆匆搭了起来，会议正式开始了。大会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不时地变换着主讲人。这次会议持续开了整整一个下午。
各方人士都讲了话——有农民、士兵、军官、政府官员、中小学教师、学生。每当有一位新的主讲人登上讲台，便有一批新的听众挤过去倾听，会场里呈现出一派乡间集市的热闹气氛；在人群的四周，同家族小组的成员聚成一堆，在露天地里吃着从临时食堂或小吃摊上买来的食品。会间休息时演出的戏剧尤其受欢迎。
在陕西南部，像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群众大会还从未举行过。普通群众在会场上所显示出来的力量和团结，对我们也是一个启示。因为正是在这里，农民们听到讨论他们自己的问题。为支持“剿共”战役而强征稻米的问题；那些夺去了他们最后一点可怜积蓄的万恶附加税问题；某些地方官员众所周知的贪污腐化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受到了痛斥。大会在下午临近结束之前，通过了很多决议。在会议期间，有一句口号的吼声最常出现，人群在呼喊时紧握拳头，振臂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然而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南京军队正在掉过头来对付西北：重炮沿着陇海铁路涌入潼关，坦克和飞机在洛阳集结待命。夜幕降临之前，蓝田驻军在步枪原来插彩旗的地方扎紧刺刀，向南开去。有一句新的口号回荡在他们身后——“保卫抗日革命基地！”
“要是南京胆敢发动战争，就得认真考虑武装起来的民众力量。咱就等着瞧吧！”艾格尼丝厉声说道。
蓝田大会只不过是随后几周内许多这种大会的开始。正如红军在陕北所发现的那样，陕西的贫苦农民具有许多令人信服的优秀品质。除这次之外，我再没见到过有什么会议像这次这样令人难忘，感人至深。要是享有结社自由，使他们能够拿起武装，保卫他们自己，中国农民的力量将是无法估量的。蓝田会议唯一使我们感到确信不疑的，就是在中国人民中间，统一阵线运动已经有了一个群众基础。
那几天里，透露到西安的消息总令人不放心。随着蒋介石的被释放和少帅离开西安，中国这次危机的政治斗争中心，已经移到了南京。事实上，南京本来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只是不引人注目罢了；“双十二”事变这一戏剧性事件，正好把它带到了人们面前。在首都内部，敌对的派系争夺着权力，还没有人真正知道委员长所持的是什么立场。
因蒋介石返回而引起的表面结果——所有那些把外界搞得懵头转向的为挽回面子和给自己增光而煞费苦心安排座次之类的事情——顷刻便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失去了意义。少帅受到军事法庭的当堂审问，而且，在1936年的最后一天，被判处十年监禁和剥夺公民权五年，不过，也完全可以把这次判决看成是仅仅走过场，因为三天之后，由于委员长的保举，行政院又对其判决提出了赦免。少帅依然被剥夺了公民权，软禁起来，“递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它的实际含意就是，把他交由国防部长何应钦将军看管起来）。他在政治上已经无能为力了，这种局面也有可能就这么维持下去。
但因圣诞节放蒋而产生的一个最有趣的结果，则是发表在中国最具有代表性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上的两篇文章。这些文章送到西安后，它第一次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外界的人们已经开始公正评价隐含在西安叛乱背后的真实意图了。《字林西报》多年来一直以英国保守派利益的喉舌而闻名——无论在1926年的“北伐”之前，还是在此以后，直至武汉政府遭到武力镇压和被取缔，以及使共产党处于非法地位，它始终激烈反对“国民革命主义者”。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哪份杂志有可能对革命行动持有丝毫的同情心，更不用说还会同情对抗现行政府的一次叛乱行动了。
这两篇文章的标题分别为：“西安事变所揭露的内幕故事”（发表于1936年12月28日）和“南京派系利用西安事变抓权”（发表于1937年1月6日）。这些文章的出处并不难查找；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在这个时刻，它出现在了这样一份负责任的报纸上。它清楚地阐述和满怀同情地探讨了少帅的要求及其真实动机。尤其是第二篇文章，对人们具有某种真正的“启迪”。南京政府试图通过谈判，从而和平解决争端的失败受到剖析，并追根溯源，对那些试图利用西安危机，干掉蒋介石，把政权控制在自己手中的“危险派”人物的活动情况，也给予了生动地描述。
突然间，一次意外事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而这在他们的心目中，恰恰正是除掉蒋介石将军的天赐良机。于是，他们撕下了伪装。他们禁止接受一切来自西安的正常消息情报和陈述、声明。他们有效地制止了政府采取常规途径，与“叛乱者”取得直接联系……对他们来说，使他们无法采取惩罚行动，轰炸西安的坏天气是个可恶的敌人。进而，他们不但被接二连三的停火安排蒙骗了过去，而且，就在他们即将得逞的时候，委员长平安抵达了洛阳。他的到来正好赶在讨伐军奉命发起进攻之前仅一个小时，抢在最后一次的停火期限将结束，对西安的空袭即将恢复的时候——这无疑是一个要毁灭委员长与其所有随员的军事行动……
在最近对他的一片欢呼声中，蒋介石将军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还拥有一些敢于讲真话，而从不顾忌这些真话是多么逆耳的顾问。如果他从西安吸取了教训，并至少在最初的两、三天过后便认识到，对他的危险正是直接来自南京，那么，他就会抓住这个事实，着手清洗这个“奥吉亚的牛圈”……
这对南京真是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于是，国民党的秘书长匆忙否认这种怀有恶意的空洞言论，并对“声誉如此卓著的一份报纸居然成了这类不确切报道的传声筒”而感到遗憾。但《字林西报》并不因此而悔过，继续大发着它的雷霆之音，尽管语气多少有了点缓和。这些文章的刊出也是一个最令人鼓舞的信号：它们之所以出现在英国报刊上，这并非是没有原因的。
这是因为，清洗南京的“奥吉亚牛圈”，实际上也意味着，沿着张学良在其最初宣言中所提出的路线改组政府。在中国实行新政策已为时不远了，但能否真正实行，似乎还有赖于强大的盟邦。不管怎么说，“危险派”在南京的地位还是相当牢固的。无论蒋介石是否想要向他们发起挑战，表面看来他似乎都不打算操之过急。他隐居到自己的家乡奉化做一个月的休息，这样就把一些悬而未解的问题，留给了政府中的亲日派处置。东京的“陆军部”已经清楚地表明，它对中国的统一阵线政策是怎样考虑的。南京方面对此心领神会。“中央”军在潼关的集结，便拉响了警钟。
在西安内部，有关南京调集军队准备进攻的报道自然引起了慌乱。元月六日，一个由银行家和实业界人士组成的“和平代表团”前往南京，但未能让他们通过潼关。也就在同一天，杨虎城和东北军、西北军的十位最高指挥官向全国发出一份通电，摘要如下：
……虎城等及下属二十余万兵士，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敌，为国家民族确尽一分对外之力量……忆蒋委员长到京以后，曾令中央军队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之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乃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机，中央军队匪惟未遵令东还，而反大举西进，计有十余师，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做挑战之形势……若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如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惟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
这份通电发出后两天，又有一份由两支军队的126位中、下级军官签署的通电，对杨虎城等的立场表示完全赞同。大意如下：
全国人民一致坚决主张抗日。张、杨的“八项主张”表达了我等欲实施这一主张的最佳途径……我们西北抗日联军官兵皆为武装战士。我们万众一心愿为保卫国家做最后牺牲。
尽管人们对电文所采用的华丽词藻不可能完全相信，而这在中国的文告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电文的目的还是相当明确的。它刚一发表，便被政府所扣压；不过；西安还是收到了不少复电。特别是西南各省的领袖，在复电中表达了对西北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全国各地的反应都反对内战；然而在南京，却有一个势力强大的派别在竭尽全力，力图使内战不可避免。至于其所执的理由呢，自然是人们早就熟悉的那一套。他们断言：全西北处于共产党的影响之下；红军正在威胁着和平。而对这些协同共产党采取“叛乱”行动的势力，除了镇压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解决途径。南京方面已经忍无可忍了。
蒋介石继续从奉化向政府发出辞呈，而政府则也一如既往地拒绝接受。可是，就是没人知道蒋介石的葫芦里在卖的是什么药。自从他被释放后看似有所缓和了的形势，突然间再度变得紧张起来，而且充满了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