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非常高兴能参与凤凰网博报的活动，我讲的题目叫“重新认识近代中国”。今天在座的学生很多都是学历史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认识还是局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么一个概念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从延安时期到现在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对中国共产党、对今天的中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是意识形态的贡献。但实际上从1980年改革开放开始，我们就面临一个怎样重新认识近代历史的问题。
1980年对近代中国的讨论当中就有什么叫半殖民地，什么叫半封建，怎么来评论它的讨论。1989年之后这个问题没有继续争论下去，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单向增长和发展，这个事情很值得重新去考虑。所以这里我谈的都是我对近代中国基本脉络的一些想法。这些年我一直在做近代史的研究，近代的几个重大问题——辛亥革命、戊戌变法、晚清新政、1894年甲午战争、1895年《马关条约》，我都有专门去研究。经过积累，我觉得有办法、有可能来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首要的一个问题是，近代中国的主要使命和近代中国的主题究竟是什么？
近代中国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怎样回应世界、怎样走向国际。这个主题很简单，为什么简单？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很多人批判古典文明、批判传统，认为中国古典文明有问题，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古典文明没有什么大问题。17世纪之前，中国的古典文明已经成为世界一流的文化传统。在农业社会的条件下，中国文明在当时应该是世界上发展最好的。我们不必怀疑中国传统文明的体制架构，它没有问题。
从公元15世纪开始，西方传教士逐渐进入中国，他们对中国文明是仰视的态度，以至于后来西方在启蒙运动、社会发展中对中国文明的重视程度都非常高。今天西方的文化体制、检察制度，包括当今中国需要学习的三权分立，在中国古典文明当中都有很好的例子。但是到了近代，中国的古典文明就出了问题，问题在哪儿？因为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引起了世界的巨大变化，这是跨时代的变化，在这种跨时代的变化当中，中国文明没有能够及时跟上。我的结论是，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来源于中国要回应西方工业革命所改变的历史走向和历史进程。如果没有西方工业革命，中国文明可以更长久。五四运动时梁漱溟就讲，没有西方，中国可以就这么继续走下去；有了西方，中西之间如果不去交流沟通，永远不去搭建桥梁的话，中国文明也有继续走下去的可能性。但是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它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工业革命产生了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之后，它就要求市场和资本往外走。在过去的100年中，我们对这个问题很不理解，我们对外国资本保持着一种完全妖魔化的态度，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有政治野心、有领土野心。其实到今天为止，我越来越觉得我们错误估计了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使命和目标。如果过去这样给外国资本主义“翻案”、给帝国主义讲好话，人们会认为你动机不良。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很容易解读这个问题了。因为最近3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特别是最近10年的增长，是我们的资本走出中国，去非洲、去美国。今天中国资本在国际上产生的困难就是外国资本当年在中国的状态。我们怎么去理解中国资本在非洲、亚洲的状态，就可以怎么去理解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状态。
在我们传统的教科书当中，有一个概念说1840年之前的中国是对外封闭的，是闭关锁国的，我相信大家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可能很容易看出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
1840年前的中国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闭关锁国的。中国文明几千年走下来都是对外开放的体制。中国文明最初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小块，如果它不对外开放，那么今天我们的中国文明就不会在这么大的一片国土上存在。它对外的包容性其实是非常大的。
另外，现代人很容易低估古代人的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每一个时代都有许多交往方式，前人的创造能力超过我们后人的想象。
西方工业革命刚一发生就很快影响到中国。其实在明代中晚期，西方工业的变化、社会的变化已经在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影响。举三个最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我们大陆史学界1950年以来做了一个最详尽的研究，就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明代中晚期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蕴含着西方的影响。大家是学历史的，都知道历史的记载一定远远落后于历史发生的时间。我们的历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西方文明是怎么传过来的，但是我们可以判断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不是自己孤立产生的，它一定受到来自外部的影响。
第二个例子，学思想史的同学一定知道，明末清初产生了几个异端思想家，这几个异端思想家的思想也绝对不是在中国本土文明熏陶下可以产生的。像黄宗羲的“非君思想”，顾炎武的“地方自治思想”，还有李贽的“个性解放”、“男女平等”等具有现代意味的自由思想，都不是中国本土的思想史脉络中能够自然产生的。从中国元初的儒家一直到宋明理学，再到明代道学，都不可能产生明末清初的异端思想。我们现在知道李贽和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商人有直接的接触，我们现在也知道顾炎武、黄宗羲和西方人也打过交道。
第三个例子，我们历史学一直无法解读为什么明代中晚期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产生。现在仔细想想，倭寇就是在利用一种管制贸易、一种高额税率进行走私。在管制的贸易状态下就有走私的空间。赖昌星的案子涉案金额达280亿（实际应为250亿），漏掉的税款就是140亿，50%的利润都在这个地方。明代中晚期一直到清代早期之所以有倭寇，都是因为中西贸易往来有了利润空间。而且这些倭寇也不是以日本人、韩国人为主导，其实中国人是主力，领头的大概还是我们安徽老乡——徽州的。明代徽商的商业能力非常强，他们做的完全就是走私贸易。
这三种因素都证明了，在明代中晚期，西方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如果中国在明代中晚期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中国大概还可以嫁接过来一个西方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