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互联网的出现有颠覆性的意义。我在想，这种颠覆到底有什么特征？简单来说，刚进研究所的时候，我们主要的功课就是抄卡片，我所有的知识，都是从书本上、一些史料上“抄”来的。抄卡片这种治学的方式，用史学界一位前辈范文澜先生的话讲，“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那时候由于资讯匮乏，获取资讯所要费的周折比较多。我们很难得会有一本好书，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吃透。而且要写读书笔记，要做卡片，我们治学的认真程度是比较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做学问不像现在，现在你有非常广泛的资讯来源，你上网搜主题词，网络一下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海量资讯。那时只能凭一些有限的书刊、资料，你把它汇拢过来筛选，最后得出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再写成论文或书。
现在好像不是这种治学方式了，现在我们很难看到有人很投入的去读一本书，认真地写读书笔记，做卡片，把它真正消化掉。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和著名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对话，谈今后会是怎么样，今后社会、学界会是怎么样。
我提出了一些观点：一是由于电脑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我预测十年以后写论文和著作的方式会有改变。因为大家只要上网，把各种各样的文章拷贝下来再重新组合一下，就变成一篇论文甚至是一本书，那时浮躁的学风一定会出现。二是将来不会再有名人手稿或是名人书信、尺牍之类的东西。因为以后大家都用电子邮件交流了，你想搜集名人的手迹这一类东西，就不太容易了。
若干年后我们俩又聊起这件事，他也确实承认，我说的这两点好象都变成现实了。至少我知道，像在北京的潘家园，如果你想买一份名人书信，价钱上去了，这类东西已经变成收藏品，而且越来越少了。
治学模式改变，思维模式也在改变，人变得很浮躁，我自己的体会就变得比较浮躁。为什么呢？我以前写文章的方法，如同我刚才描述的治学方式，现在都很难坚持了。互联网太方便了，我不用去买书，也不用到图书馆去查资料，我坐在家里，搜索和拷贝一些资料就可以组合成新的文章。这个时候自己好像面临一种思想上的危机，到底这么做还有意义吗，这还算是做学问吗？我常常会这样问自己。
当然，也有一些东西是上一代人教给我的，我也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他教给我的这些东西让我逐渐摆脱了这种状态。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种逆向的思维，凡是老师教的，书本和教科书上讲的，或是领导说的，总之权威的资讯，允许不允许质疑？我的父亲跟我讲是可以质疑的，报纸说的也好，领导说的也好，你一定要想想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觉得，之所以在后来我还能继续产生思想，还能够写东西，就是得益于这一点。就是对于海量的资讯，面对海量资讯的互联网时代，我还能够有自己的筛选标准，有自己对于资讯的分析和判断标准，这主要来源于相对独立的，甚至是逆向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