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乾隆皇帝，是清代268年的统治、10位帝王中较为杰出的一位，史家论起其功绩，常与康熙、雍正相提并论，并以“康乾盛世”概括此时的繁华。中华帝国的社会经济历经2000年发展，到了清王朝建立70年后再次弼成了“封建”盛世，国家统一，边地安然，农耕经济发展，文化繁华等，出现了“封建”社会最后的高峰。这一成就与清初50年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所致的纷乱相比，与1840年以后的被西方列强肆意欺凌相比，自然大有不同。这些成就与乾隆的励精图治和文治武功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然而，令人惊愕的是，康乾盛世却是封建末世最后的绝唱，“大治”之后就是“大乱”，就是一败涂地，兵败如山倒。所谓的“久盛必衰”难道是事物客观发展的必然规律？一个远超前代的最高水平的繁华盛世之后是不是注定要出现一个中华帝国发展的底谷？作为盛世社会的操纵者，乾隆盛世的背后所蕴含的“逆流”究竟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让我们走进盛世之巅时的乾隆皇帝生活的另一面，来剖析这个以“十全”的名义穷兵黩武者，一个以巡幸的名义数下江南的风流天子，一个以盛世的名义禁毁图书、摧残文化者，一个以禅让的名义继续玩弄权柄的虚伪另类的皇帝，在“大治”之后是如何给中华帝国带来“大乱”的。
以十全的名义
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是雍正帝胤禛的第四子，雍正元年（1723年）时由一个普通的皇子被密定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9岁时，弘历入学读书，接受“六艺”即礼、乐、射、御、书和数等教育，研读满、汉典籍，遍习文武，协助雍正处理军政事务，全面而严格地接受人君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25岁的弘历顺利登上皇帝的宝座，年号乾隆，开始了长达64年的统治。
乾隆登基的时代，清军入关已近100年。中国传统核心统治区在历经近50年大动乱之后，总体已经归于平静。同时，经过一系列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从康熙中后期至雍正年间，经过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改革，到乾隆初年，传统的农耕经济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并得以继续发展，国内政治稳定，文化事业有条不紊。
然而，随着清王朝统一中国的步子逐步推进，随着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的进一步加强，在西北、西南、东南等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以满族为统治中心的中央政权与边疆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尖锐对立，尤其是随着以近代沙皇俄国、英国殖民者等为代表的西方列强试图把他们的范围侵入到中国传统辖区内，中外反动的割据势力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中国在边疆地区的管理与控制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乾隆帝在位期间，为巩固和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巩固国家统一，平定各地叛乱，制定管理制度，确定管理措施，积极开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然而，乾隆帝在控制和巩固边疆的统一和稳定的过程中，由于他的虚荣心理作怪，一味诉求武力，凡事务求斩草除根，导致穷兵黩武，劳民伤财，官怒民怨，给清朝的统治埋下了祸根。
乾隆帝晚年把他一生经历的10次重大用兵征伐概括为“十全武功”，他自诩为“十全老人”。所谓“十全”是指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一次平定回部大小和卓之乱，两次扫荡金川，一次平定台湾林爽文之役，降服缅甸和安南各一次，以及两次抗击廓尔喀之役等。乾隆的这十次征伐情况各有不同，性质也有较大的差别，既有抗击外族侵略、维护正义的，也有平息地方叛乱、安定边疆的；既有耀武扬威，小题大做的，也有多管闲事，得不偿失的。年迈的乾隆把当政之年的重大征伐拼凑成“十全武功”，也反映了他沾沾自喜的心理。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应该是不惜代价的；但对国内民族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却不应该以狭隘的本民族的利益或炫耀所谓的国力诉诸武力，以肆意屠戮为家常便饭。
大小金川战役。金川有大小两条河流，地处四川省西北部，山高谷深，河流湍急。这里居民多以藏民为主，大小二金川长期联姻，形同一体。明朝时在这里设置杂谷安抚司以管理，在接受中央领导的前提下，由少数民族首领自主管理。清初承袭明制，承认金川地区藏民传统的世袭自治制度，但到乾隆初年，大金川的势力不断强大，土司头目莎罗奔不断侵扰相邻各部。为了惩罚这种部族之间的侵扰行为，乾隆十二年（1747年），乾隆发兵3万分两路进攻大金川。由于山势险峻，气候恶劣，进展极不顺利，直到十四年才迫使莎罗奔投降。10余年后，金川地区的各土司部族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廷再度出兵给以镇压，直到乾隆四十年底，才将大金川之叛平息下来。为永绝后患，乾隆在此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在险要地方设置重兵镇守。大小金川，地广不过二、三百里，人不过3万，而两次金川之役共耗银7000余万两，第一次出兵就三易其帅，将士死亡过万；第二次，乾隆拒绝任何形式的和解，坚决予以彻底消灭，仅围困勒乌围就达两年之久，并将大小头目一一查出，就地正法，可见战争之惨烈。
两次平定准噶尔之役。西北地区准噶尔部族之间以强凌弱，动荡不安，波及西藏和蒙古地区，引发一系列与中央王朝之间的战争。乾隆十九年（1754年），准噶尔部族中首领阿睦尔萨纳在部族战争中失败，遂投降清政府，乾隆帝想借机实现对西北的控制权，遂发兵5万，一举消灭达瓦齐的势力。哪知阿睦尔萨纳意在借兵自重，公开对抗中央，乾隆帝龙颜大怒，决计荡平准噶尔地区，在阿睦尔萨纳死后，继续在西北清剿残余，对西北准部进行了血腥屠杀，造成西北地区数千里的无人区。清朝在平定叛乱后，在西北地区实行了“三光”的野蛮政策，天怒人怨，无可原谅。乾隆帝以无数生命、鲜血和历史的大倒退换来了边疆的巩固和版图的奠定。
对缅甸和安南用兵。从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四年，乾隆帝还先后对邻国缅甸和安南两国用兵。就战争的性质而言，这两次用兵，都不能说是正义战争，给中国人民、缅甸和安南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从福建逃难到台湾生活的农民林爽文不堪忍受地方官的贪暴，领导汉族和高山族贫苦人民起义，这是一起典型的反抗贪官酷吏暴行的农民起义，队伍发展至数十万人，席卷整个台湾岛，乾隆发兵6万余，历时一年多，将起义镇压下去。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82岁的乾隆在取得反击廓尔喀战争的胜利后，他拼凑了在位期间自以为最值得炫耀的十次战争，列为“十大武功”，自称“十全老人”。兴之所至，他撰诗云：“开恩逭孽明颁旨，竟得十全大武扬。”当年十月，余兴未尽的乾隆又写了一篇《御制十全记》，并下令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将这篇《御制十全记》镌刻碑文，建盖碑亭，竖立在拉萨布达拉宫康熙皇帝的御碑之旁，永久纪念。他骄傲地说：“五十七年之间，十全武功，岂非天赐？”
乾隆御制平定苗疆得胜图序
不可否认，乾隆自诩的“十全武功”中，确实有值得称道之处。乾隆在继位之初，尚能以清醒的头脑告诫自己不要轻易兴师动众，所谓“佳兵不祥”。他也曾心平气和、宽宏大量地与边疆少数民族首领谈和解、谈共处，但随着国力的增加，自我感觉的良好，让乾隆失去了足够的理智与清醒，开始了连绵不断的“兴师问罪”。乾隆帝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信心越来越足，战争越来越多。在战争中，乾隆推行了极其野蛮的、血腥的屠杀政策。对民族地区的征伐和控制方式也大有可商榷之处，满族以少数民族之身对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敌视和恐惧导致斩草除根的做法，以及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安的做法都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对炫耀所谓的盛世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天威而对周边国家事务进行不必要的干涉，也是害人害己的。乾隆在耀武扬威的时候，不分内外，不分敌友，正如李治亭说：“高宗对此次军事行动（指武力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作为他的‘十全武功’，不是一件很光彩的行动。这与前叙之‘武功’不可同日而语。”究其原因，是其虚伪另类的心理在作怪。
以文化的名义
自幼饱读儒家典籍的乾隆皇帝深知中华传统思想价值之所在，随着清朝的统治趋于稳定，良好的物质条件和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温饱足而思淫欲，清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除采取武力和法制直接镇压外，还逐步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利用传统的儒家学说，笼络广大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刽子手”和“牧师”的两种职能。盛世帝王乾隆以发展文化、繁荣学术的名义，制造文化繁荣，制造文案冤狱，再为他的虚伪另类添上浓重的一笔。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就组织学者编写史学、修纂典籍。他在位期间开办的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是编纂《四库全书》。所谓“四库”全书，意指以经、史、子、集四类总括天下典籍。《四库全书》的纂修始自大臣提议的对前明永乐朝编辑的《永乐大典》的辑佚工作。《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在位时集天下文献分类编辑的卷帜浩繁的类书，到清代多有亡佚。在大臣的提议下，乾隆下令开馆访求天下之书以辑《永乐大典》之佚，从而促进了《四库全书》的纂修，以及文字狱的迭兴。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乾隆帝再次下诏访求天下图书，凡各地方、各机构、各色人等，务求将所藏书籍解交到官府，官方搜访，民间献书，不拘一格，统一送到北京的四库馆。为了表彰献书有功的藏书家或尽心访书的督抚学政，乾隆帝还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奖励办法。短短几年间，征集图书达13500余种。
单从这次访书活动看，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官府将散于民间的珍贵典籍统一收藏、管理、整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存和弘扬文化典籍；另一方面，不少民间藏书家将世传家藏图书交上，这些书绝大部分没有被返还，民间私人藏书事业受到致命的打击，一些珍贵的典籍由于可能涉及清朝统治者的统治而被禁毁，从此永绝于人间，对中华传统的文化典籍事业的发展带来致命的影响。随着征求图书事业的深入进行和《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进行，这场由访求遗书而带来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浩劫——禁书、毁书、文字狱的大幕才刚刚拉开。
四库全书正文书影
这场禁书和文字狱活动显然是乾隆皇帝一手操纵的。随着各省访求图书源源不断地送到北京，一些书中“违碍悖逆”的文字引起了乾隆帝的高度关注。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乾隆正式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查缴所谓的违碍书籍。随着禁书活动的大规模展开，乾隆皇帝察察为明，复加苛求，各级地方官为迎合上意，吹毛求疵，小题大做。
由乾隆直接主持的禁书活动一直持续到乾隆五十九年，历时19年，据黄爱平统计，仅官方编译的查禁而销毁图书就有3100种，15余万部，销毁书版8万块以上，民间因害怕连累而私下销毁的不计其数。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文化浩劫中，禁毁的图书与刊刻保留下来的书大致相当。被确定为禁毁之书包括乾隆以前历代典籍精华之野史稗乘、文集笔记、奏疏杂纂、石刻碑铭、杂剧曲本、郡邑志乘、天文占验之书，“御批”书籍等，尤其可笑的是，就连在民间广泛流行的戏剧艺术形式，如昆腔、石牌腔、秦腔、楚腔等，也都在查禁之列。各省采进而来的所谓禁书，送交军机处，经翰林院详细审查后，最后报呈乾隆皇帝处裁定，送到武英殿付之一炬。名义上的编修史书活动实际上演化成为一场“寓禁于征”的政治阴谋，名义上的修纂实际上演变为一场“焚书”活动，演变成为一场肆意篡改历史文献典籍的文化浩劫。
更可怕的是，伴随着查抄禁书活动的展开，乾隆朝的文字狱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突出地反映了清代、尤其是乾隆时代文化政策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摧残文化的一面。据《清代文字狱档》收录的文字狱档案统计，从乾隆六年至乾隆五十三年的48年间，重大的文字狱案有53起。这一时期，统治者动辄于语言文字之间指摘苛求，各色人等之间告讦之风大盛，许多极为普通的事件，竟至酿成文字狱，株连惨重，触目惊心，使许多无辜的下层民众成为封建专制制度的牺牲品。
所谓的康乾盛世开创的一代文化成就的最高峰，竟然是建立在“焚书”和“文字狱”的基本之上，高傲自大的乾隆竟然会如此的色厉内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