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人们阅读历史的视野越来越宽阔，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早已不再局限于帝王将相的历史。但是，作为曾经中华帝国的主宰，帝王在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是无可替代的。对帝王群体多角度的解读，以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既是普通读者持续的阅读需要，也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本书就是一部从历史学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20位帝王的“另类”行为的通俗性读物。
帝王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适应不同社会阶层的管理需要而产生的。帝王是古代压迫阶级的总代表，是野蛮战争的产物，是统治者阶层的总代表。
正是由于这些“总代表”的身份，“家国天下”的帝王身上背负了太多的责任，承担太多的希望和压力。自帝王产生那一天开始，人们就对帝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明朝人丘濬在《大学衍义补·正朝廷》中说：“人君所居之位，极崇高而至贵重，天下臣民，莫不尊戴，譬则至大之宝也。”他说，帝王要想拥有“大宝之位”，首先要“聚财”，即“体天地生生之大德，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使之得所生聚”；其次，要“理财”，即“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各用其用而无有亏欠”；第三，还要“正辞”，即“辨其名实，明其等级，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别，上上下下而无有混淆”。概言之，帝王之治国“正途”，只有做好“正德、利用、厚生”等大事，才可以天下称颂，国祚久长。
因此，帝王的素质教育非常重要。如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立下规矩，太子要出阁学习，帝王有经筵听讲。目的是为培养储君（皇帝）“进学修德”、“用贤使能”的品格。学习的内容为传统的儒学经典，包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等知识，通常先读四书，再读经、史，兼习书法等。1572年，9岁的朱翊钧继任明帝国第13任皇帝，时任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对他进行了系统的教育。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学习非常重视，他亲自汇集了自尧、舜诸帝王以来“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撰写《帝鉴图书》一书。书中借鉴历史故事，深入浅出地讲授帝王行政之道，每一个故事还绘制一幅精美的图画，图文并茂，以引起小皇帝的学习乐趣。从《帝鉴图说》的内容不难看出对帝王的诸多要求和寄托的希望，如任贤图治、孝德升闻、戒酒防微、感谏勤政、纳谏赐金、露台惜费、遣幸谢相、宾礼故人、君臣鱼水、面斥佞臣、委任贤相、兄弟友爱、不受贡献、遣使赈恤、竟日观书、引衣容直、受无逸图、不喜珠饰、纳谏遣女以及轸念流民等，既涉及帝王个人修养、家庭和睦，也涉及政治行为和生活方式等。历史上，圣贤的名君大都能恪守此道，治理国家，像唐太宗、明太祖和康熙皇帝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然而，历史上，却有一群这样的帝王，他们要么不修身，不养性，乱后宫，荒朝政，“不务正业”，大部分精力放在个人的兴趣、嗜好、甚至是癖好上，放荡不羁；要么不遵守作为一个帝王应当遵循的施政治国基本原则和方法，食古不化，崇信神灵，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生灵涂炭，决不应该是一个“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帝王所为。这类帝王，我们姑且称之为“另类”帝王。
本书，我们选择了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20位另类帝王加以分析。通过他们揭示成长背后的故事，真实再现这些帝王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另类”地步的？这二十位帝王，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亡国型。
这类帝王或就位时已处本朝末世，或者身处乱世而不自知，面对已相当复杂的社会和阶级矛盾，不敢或不愿意面对社会现实，完全沉溺于极其荒诞的生活之中，最终落个身死国灭。也许他们不是名义上的亡国之君，也一定是致使国破家亡的罪魁祸首。像秦二世胡亥，长期隐居深宫，把政务完全交给近臣处理，赵高得以趁机弄权。赵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是忌讳多，尤其不愿意听到“盗贼”二字。他不许地方官员报告“盗多”与“贼情”，大难临头时才幡然醒悟，可惜为时已晚。孙皓是一代豪杰、吴国开国之君孙权的孙子，也是东吴第四位君主。他即位之时，天下风云际会，群雄逐鹿。而孙皓却沉溺于迷信、好色，凶残嗜杀，他竟然剥人面皮，挖人眼睛，剁人肉酱，残暴本色，登峰造极。280年，“北军日近，而兵不举刃”，孙皓开门迎降后，被俘至洛阳，吴国灭亡，他也客死他乡。又如，晚年的元顺帝在“旧政更化”受到挫折后，便失去了一如既往的勇气，遇到困难就一味退缩，面对挫折反而得过且过，放纵、麻醉自己，整日过着荒淫无道的生活，国家岂有不亡之理。
第二类：昏童型。
这类帝王年少登基，自幼缺乏父母或贤臣的管束，也缺少系统的教育，身边又多是一些良心坏透的宦官或奸臣。登基以后，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去治理国家，国家大权悉数交于奸阉奸臣之手。如汉灵帝13岁登基，无知无识，阅历浅薄，缺乏心计，错把奸人当作生父和生母。他当政时期，宦官把持朝政，他自己常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张常侍和赵常侍分别是指大宦官张让和赵忠。他在位时，张让和赵忠等人和大臣狼狈为奸，坏事干尽。东汉帝位传承至灵帝，已有140余年，帝国之锐气渐渐荡尽，又碰上一个荒诞另类的他，气数也到了尽头。萧宝卷称帝时也不过16岁，他的父亲齐明帝对他十分溺爱，由于从小娇生惯养，不习诗书，不知百姓疾苦，平时的生活随心所欲，游戏当中充满血腥，一直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唐僖宗12岁入继大统，是唐朝历史上即位年纪最小的皇帝，他耳濡目染了前朝的奢侈腐败、声色犬马，即位后又被不肖臣子引入了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歧途。田令孜在僖宗做亲王时，就服侍在他身边。所以，僖宗即位不久，就任命他作枢密使、左神策中尉，执掌禁军，还尊称他为“阿父”。就是这个田令孜，绞尽脑汁、变着花样地带领僖宗尝试各种游戏。僖宗天天就沉迷于游戏之中，真可谓游戏人生啊！他喜欢斗鸡、赌鹅，迷恋骑射、剑槊、围棋、赌博等各种游乐技艺形式。干出一件又一件荒唐的事情。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武宗朱厚照接替皇位时也只有15岁。据说，朱厚照6岁就出阁系统学习人君之道，勤奋好学，“晨起坐讲，席则移时，至午又然”；对讲官彬彬有礼，接受知识非常快，按说应该明察历代治国之道。但登基之后，明武宗的玩心大盛，纵情娱乐，起居无常，学业渐渐就荒废。经筵日讲开课没几天，他就以各式各样的理由逃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到了五月，索性让司礼监传旨，以天气炎热为由，暂免读书，说等到八月天气转凉了再说，自己给自己放起了暑期长假。学习的事情从此也就不了了之。明熹宗更是一个怪皇帝，13岁时才第一次接触到老师和书本，但不久又辍了学。20岁时被册立为皇太子，又时断时续地学了几天，一生加起来不过读了几次书，基本上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在清朝，同治帝载淳6岁登基。6岁的孩子，主要任务自然是学习。两位皇太后慈安和慈禧太后都没有什么文化，既认识不到学习的重要性，指导小孩子学习也不得法。加上她们生活慵懒，缺少积极进步的精神，常在重华宫潄芳斋办事、传膳、听戏，没有给同治以有益的影响。缺少积极管束的同治非常贪玩，对学习没有兴趣，“见书即怕”，跟着老师学上三五个月也没什么长进，到了十七八岁亲政的时候，同治竟然连“折奏未能读”，甚至连最基本的《大学》还不能熟读。
没有了传统文化的浸润，没有了历史责任的传承，一个贪玩成性的顽童长大以后，自然谈不上什么宏大抱负。这恰恰是作为未来皇位继承人最可怕的品格。没有任何的准备，这些昏童似乎准备一直生活在一个无拘无束的嬉戏世界里的时候，而中华帝国在他们的影响下却在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第三，虚荣型。
这类皇帝，出于某种目的，不切合实际地炫耀，讲排场，爱虚荣，或穷兵黩武，或巡游无度，或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虽然风光无限，挣足了面子也断送了国家的前程和自己的性命。王莽、隋炀帝、明宣宗和清乾隆等都是这一类人物。隋炀帝试图延续辉煌、壮大国威，但他的自负、虚荣心理与官宦背景，严重左右了他的治国理念与方法，导致了统治的失败，大外交、大工程、大排场、大战争等“四大皆空”。他的大外交，不切实际地向外邦炫耀财富，造成了国力的大量损耗；他的大工程如建东都、修运河、筑长城等，每月役使劳动力数百万之多，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作为一国之君，他做任何事都要有大国的气派，忘记了乐极生悲的典故。隋炀帝做梦也不会想到是自己的大臣、宗亲、亲信举起了反旗，借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之势，要了自己的性命，推翻了大隋的政权。乾隆帝也是虚荣皇帝的代表，他以“十全”的名义穷兵黩武，以巡幸的名义数下江南，以盛世的名义禁毁图书、摧残文化，以禅让的名义玩弄权柄，这些都给恢复和发展中的传统经济和社会文化带来致命的影响，在“康熙盛世”之后带给中华帝国的是“大乱”。在乾隆的最后20多年里，社会矛盾潜滋暗长，这些都被好大喜功、死要面子、虚荣心极强的乾隆给通通掩饰。他不去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带着自己的心满意得，带着大臣们的歌功颂德，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留给他的臣子和百姓的却是动荡、饥饿、疾病和战争的煎熬。
第四，走火入魔型。
帝王也是普通人，受环境或因素的影响，有一些娱乐爱好，亦在情理之中。但帝王又非寻常人，他拥有无上的财力，承担最重的社会责任，如果对自己的志趣不加节制，势必荒怠朝政，同时，由于他个人的志趣取向带有明显的导向性，也会把整个社会风尚引向非常态的地步，社会发展也会失去平衡。南朝梁武帝萧衍、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和明熹宗都是走火入魔型的皇帝。像梁武帝，虽为帝王，却心仪佛门，他不顾江山，不务军政，数次栖身同泰寺。由于一心事佛，他崇尚文雅，刑法简陋，对犯罪行为给予了极大的宽容和怜悯，导致社会秩序混乱。皇帝带头崇佛，全国上下更是掀起信奉佛教狂潮。寺院猛增，佛徒日众，在梁武帝时，佛教达到南朝的极盛时期。唐人杜牧有诗句形容当时佛教盛况空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南唐后主李煜，“精究六经，旁纵百氏”，善诗词、精书画、通音律，身边簇拥着南唐文人韩熙载、冯延巳、李建勋、徐铉等。他喜好“悁心志于金石，泥花月于诗骚”的文人雅士生活。他的书法自创金错刀、摄襟书和拨镫书三体；画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通晓音律；曾与昭惠周后审订《霓裳羽衣曲》残谱，世人誉其为中国文学史上“最美丽、最风流、最多才、最能爱”的文人。无论是登基前后，李煜都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他酷爱下棋，拒绝召见大臣。他沉醉于儿女私情中不能自拔。他崇信佛事，供养僧侣万余众，就在金陵城被围困时，他仍在宫中与道士和尚大谈佛道，直到沦为俘虏才如梦初醒。
宋徽宗有着像李煜一样的爱好，也重复着诗文误国的故事：集书法家、画家、教主道君、诗人、蹴鞠爱好者于一身，却忘记了自己首先是一位亿万人民的君主。角色的错位，导致徽宗治理下的宋朝日益衰落。皇帝为了自己的爱好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滥用民力。朝中腐败黑暗、奸臣当道、结党营私。广大老百姓，生活极端困苦，不堪重负，民变不断、义军蜂起。唐后主和宋徽宗，都成了敌国的阶下囚，都客死他乡，不能不发人深省。所以，到明朝时，张居正看到万历皇帝钟情于书法艺术，马上停止了他的书法，以防止其过于专注其中，实为避免重蹈覆辙。尽管如此，明廷内畸形的生活空间还是促生了另一位走火入魔的“木匠”天子明熹宗。
另类帝王的行为是形形色色的，上述类型的划分只是侧重于帝王某一个方面的特征，是为了评述的方便而进行粗略归纳。比如，有的帝王因为自己的角色错位成了亡国之君，昏童没有来得及清醒明白就做了阶下囚等，他们既是走火入魔型，也是昏童型或亡国型。面对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另类举止，我们思考得更多的则是这些帝王的另类行为产生的原因到底在哪里？
朱星先生在《中国皇帝评论》中，把皇帝的特权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最大占有，即凡在其武力统治区内的一切都属于他，也是《诗经》上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或者说是人们常说的“家国天下”，天下乃一人之下，一姓之天下。二是最大的权力，即帝王对他所管辖的地区、甚至是想象中的地区，拥有一切支配权，不需要任何理由地占据，可以随便杀人，哪怕是他的妻子父母。三是最高的荣誉，历史上劳动人民创造的成就都记在他一人名下。四是最大的物质享受，即帝王的衣、食、住、用、行等，当然还包括性的满足，一定是全国最高、为所欲为的等级。
换言之，在古代中国，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特权，正是种种特权渲染了他们的另类行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有对权力加强监督和约束机制，才能有效地避免权力的滥用，防止私欲的膨胀。好喝、好睡、好吃、好玩、好斗、好游、好色等是人性中潜在的私欲。帝王的另类举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性丑恶的一面在作怪，没有了约束与抑制，私欲就会迅速膨胀，残暴、虚荣、好奇、猎奇等就会应运而生。
我们分析了20位“另类”帝王的人生历程，不难发现：每一位帝王的另类行为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背后都有着复杂而真实的历史背景。他们的另类举止，既是荒诞的，也是真实的。
沧海桑田，缘于不经意间的细流沙沉。防止人性私欲的剧激膨胀，就需要防微杜渐。王阳明讲，人性皆有阴阳善恶，与其暴露其丑，毋宁张扬其善。从道德层面上讲，弃恶扬善，人有恶欲并不可怕，只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就可以驱除邪念。从制度和法律层面上讲，还要通过有效的制度和法律约束制度，把邪恶消灭在萌芽状态。
今天，历史的车轮早已碾过了“家天下”的时代，然而，历代帝王的荒唐言行举止，他们的人生经历所揭示的教训，足以警示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