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AB团运动和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在中共党史上写下了极为痛心的一页。
几十年后，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肖劲光在回顾闽西肃反时，依旧无法控制心头的沉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肃反使闽西的党组织、军人和人民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灾难。今天看来，这场灾难完全是王明“左”倾路线造的恶果。本来，立三路线造成闽西工作上的损失，引起人们的不满是正常的，对这些同志应当与真正的反革命区别对待。真正的反革命是应当肃的，但不应混淆敌我界限。当时左的领导同志把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错误地在党内、军内、政府内、人民群众中开展了大规模的肃反，并且逐步升级，越来越扩大化。当时在闽西处于主要领导地位的是外来的干部，有些同志不懂得闽西的历史，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又不肯虚心地向当地干部学习，钦差大臣作风，以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处理问题。这一错误的思想方法和当时的错误路线相结合，便造成了肃反中严重的错误。同时，用了象林一株这样品德不好的人做肃反工作，也是造成这一严重错误的原因。
1930——1931年间肃反出现的错误之多，受冤者遭遇之惨，连当时主持中央苏区的“左”倾领导人亦不得不予以承认。
1931年12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六号》就披露：
在过去的肃反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的，临时中央政府严重地警告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各地过去的肃反工作，有许多地方是做得不对的。例如听到某个或某几个反革命的口供，没有充分的证据，未经过侦查的工作，就进行捉人。审问的时候，偏用肉刑，苦打成招的事，时常发生。处置犯人的时候，不分阶级成份，不分首要和附和，以致应当轻办的，却把他重办了。
错误的出发点，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肃反悲剧性的结局。
闽西团特委曾对闽西团组织的反革命情况作了这样耸人听闻的估量：“闽西团内社会党分子堵塞着，龙岩全县可说是没有团员了。其它各地可说每个支部都有社会民主党分子，有的甚至于全支部都是，干部方面上一层旧的干部都是社党分子，部分在改组时是社党分子，经手提拔的也是社党分子。”
更为荒唐的是，主持肃反的人认为，有些人虽然不是社党分子，但实质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的发展对象。因此，许多少先队员、儿童团员也被逮捕，严加审问，追查他们背后的社党分子。
一个人被怀疑是AB团，与这人有工作联系的也被怀疑是AB团。
同乡是AB团，老乡自然更可疑。富田事变后，部队进行肃反，江西籍战士成为主要肃反目标，因为富田事变的参加者均为江西人。黄克诚所在的一个团在江西兴国补充了一批新兵，结果，这批年轻的战士还未上战场，便死在自己的同志的刀下。因为肃反委员会怀疑他们与家乡的AB团有联系。
在有的地方，杀AB团到了令人难以致信的程度。于都县委的一名秘书，因为字写得好被当作AB团杀掉了；如果有人讲话有条理，颇具说服力，也会被当作AB团处死，因为“AB团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内容之一，便是煽动欺骗群众。”
在这场令人恐惧而又荒诞不经的运动中，一句胡编的口供，便能致人于死地。“重口供轻证据”，就是当时肃反的普遍作法。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的李聚奎就曾有过类似的经历。
1930年11月，李聚奎所在的红三军在赣东的黄陂一带进行整训，打AB团。
李聚奎回忆说：
那时候打“AB团”的做法，是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讲事实，完全采取诱供、逼供的办法。甚至把部队集合起来，排成一字长队，再把经过诱供、逼供而“自供”是AB团的人带到队伍面前，然后指着队列里的人，逐个向他提问：
“他是不是？”“这个是不是？”
只要他说声：“是”，或者一点头，就当即把被指的人抓起来。就这样，误整了许多无辜的好人。特别是在同一个地区来的人中，只要抓出一个，往往就牵连一大片。如我们团在吉安扩编了一个新兵连，大部分是吉安人，因为都是一块来的，互相认识，所以这个连抓出来一个吉安兵后，就“供认”出了半个连的人是“AB团”。
在红三军，肃反首先是从八师开始的。八师政治部主任头一个被杀。随后，肃AB团运动迅速波及到李聚奎所在的第九师。李当时是九师二十七团团长。
九师抓AB团的作法和其它单位的差不多，不调查，不分析，只凭诱供逼供，一句话就能把人打进监狱，甚至送进地狱。
当这股“左”倾狂潮汹涌而来的时候，忠诚于革命的人们，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从干部到群众，都非常严肃地认定，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立场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但是非的标准究竟应该如何，谁也不明白。
最初，李聚奎，这位早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入党的农民的儿子，亦是对肃反中的是非问题搞不清楚。他认为，既然AB团是反动派的组织，当然应该肃清。然而，当他看到被抓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连一些作战最勇敢、政治品质最好的士兵也被当作AB团抓起来时，便感到十分的迷惑。
正当李聚奎陷入迷乱的泥潭而无力自拔时，厄运竟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来了。
这天。李聚奎和团政委贺水光，副团长陈华堂三人在团部研究各连的情况，布署今后的工作。谈起目前正在进行的肃反在场的人不禁忧心重重。
这时，师部通信员送来一封信。作为一团之长，李聚奎按以往的习惯，伸手欲接。通信员却为难地把手缩了回来。
在座的三人愕然，屋里的空气陡然紧张起来。军人的敏感使他们从通信员这一细微的动作中察觉到了某种不祥的信号。
政委贺水光和李、陈两人交换了一下困惑的眼光，然后站起来，试探性地向通信员伸出手。
通信员将信交给贺政委，又用一种十分复杂的眼光看了李聚奎和陈华堂一眼，随后默默地向政委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出去。
